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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嘉 原文刊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年第1期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步入世界强国之列，极力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中国成为其主要的侵略目标，因而中国也是其最为关切的目标，为此，日本各界纷纷组织社团，对中国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并通过各种方式增进“日中亲善”。日本政府还利用庚款在中国发展“文化事业”，日本创办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奠定了日本“对支文化事业”的基础。该研究所成立伊始，即以开展“纯粹学术研究”为名，在中国刺探搜集资源和文化情报，尤其在全面抗战时期，更成为日本实施军事扩张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因为研究所到后来为日人所包办，而且背后亦受到日本军阀侵略政策的影响，不能发挥纯粹文化事业的功能”。既往学术史，鲜有关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及其在华文化侵略活动的研究成果，偶有涉及也大多论述该所成立经过、研究人员及主要活动情况，而对其调查研究和文化侵略行径分析不够深入，相关日文档案史料挖掘利用也不充分。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日本档案，考察该研究所成立之经过、各种调查研究活动，并深入分析其配合日本军政当局实行文化侵略的本质。庚子事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向英、美、法、德、俄、日、意、奥、西、荷、比等11国支付巨额赔款，日本成为获利最大的国家之一。一次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积极谋求减免庚子赔款，加之当时北京政府财政拮据，遂决定推迟5年支付赔款，但至1922年，中国又被迫继续向列强支付赔款。此时欧美列强开始考虑退还庚款，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以掌握中国文化教育话语权，同时“赢得”中国民心。鉴于此种情形，日本当局开始考虑处理庚款对策。1922年2月，荒川五郎联合12名议员在日本第45届国会上提出处理庚款议案，建议将部分庚款退还中国，用于补助中国留日学生，日本在中国开设的医院、学校及其他文化事业，以促进所谓的“日中亲善”“日中提携”。该议案不久即得到日本当局的支持。1923年3月，日本第46届国会正式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规定补给资金来自“庚子赔款及山东有关之铁路及公有财产补偿国库之本利，山东相关矿山之补偿金”，补给对象包括“日本在华之教育、学艺、卫生、救恤和其他文化事业；对居留于日本之中国国民实施与上述相同之事业；在日本研究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事业”，并规定每年预算金额“不得超过250万元，1926年追加到300万元”。为强化监管“对支文化事业”，日本外务省还设置“对支文化事务局”和“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 两机构人事均由外务省任命，并接受其指挥和命令。《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出台后，引起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强烈反对，尤其对该法案中出现的“支那”“对支”等辱华词语极为愤慨，中方强烈要求日方修改既定法案。1924年4月，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发文认为，“因'对支文化’这一名称容易引起误解，应改为'东方学术’”。为缓和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同年12月，日本政府修改原定官制，在亚细亚局之下设置“文化事业部”，以取代“对支文化事务局”。1926年7月，日本成立由中日双方专家学者组成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并颁布总委员会章程，“对支文化事业”正式改名为“东方文化事业”。但根据日本档案记载，此后日方仍有人称其为“对支文化事业”。1927年6月，外务省再次修改官制、扩充管理机构，“将文化事业部升格为外务省独立一部，部长由外务省高等官员充任，文化事业部之下分设三科，第一科职掌对华文化事业资助事宜，第二科分掌庶务，第三科职掌国际文化事业相关事项”。从日本处理庚款结果来看，并没有将庚款悉数退还给中国，日本始终掌握款项的使用权和主动权。《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出台后，日本开始利用庚款发展“对支文化事业”，并由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实施，外务省遥控和监管。此举引起中方极大的愤慨，江苏省教育会强烈抗议日本此举，不过是“用庚款之名，实行文化侵略主义”。