城址转移，有时候反映城市功能变化，我们来看这张地图是金朝的河北东路，你们会看到沧州，不在今天的沧州市；德州也不在今天的德州市。还有很多城址，吴桥县不在今天的吴桥；南皮县也不在今天的南皮。
在明清时期的地图上，南皮县城已经移到了京杭大运河的边上，德州、吴桥、沧州也搬过去了。也就是说，从唐、宋、金到元朝，许多城址原来并不在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岸边上。这些城址的转移正是发生在元朝开始修这条大运河的时候，最终在明朝完成，一直沿用到清朝，这些城址就这样被吸引过去。
我曾经做过运河城址的研究，发现从魏州（唐代的魏博节度使城、北宋大名府城）沿着永济渠向北，沿线没有真正的建置州县城，却都有一个桥。魏州有“魏桥”，贝州有“孔桥”，内黄有“永定桥”，馆陶有“永济桥”，永济县有“张桥”，武城县有“义王桥”，长河县有“白桥”，安陵县有“柏杜桥”，东光县有“白桥”，长芦县就是今天的沧州，有“市西桥”，东边是沧州，有个铁狮子，元朝沧州迁移到桥边。安次县有“耿桥”，安徽的宿州有“埇桥”。这一系列水陆交通沿线，最初都没有城，而是有一座桥。因此，肯定是因为水陆交通便利，城址被吸引过来。
当城址不在桥边上的时候，城市仅仅是一座军事防守型的政治性城市；当城址搬到运河边上，譬如德州、沧州、天津最为典型，城市的商业仓储功能就提升了。城市功能发生变化，是我们研究城址转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
大家做城市研究，需要注意桥渡，其军事地位比较重要，也容易在物资转运的过程中在桥头形成市场。而且还要注意，在古代社会，拉纤或者是帆船，每一天在水里的行程是50里。所以这一带的县城间距是50里不到100里，而且在这之间可能还有镇。
另一个问题是城市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苏北的高邮、宝应两座城，都在大运河边上。这两座城在唐朝开始出现，到宋朝时运河穿城而过，可以看到中市桥、南市桥都跟运河上的桥有关系。到了明清开大运河，拓宽运河河道以通漕粮，城中间的运河窄小，船过不去，就绕城外开了新的运河。从历史上大运河转移到县城西边的历程来看，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力度加大之后，高邮县政府和宝应县政府需要东迁。后来事实果然如此。常州和无锡的运河也曾经是穿城的，今天这条大运河已经都在城市外面了，说明这些城市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城市中心怎么移，往哪个方向移，是我们通过城市史研究可以做出一定预测的。
最后，谈谈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以及如何通过它来解读城市的管理方式。
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的现象，可以从形态和功能上得以阐释。只有人的活动，才能改变城市的形态，反过来我们可以从城市形态来研究，是什么动机导致了这样的形态。中国城市形态曾对新罗和日本都有影响，他们模仿中国唐朝长安的那种形制，可还是不太一致。那么，我们的坊市制的城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形制？
坊市制：隋唐时法律规定，临街不许开门，不许开铺面房，晚上得宵禁，赶紧回家，一敲鼓不能还在外面闲逛。
我们从鲜卑人讲起。鲜卑从北方入主中原，从在马背上活动变成要统治中原农业地区，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定居。但是，当时采军政体制的鲜卑认为，鲜卑贵族不能和中原普通的士农工商住在一起，于是他们通过在城里筑高墙划分街区来做分隔，这街区就叫做“坊”。坊是方形的，把城市约束得很方正。坊市制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再到隋唐，虽然期间也受到部分南方政权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体现了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怎样管理城市。其目的是“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区隔皇室、贵族、士农工商。中唐以后或唐后期，中央权力不那么强盛了，于是有了地方繁盛之始。坊市制这种封闭的制度因为不符合城市自然发展的规律，也就崩溃了，正是这时候出现了最富庶的、甚至比京师更繁荣的两个城市：扬州和益州。
再举一个例子，元大都是又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蒙古人统治中原地区时建造的都城。忽必烈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他认为如果想要当中国的皇帝，就要按中原汉式儒家礼制建造都城。按照《周礼·考工记》帝王之居的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把宫殿和皇城建于城市中央，忽必烈的宝座坐北朝南，体现“面南而王”的传统思维。城郭开十一座城门，符合《周易》“天地之数，阳奇阴偶”的阴阳学观念。南面上朝，背后的鼓楼是市场。作为传统农业国家，一定在都城里有两个祭祀祖宗和土地的场所，因此在左即东边设祖庙祭祀皇室的祖先，右即西边筑社稷坛祭祀土（社）谷（稷）之神作为国家政权的标志。
我还要谈的是另外一点。大家都知道北京东西向的小巷叫胡同，过去的学者提到胡同的含义就是水井，我认为胡同就是通道巷子。2004年我去了蒙古，在飞机上拍了一张照片。这几年蒙古草原干旱，草场退化，很多牧民没办法生活，于是就搬到首都乌兰巴托的周围住下。蒙古政府给他们平均分配宅基地，让居民自己选择建房子或者盖蒙古包都行。照片上那些一排排房子之间等距离的通道实际上蒙古语就是“胡同”。
我用一条史料佐证我的观点。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做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也就是说，从燕京旧城迁往大都新城者的居民，以有财力、有官职者为先，无论地位高下、钱财多寡，一律平均分配每八亩为一分的土地，在巷子里建面积同样大小的院子和房子，这样就形成了北京产生建筑风格一致性的三进四合院。这是一种新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反映第二次草原民族定居以后，统治者想出办法来管理一座城市。
（节选自李孝聪教授在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