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只得派遣官员赴日本协商修改法案。1923年12月，北京政府委派江西省教育厅长、参议院议员朱念祖和教育部参事陈延龄赴日，协助驻日公使汪荣宝交涉庚款处理事宜。不久，中方官员会同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出渊胜次等人商议庚款问题，直到次年2月才达成《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亦称《汪—出渊协定》），其内容有：“日本举办对华文化事业时，应充分尊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之意见。庚子赔款中拨付资金，主要用于中国人所办文化事业；至于日本在山东既设医院学校和其他日本团体在华经营的各种文化事业，其补给应从山东方面款项支付。在北京成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图书馆，在上海成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办理前二项事业所付经费另定之。以后庚子款项资金如有剩余，再举办博物馆、医科学校及附属医院。对于所办各项事业，设置评议委员会，由中日人士组成，评议员约为20人，中日双方各10人，在中日双方协商下，另选1名中国人担任会长。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图书馆用地，由中国政府无偿提供。救恤之名义，应尽快改为慈善费或者其他名称。”比较分析《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和《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二者并无本质区别，日本仍未将庚款交给中国政府处理，日本“对支文化事业”不仅合法化，而且获得更多便利，可以在中国领土上成立各种文化机构或团体。该协定与国人的初衷相去甚远，因而再度引起中国各界人士的不满和抨击。然而北京政府外交无力，且疲于应付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最终放弃最后的抗争。该协定竟成为日本日后开展“对支文化事业”之准绳，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随着庚款处理政策的确定和相关机构的建立与完善，外务省遂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具体包括：“对于中国留学生补助费，每年由中国政府自国内派送留学生300名赴日留学，由外务省补给其学费；每年中日两国学生团体至少互相安排三次旅行考察，以相互了解两国之风土人情，每次旅行费用，每人定为500日元；以200万元经费，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内分医学部与理学部；以300万元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对华文化事务局之经营，拨出一部分，为保存清朝古物费。”外务省据此方案，开始筹建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开展“对支文化事业”。根据《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第七项规定，由中日双方人士共同组成评议委员会，开展“对支文化事业”。对此，日本政府委派外务省事务官朝冈健来华商议成立委员会事宜。1925年5月，中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会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商议委员会成立事宜，双方通过《沈—芳泽换文》决定：“藉庚款在中国境内所办各项文化事业，允许在不违反日本法令前提下，为统筹规划起见，成立由中日两国人士共同组成的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名额，中国限11人、日本限10人以内，委员长由中国人充任。在上海和北京各设分会。”不久，中日双方选出11名中国委员、7名日本委员，成立“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委员基本选自中日两国教育、学术界人士。依照《沈—芳泽换文》，日本在上海成立东方文化上海委员会，负责筹建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尽管东方文化上海委员会的委员来自中日双方，但研究所经营权则由日方牢牢控制，中方委员只是参与部分课题研究，并无其他特殊权利。然而，此时上海民众反抗日风潮尤盛，上海委员会组建并不顺利，直至1925年底才告成立，中方委员有胡敦复、秦汾、伍连德、文元谟、谢应瑞、余严、严智钟、郑贞文、朱家骅、章鸿剑；日方委员有大河内正敏、岸上谦吉、林春雄、濑川浅之进、庆松胜左卫门、入泽达吉、山崎直芳、矢田七太郎、新城新藏。1926年12月，上海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其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上海委员会章程》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组织大纲》。《章程》规定：“上海委员会依据《沈—芳泽换文》，由中国政府选任11名委员、日本政府选任10名委员组成；委员会设委员长1名，从中国委员中选出；委员会负责筹建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审核本委员会各项预算、决算并报告总委员会，评议并处理属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其他重要事项，受理总委员会之委办事项；上海委员会接受总委员会所划分于上海方面之庚款依照预算使用；增设临时委员会和事务所。”《组织大纲》规定了该研究所成立目的、研究重点、机构设置、人事安排、日常管理等事项。上海委员会委员基本为理工医方面的学者、高等院校教授、研究机构或社团负责人，绝大多数委员在医学、数学、化学、物理、地理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不久，日方又增补片山正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理学博士、化学学者）和大内畅三（众议院议员、东亚同文书院院长）为委员。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即以研究自然科学之纯粹学理为目的，这与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宗旨明显不同，后者专注于经学、哲学、文学、宗教、考古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1925年9月，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在上海成立自然科学研究所，设置医学和理学两个部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创办过程中，恰逢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中国掀起了抗日高潮，上海民众亦开展大规模的抗日运动，研究所因此受到较大影响，中方委员相继退出上海委员会，加之当时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强令中方委员和研究人员集体退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研究所筹建工作几近于中断。然而，日本当局并不甘心此前在上海的努力付诸东流，单方面决定委派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横手千代之助任代理所长，继续推进研究所筹建工作。1928年8月，日本在上海法租界徐汇路与祈齐路交汇处创办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其总建筑面积近2万坪，由东京大学教授内田详三负责建筑设计，建设工程前后历经三年，直至1931年8月方告建成，仅大楼建筑即耗资120余万元。研究所设有医学部和理学部，下设病理、细菌、生药、物理、生物、化学、地质及卫生等8个学科。至此，该所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下设8个学科，各学科聘请研究员3至4名、副研究员5至6名。物理学科研究员有沈璿、速水颂一郎。沈璿为数学学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速水颂一郎为京都帝国大学理学士；化学学科研究员有冈田家武、张定钊，均为京都帝国大学理学士；生物学科研究员有木村重、大内义郎，均为东京农业大学农学士；地质学科研究员有清水三郎、尾崎金右卫门、富田达，清水，尾崎为东北帝国大学讲师，富田达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病理学科研究员有水野礼司、小宫义季，均为医学博士；细菌学科研究员有横手千代之助、黑屋政彦，横手为医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黑屋为细菌学者；生药学科研究员有曾广方、木村康一，均为东京帝国大学药学博士。从各科研究员可见，中日双方均聘请了研究员，大多为专业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中方研究员均有留学日本经历，日方研究员通晓汉语。“十几个服务的研究员，十分善于使用外地言语，对于雇佣的中国人，也能用中国语使唤。这件事虽看似简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具有其他不见类例的优越的人的基础，我以为是该研究所最有力的武器”。研究所专门聘请精通中文和了解中国国情的研究人员，极大地方便了日后在中国各地开展情报搜集活动。该研究所宣称，“以研究自然科学之纯粹学理为目的，以确立发扬东方文化之根本为目的，并致力于自然科学在中华民国之发展”。该所调查研究聚焦于自然科学领域，如1933年开展了57项课题研究，其中物理学科负责“杨子江沿岸重力和地磁力测定”“上海为中心的地球物理学的现象研究”“杨子江水流的研究”等课题；化学学科负责“中国原产含有稀有元素矿物之分析”“关于山东省产锰矿”“镭在中国的分布状态”等课题；生物学科负责“中国产淡水鱼的研究”“中国产淡水鱼的发生学研究”“东洋产淡水鱼的分布研究”等课题；地质学科负责“日本海成白垩纪层的研究”“满洲产古生代头足类之研究”“朝鲜无烟煤炭的地质学研究”等课题；病理学科负责“华中居民的卫生状态研究”“中国风土病的研究”“寄生虫的研究”等课题；细菌学科负责“关于霍乱菌型的研究”“关于牛传染肋膜炎的研究”“关于赤痢菌型研究”等课题；生药学科负责“神农本草经的研究”“现行中药中草类生药的原植物研究”“中药的组织解剖及显微镜化学的研究”等课题。从该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可知，其调查研究侧重于中国矿产、资源、地理、渔业、医疗、医药等方面。其代表性的调查研究主要有如下几项。一是淡水资源调查。1936年，该研究所生物学科研究员中村重开展中国产淡水水母研究，包括世界淡水水母之分布、中国产淡水水母之学术报告、新发现地之报告、发现地点之调查、出现期与水温、形态学研究、生态学研究、分布与地质及地理关系、淡水水母之中国名、记载在古志上之淡水水母研究等。经过研究，中村重得出结论：分布于中国的淡水产水母只有桃花水母一种，因依个体大小，其触手数或其他随着地区不同有所差异。在中国天然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长江流域之两个新发现地，即重庆与忠州附近。在长江流域，淡水水母出现在干流及支流湾口及沼地，尤其集中在上游地区。在长江以南发现地都是不通河流的独立池塘，而大多靠近海岸。长江流域淡水水母一般在春季出现，而在长江以南地区淡水水母多在夏秋之际出现。发现期之水温18°—24°，PH为7.8左右，最为合适。例如，宜昌附近与杭州附近盛产淡水水母，尤其是宜昌附近数量较多。发现地之地质大多为白垩纪，第三纪之赭页岩及砂岩。中国产之淡水水母之古名桃花鱼最为著名。长江流域谈水资源丰富，是日本觊觎的重要对象，为全面掌握长江流域淡水资源情况，该研究所陆续开展“关于太湖鱼类”“华中淡水产食用鱼介”等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开发策略”，为以后的“开发”、攫取长江流域淡水资源提供情报。二是矿产资源调查。矿产资源调查是该研究所的工作重点之一，“研究所在筹办之初，即决定以我国沿海鱼类及各省天然化合物（即矿产）为主要研究对象，均与中国经济主权关系甚大”。1936年3月，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委托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地质学科研究员清水三郎及助手小幡忠宏对华北煤炭资源开展全面调查。调查报告指出，华北可供开发的主要煤田，河北省有临榆煤田、开滦煤田、西山煤田及太行山脉西麓地方煤田；山西全省均分布煤矿；山东省以淄川、博山、章邱等县为中心，均分布煤矿。清水等人详细调查各煤矿位置、经营沿革、地质概要及煤质与前景等，并提出开发方案。如开滦煤田属于石炭二叠纪煤田，“其中心地是天津到唐山144公里、从秦皇岛到唐山126公里交通至为方便之地”。开滦煤田由开滦矿务局经营，该局由开平矿务公司及滦州矿务公司合并而成。1877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调查开平煤矿，次年投资白银120万两创办开平矿务局，庚子事变期间委托英国商会保护，改称开平矿务公司，此后英商操纵该公司。为防止滦县矿业权也落入英商之手，1906年直隶总督委派天津官银号筹办滦州煤矿公司，并与开平矿务公司展开激烈竞争，结果两败俱伤，遂于1912年合并，在天津设开滦矿务总局，管辖唐山、马家沟、赵各庄、林西、唐家庄等五处煤矿。开滦煤属于有烟煤，适用于冶铁，煤层大多6—8层，厚度1尺以上，部分有12层，厚度达2尺以上，蕴藏量极为丰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十分重视矿产资源研究，专门组建矿产调查委员会，每周召开会议，汇报各自的调查研究情况。七七事变后，矿产调查委员会迅速与日本军部取得联系，在沦陷区开展调查活动，并与华中矿产等特殊会社的技术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三是恶性传染病调查。七七事变前夕，黑热病在淮河以北地区，尤其是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蔓延，为防止黑热病蔓延，消除其对日本的威胁，日本派遣东京传染病研究所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原虫学、病理学、细菌学、免疫学等方面专家12人，组成研究团队，调查研究黑热病的性质、流行状况、预防及治疗方法等。该研究团队设有总务部，以及昆虫学、原虫学、病理学、细菌学等研究班和诊疗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亦派遣昆虫学学者守山英雄，病理学学者水野礼司、川名浩，细菌学学者黑屋政彦、大桥吉、西村治雄参与此次调查研究活动。其调查报告指出，黑热病会导致脾脏、肝脏、淋巴腺等肥大，其后出现高度贫血并伴有发热症状，死亡率达70%—90%，当时治疗只是连续注射锑剂，尚未找到其他有效的方法。该病在中国、苏门答腊、土耳其，以及地中海沿岸各国、中南美洲蔓延，在中国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尤其是江苏、山东南部、安徽东部最为严重。该研究团队提出预防黑热病的方法：其一，通过整理湿地、撒布石油乳剂、改良房屋构造等措施预防白蛉；其二，防止苍蝇污染食物，进而传播病菌至人体；其三，隔离黑热病患者、对患者住所进行消毒、阻断交通。同时，该研究所还开展“牛痘病毒的化学研究”“天花病原体相关化学的研究”“1937年上海流行的霍乱菌型相关研究”等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总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各学科均开展了较为专业、具有特色的调查研究活动。“物理方面，速水研究员正研究着关于长江的理水学（调查陆地与水体的关系）……东中研究员仍继续地磁气的研究（矿产勘查方面的研究）”；“化学方面，冈田研究员乃专攻地球化学，研究中国各地化学元素分布状况……目下又从事于重工业不可缺的萤石研究”；“地质学方面，尾崎、小幡两位研究员以研究化石为主，并从事地层学研究。由此可以断定煤油在什么地层，铁在什么地层，铜在什么地层，又可以调查它是怎样的状态”；“生物学方面，大内研究员是从事于昆虫的研究。御江研究员致力于植物的分类，已采集2万余种的标本加以整理”；“病理学方面，水野研究员长期研究长江流域的风湿病，及调查各地发见的甲种腺肿，又自事变发生以后，与军部协力专门潜心于疟疾的研究”；“细菌学方面，守山研究员进行着天花与狂犬病病原体研究，近藤研究员则从事伤寒、霍乱、赤痢等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卫生学方面，小宫研究员与杨、陶两研究员俱从事于寄生虫，及原虫的研究”；“最后是关于生药，这里有曾与柳田两研究员，主要的工作，是汉方药的研究”。各科调查研究目标非常明确，旨在“开发”中国各类物产资源，或者为日本当局搜集中国医疗卫生情报。如物理学、化学及地质学研究，主要是搜寻中国石油、铁矿、铜矿、煤炭等矿产资源情报；生物学研究，主要是搜寻中国动植物资源情报；生药学研究，在于搜集各类药材，进而推广种植，并研制治疗传染病的药品；病理学、细菌学及卫生学研究，在于掌握中国各地恶性传染病传播情况、预防方法，尤其是七七事变后不少研究人员协助日本军方研究疟疾等传染病，为军方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被纳入战时体制，服务于日本侵华政策需要，日本当局要求该所“适应帝国的国策，在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并以日中文化提携为目的”。同时，该研究所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东亚实际科学的调查研究”，其名为“提携日中文化”，实则进行文化侵略和搜集文化资源情报。全面抗战时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性质发生了明显变化，成为日本实施文化侵华政策的重要工具。日本当局认为，要从根本上控制中国，不仅通过战争手段，还要通过文化渗透和文化“扩张”来实现。“近代战争的性质极为复杂，不仅仅是武力战争，政治、经济、文化等战争必须同时并进，方可收到充分的效果，尤其是文化战争占据重要的地位，只有文化战争取得成功，政治战争、经济战争才能顺利进行”。为全面配合侵华战争的需要，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接受日军华中派遣军特务部的委托，加紧搜集中国各地的文化资源情报，并掠夺沦陷区的文化财产。七七事变后，“研究所一方面督促所内人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且动员其他所内人员与军方联系，在占领区接收管理中国的文化机关，极力从事防疫等各项事业”。该研究所接受日本军方和兴亚院的委托，广泛搜集中国教育文化资源情报，其搜集范围以上海为中心，以华中沦陷区为重点，并扩大到华北沦陷区，甚至拓展至西北、西南地区，所得情报信息首先上报外务省（包括后来的兴亚院、大东亚省等），再由外务省提交日本高层。 七七事变后，该研究所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搜集刺探中国科学界情报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对民国时期中国的学术团体数量进行了调查，其结果为：1912年仅为5个，1921年增至17个，而至1935年达到144个；各研究机关按性质划分，主要有三类，即政府设立者、学术团体创设者、大学内设立的研究院；中国科学研究事业中，成绩最好者为地质学和生物学。该研究所还密切“关注”中国各学术团体的动态，刺探中国科学界情报，具体涉及医药学界、天文气象学界、地质学界、生物学界及矿产资源等方面。在医药学方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调查了上海市立医院、上海市立卫生试验所、中华医学会、中山医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机构和团体的情况，并统计了北平伪临时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以及上海、香港、西南后方医药学教育机关情况。该所调查研究人员认为，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来看，公共卫生学、寄生虫学、细菌学、病理学等四个方面成绩显著，其他学科没有取得明显进步。在天文气象学方面，该研究所先后调查了中央观象台、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中山大学天文台、青岛市观象台、陆地测量总局天文观测所、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中国天文委员会的情况。在地质学方面，该研究所调查了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所、长沙地质调查所、江西地质矿产调查所、河南地质调查所、浙江矿产事务所、陕西地质调查所的情况，并认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为现代中国地质研究的中心机关。在生物学方面，该研究所调查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西部科学院、北平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浙江省昆虫局、南京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广东渔业试验所、江苏省昆虫局、江西省农业院、广东省昆虫局、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以及各大学生物研究室、学术团体情况。在矿产资源方面，七七事变后，该研究所对中国矿产的调查更为深入细致，调查范围也更加广泛，即由华北转向华中、华南乃至西南地区，并紧跟日军侵略步伐，继续开展中国矿产资源的调查活动。该所调查人员认为，有必要尽早整理中国大陆矿产资源的相关资料，并按省别地名和矿产种类整理，这有助于了解安徽、湖北两省的铁，江西、湖南、广东的钨，湖南的锑，浙江的萤石，四川的岩盐，湖南的铅及亚铅，四川及湖北的铜，陕西、新疆、甘肃、山西、察哈尔等省的油页岩，四川的石油，河北、山西、湖南及广西等省的煤炭和各省矿产的基本特征，以便于日本当局参考和“开发”。这些矿产都是战争急需，被日军视为重要的“国防资源”。该研究所极为重视搜集这些矿产资源的信息。1940年，该所受东亚研究所委托，调查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海南岛、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矿产资源，编制《中国矿产地一览》（共四册），详细记载了矿产地名、分布位置、矿产品质、储藏量、矿床种类、生成年代、赋存状态等信息。此类调查既是为日本“开发”中国矿产资源提供情报信息，也顺应了日本当局“以战养战”的政策，因此被日本当局视为“关乎国运的重要国防资源的调查”。搜集刺探中国文化与出版界情报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搜集了战时中国文艺界、文化界及出版界的情报信息，涉及文化机关、研究机构、文化事业、文化财产等方面，以充分掌握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动态，为日本当局开展所谓的“思想战”“文化战”提供情报信息，同时也为了便于日本当局控制沦陷区民众的思想、掠夺沦陷区文化财产。在文化机关及事业方面，该研究所主要“关注”了中国各地的文化机关、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博物馆及图书馆等，以及文化事业发展情况。该所通过摘译汪伪政权宣传部长林柏生在《中华日报》刊载的文章《缔约一年来文化事业之进展》，大致可以了解汪伪政权的文化统制情况。该文章记载了汪伪政权文化团体活动的情况、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文化事业的“调整与接收”、新闻杂志界的动态、文学艺术方面的活动、图书出版情况等，介绍了思想文化界的动向，提出要发起“东亚文艺复兴运动”，“阐明以中国为本位，东亚为中心之文化运动之意义。指出中国本位主义之文化，为三民主义的文化，为和平反共建国的文化，东亚中心文化为本于大亚洲主义具有积极进取的和平精神，与复兴东亚之思想，而为东方道义精神之发扬”。该所还搜集到重庆国民政府文化机关的发展动态信息，包括教育机关、研究机关、学术团体、图书馆及博物馆等方面。如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方面的高等教育有所发展，事变前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共91所，1939年增加至102所，教职员工由7823人增至9961人，学生由31288人增至41494人。该所还搜集到重庆国民政府文化教育界的相关信息，如高等教育界“新动向”有：第一，师范学院原则上是独立设置的，致力于中等教员的培养；第二，陕西、贵州、西康等内陆新设农、工学院及技艺专科学校，并扩大各重要大学的农工科，力图发达农工业；第三，公立大学与独立学院实行统一的入学考试制度；第四，增加大学用书和战时教材的编纂；第五，改进学校制度、组织及训育。该所还详细罗列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以及中共方面的军政大学等共186所大学的创办、发展及院系设置情况。在出版界方面，该研究所主要搜集了上海、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市出版界的情报信息。该所摘译了《申报》刊载的文章，该文章记载了上海出版界于七七事变后宣传、动员民众对日抗战的活动，其大小新闻均宣传抗战，并发行大量抗日出版物，抗战小册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街头或书店到处陈列着《第八路军》《抗日的第八路军》《游击战术》等图书，书局发行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自传》《毛泽东印象记》《毛泽东访问记》等图书，备受读者的青睐。日本当局认为，其新闻宣传的作用不亚于一个师团的战斗力，因此，不仅要粉碎敌方的武力，同时有必要根绝敌方的宣传。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军政当局对上海（包括租界）出版界实行“检阅制度”，严重冲击了上海出版界，报刊纷纷停刊或迁移。“抗日宣传的中枢“中央通讯社”首先停止通讯活动，《时事新报》《立报》《民报》等报刊也相继停刊。在公共租界，因我方（日方）强烈要求，当局严厉取缔抗日宣传机关，迫使抗日人民战线的机关报《救亡日报》迁移到汉口。共产国际的半机关刊物《世界知识》、进步人士沈兹九创办的《妇女生活》、第三方面党派的黄炎培创办的《国讯》相继停刊或迁移，其他如《救亡漫画》《国难青年》《抵抗》《国民生活》《民众论坛》《文摘》《战时画刊》等也纷纷停刊或转入地下”。该所调查报告指出，尽管日本对上海出版界实行严格监管，但无法根除其对中国民众的抗日宣传，“抗日分子转入地下活动……目前最明显的倾向是中国读者或经营者以外国人的名义发行反日报刊，躲避检阅，继续反日宣传”。在文化财产方面，该研究所主要调查了华中沦陷区的图书档案、标本、器械残存情况，并以“接收保管”为名加以掠夺。1938年1月，日军华中派遣军特务部成立图书文件委员会，委员来自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及满铁上海事务所，主要搜集、整理、“保存”沦陷区政府和文化等机关的图书档案及其他资料。图书文件委员会调查了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文化财产损失情况，调查显示，“上海附近大学、图书馆、其他文化机关大多因兵燹而化为灰烬，完全保存原貌的文化机关荡然无存，而且部分图书档案、标本、仪器设备在事变前转移出去，或被军队搜掠一空，绝大部分文化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只有吴淞的沪江大学和南市的大同大学两图书馆稍稍保存原状”。日本调查沦陷区文化财产的目的是对其进行抢掠。以图书档案为例，1938年3月，日军委派图书文件委员会前往南京开展“接收”工作，至4月10日，设有接收场所25处，搜掠图书约64.68万册。同年8月，日本陆、海、外三省会议决定成立华中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内设汉籍班、洋书班、洋订本班、定期刊行物班及杂书班，组织1098人（包括日本士兵、中国难民和苦力）整理此前搜掠的图书档案，然后由军方“接收”，并研究日后的保管措施。搜集刺探中国教育界情报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还极力搜集中国教育界的相关情报信息，其内容涉及教育机关、日语教育、学生动态等方面。在教育机关方面，其主要搜集了战时中国教育设施及善后救济状况，各地学生动态、各大专院校状况、日伪文化教育机关、沦陷区文化教育状况、华中地区教育概况（非沦陷区）、“孤岛”上海教育界动向、重庆国民政府教育机关状况等方面的信息。该研究所摘译、转载了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汤尔和的演讲稿《二年来华北的文化工作》、《南京新报》刊载的文章《维新政府教育部一年来的施政纲要》，以及日本派遣的“蒙疆教育考察团”的调查报告，前述文章和调查报告均记载了华北沦陷区、华中沦陷区及“蒙疆”地区的教育动态。如华北伪政权确立服务于日本的教育方针、开办教职员补习班、以纠正反日“错误”思想为目的设立的编审会，谋求教材统一、资助东亚文化协议会等。伪维新政府改正教育宗旨，严格审查教科书，检查映画，监管高等教育，支持“反共救国运动”等。伪蒙疆政权“刷新”教育方针，发扬亲日防共、民族协和的精神，以及东洋道德的精华，致力于德性的陶冶、传授实际的技能，以培养坚实人物为目的。该所搜集的情报信息，大致可以呈现沦陷区的教育状态。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还搜集了重庆国民政府教育界的相关情报，内容涉及教育方针政策、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社会教育、音乐及戏剧教育、其他教育等。该研究所不仅想掌握沦陷区的教育情况，而且重视搜集重庆国民政府教育方面的情报，为日伪政府实施教育统制和教育奴化政策提供信息。在日语教育方面，该研究所主要调查了华北地区、华中地区日语学校的开设情况，以及日伪当局、日本在华文化机构开办的日语教育状况。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大量开设日语学校，如在华北沦陷区的北平开设了8家日语讲习所，在天津设立了9所平民日语学校，在济南也设有4所日语学校；在华中沦陷区的宝山开设了1所日语学校，在嘉兴开设1所、杭州2所、常州1所、吴淞1所、松江2所、湖州1所、江阴2所、扬州4所、吴江1所、太仓1所、苏州10所、沪西1所、南市1所，并强令各地中小学推广日语教育。如上海“市立”小学每周日语教学时间为2—18小时，南京市中小学每周日语教学时间为3—9小时，杭州补习学校及小学每周日语教学时间为3—9小时。日本当局认为，“语言的疏通是日中亲善的关键”，“现今占领区的日语教育将扫除民众排日风潮，矫正对日本的认识，疏通民众的意志”。日本在沦陷区大肆推广日语教育，企图实行文化同化政策，进而在中国普及、推广日本精神文化，对中国民众实行所谓的“日本精神训练”，消泯其原有的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从文化上、思想上彻底控制沦陷区民众。在学生动态方面，该研究所主要搜集了北平、天津、唐山、济南、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重庆、香港等地的学生动态情报。如该所搜集了《北京新民报》对北平学生动态的报道，“依据北京市公署、教育局的指令，1938年11月16日，临时政府决定在太和殿举行反共救国中央大会，各机关团体均派代表参加……张贴的标语表明了本次大会的主旨，即向学校教职员或学生宣传彻底反共救国的意义。另外，还决定发行《反共救国周刊》，向各学校校长及教职员征集文章”。通过该所搜集的学生动态信息可知，日伪当局在沦陷区实行残酷的文化奴役和高压统治政策，强制对青少年学生实行奴化教育。据该所搜集的相关新闻报道，日伪当局还在天津、唐山、济南等地举行“中小学生反共救国大会”，成立青少年团及青年训练所，加强青少年的所谓“思想训练”，以“养成新中国建设的新民精神，理解日本的真意，参加反共战线”。在上海，该所搜集了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上海抗敌后援会、上海教育界救亡会、上海青年会返乡运动促进会等学生组织的活动信息。研究所搜集了《救亡日报》对上海学生动态的报道，“战争波及到上海周围地区后，上海青年（大、中学生）立即组建青年救国服务团，团员人数达数千人……他们成立战地义勇队、救护队、掩埋队、电信队等进行训练，做好与前线联系的工作。他们成立宣讲、演剧、情报、出版、绘画、歌咏等小组，向民众宣传抗战救国思想、防空防毒的知识，并动员民众自发抵抗侵略。他们开展缉查汉奸、征募药品等后方工作”。该所通过搜集此类情报，基本掌握了各地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动态，为日本当局的“思想战”提供情报支持。总之，日本加紧搜集中国文化资源情报，一方面是为了掌握沦陷区民众思想状况和沦陷区“残存”文化财产情况，以便于控制和掠夺；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中国发动“思想战”“宣传战”及“精神总动员”提供情报支持，以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的侵华国策。日本外务省公然提出，“此次支那事变之际对其武力膺惩后，应重视对支文化政策”。由此可见，日本不仅仅是要以武力征服中国，还要从思想上、文化上完全控制中国民众。近代日本侵华方式主要有政治侵略、经济侵略及文化侵略，其中文化侵略在日本对外扩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期，日本野心志士……近利者，主张用力掠夺，远图者则注意对华文化的研究，对革命分子及留日学生友谊的争取，因之有协会的创立，有学馆的设置。前者如兴亚会、东邦协会、东亚同文会、同仁会、东洋协会、支那留学生同情会、日华学会；后者有乐善堂、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善邻书院、福州东文学社、南京同文书院、北京东文学社、振武学堂等”。民国初期，欧美列强开始考虑退还庚款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藉此掌握中国文化教育的话语权。鉴于此种情形，1923年日本国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利用庚款成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学术调查研究、在华普及科学知识、推进日中亲善、增进日中共同利益”为名，长期在中国开展各种调查研究活动，搜集各种资源情报和信息。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举国进入战时体制，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亦从“纯粹学术研究机构”蜕变为日本侵华的工具，其政治军事色彩日益明显。对此，该所日本研究员也不得不承认，“研究所自设立以来在外务省管辖之下，通过特别会计法用庚子赔款培育起来的国际研究机构性质，逐渐转变为由兴亚院的经费，即国家的一般财政预算提供支持的，同时兼有国家机构色彩的状况越发明显”。战争期间，该研究所接受日本军方命令，全力搜集中国科学界、文化出版界、教育界的各种情报，并搜掠沦陷区的文化财产。其通过此种文化侵略来“协力”、配合军方的“武力进攻”，妄图从根本上征服中国民众。全面抗战后期，该所更直接卷入日本侵华战争，一是为日军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派遣大批研究人员，为日本陆海军提供医疗援助、开展卫生防疫、研制医疗和防疫药品等；二是推行“粮棉增产计划”，接受日军特务部的委托，在浦东农场开展棉花品种改良试验，以增加棉花产量，满足日军对战略物资的需求，协力日本的“以战养战”政策；三是刺探作战所需的情报，并进行资源调查。该研究所接受日军华中派遣军委托，开展《兵要地志》等资料的搜集和资源调查，其调查内容涉及矿产资源、水源、医疗防疫、动物传染病、气象、地磁气、植物和森林、外国在华权益、文化事业等。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调查研究，为日军当局编纂《兵要地志》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日本侵占大片中国领土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如日本陆军部发行的《江西省兵要地志概说》，即广泛参考该研究所搜集的相关情报汇编而成，其详细记载了江西省的战略要地、主要作战路线、地形及地质、气象、航空、交通、通信、卫生、宿营及给养、作战及资源，并附有各种军用地图。由此可见，战时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已彻底偏离科学的轨道，转向搜集侵华战争所需资源情报，紧密配合日本军方的行动，其已沦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和附庸。据该所研究员细井辉彦回忆，“日本军部曾派遣他们去做疟疾的调查工作，使他们在从事于这种工作的过程中，对自己研究工作的意义，逐渐产生怀疑。他认为进行类似此种调查所累积的结果，固然可以促进研究的进步，但是若从纯学术的立场而言，并不会有任何的进步”。所幸的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最终随着日本战败而解散。作者石嘉，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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