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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本史，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日本人不仅有着较为悠久的外语学习史，对于外语教育也有着一定的重视。其中，江户时代“兰学”的兴起，就是典型的例子。  杉田玄白所著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1774） 所谓兰学，兴起于18世纪后期，泛指荷兰人传入日本的学术、文化、技术的总称，可以直译为“荷兰学术”，也可以泛指 “西洋学术”。 一开始，兰学仅局限在荷兰语的学习方面，后来逐渐演变为对荷文书籍的系统性翻译和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兰学的研究对象有了更深层次的延展：
数据显示，在1774—1852年间，日本翻译外文书者147人，译著500多种。有学者认为，因为兰学发展，“日本没有像在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大大落后，并培养了批判封建意识的萌芽”。  大槻玄泽著《兰学楷梯》 “遗憾”的是，兰学的发展，根本不足以抵御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黑船事件”的爆发，让日本迎来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 那么问题来了，处于大变革时代的日本人，是否一如既往地重视外语学习？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一1）“菲顿号事件”与“英语学习潮”的萌芽 进入19世纪，幕府日本外语学习的重点，已经出现了“从荷兰语到英语”的转变倾向。至于转变的契机，无疑与日本史上著名的“菲顿号事件”息息相关。 1808年8月15日，隶属于英属东印度公司并悬挂着荷兰国旗的护卫舰“菲顿号”，突然出现在了长崎港外。在日本方面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英国人扣留了前来例行查验和交涉任务的两名荷兰商馆馆员。 更“令人发指”的是，“菲顿号”在离开之前，以“放还扣留人员”为由，要求日方提供补给。在所有要求均得到满足后，他们才释放了最后一名商馆馆员,，并于17日中午扬长而去。当天夜里，以长崎奉行松平康英为首的多位官员引咎自杀。  英国东印度公司 也就在这一时期，日本人开始觉察到，荷兰在欧洲诸国中已经日渐没落，英国已经有了“后来者居上”的架势。 1809年，德川幕府下达了“向荷兰人学习英语”的命令。1811年，由长崎翻译本木正荣等人编写的《谙厄利亚兴学小筌》正式出版。1814年，日本第一本英日词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出版。与此同时，日本各地私塾开始讲授英文。  幕末日本 2）“黑船事件”与英语学习的逐渐升温 1853年，“黑船事件”爆发。次年3月，两国在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坦诚说，这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叩开了日本封闭已久的国门，更进一步激起了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各阶层“学习英语”的欲望。  《日美亲善条约》签订现场 1856年，幕府将官方开办的“洋学所”更名为“蕃书调所”，并于次年1月起招收学生。基于西方军事科学的研究和引进，课程以炮术、筑城术、造船术、兵学、测量术、航海术等的翻译和语言教学为重点。 1860年以后，增设了精炼学（化学）、物产学、数学等专业。在语言教学上，除了荷兰语外，还增设了英、法、德语。1862年，“藩书调所”更名为“洋学调所”。1863年，参考“开物成务”一词，再更名为“开成所”。 “开成所”除设立荷、英、法、德、意、俄等语言学科外，还增设了天文学、地理学、究理学（物理）、数学、物产学、精炼学、器械学、画学（西洋画法和制图）、活字术（活版印刷）等学科。进入1865年以后，先后增设了西洋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等人文学科。可以说，开成所已经成为了幕末日本西洋文化的最高综合研究所。  近代日本武士形象 3）投身英语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不少知名的学者们也纷纷投入进了英语教育事业之中。比如1868年4月，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自己创办的“庆应学塾”中，开设英语学习班，并亲自在班上进行授课。 值得注意的是，庆应学塾使用的课本，很多都是福泽谕吉从美国购买的“原版教材”。除了各种辞典、地理、历史等学科的书目之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学科的书籍。坦诚说，这种“待遇”是其他日本学塾望尘莫及的（拓展阅读：东瀛志：福泽谕吉是如何“看贬”中国的？） 一言概之，早在明治维新开启之前，“重视西学”已经成为了日本各界的广泛共识。可以预见，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不会有人反对官方将要推行的“加强外语学习”的相关政策。  老板日元上的福泽谕吉 二1868年，日本迎来了明治维新。1871年，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相当于“教育部”）。次年，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至此，日本教育开启了“现代化进程”。 在“文明开化”口号的激励下，被视为“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知识基础”的英语，取得了国家“第一外语”的地位。 1）洋学堂里的英语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寺子屋，即寺院开设的私塾，逐渐被以箕作秋坪开办的三叉学社、近藤真琴开办的攻玉塾、西周创办的育英社等为代表的新式洋学堂所取代。 洋学堂的授课内容，主要分为外语和西方科学两大模块。其中，外语涵盖了英语、法语、荷兰语、德语等科目，西方科学涵盖了医学、兵学、天文、测量、数学、造船学、器械、博物学等科目。 坦诚说，洋学堂的开办，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青少年的英语学习，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但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年轻人并不具备前往洋学堂学习的物质条件。  日本开国后，抵达横滨的各国商船 2）“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 实际上，日本青少年英语水平的提升，与明治政府颁布的《学制》，有着直接关系。为了保证“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这一目标的尽快实现，《学制》推行了带有一定强制性质的“义务教育”方针。 展开来说，日本的小学分上下两等，各为三年，合计六年。其中，绝大多数“上等小学”（类似于高年级）均开设了英语课。因此，全国大多数10岁—12岁左右的青少年，都有学习英语的机会。实际上，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一些“下等小学”（低年级）内，已经“提前”开设了英语课程。 另外，不少新式中学的数学、物理、化学、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和伦理等课程的教材，使用的都是来自英美两国的英文原版教科书。一言概之，英语教育成为了日本社会文明开化的象征，在中小学的教育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世纪末的日本议会 三1886年，日本颁布《帝国大学令》。其中，身为第一所帝国大学的东京帝国大学（即东京大学的前身），一跃成为了全国最大的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学术中心。 1）大学阶段的英语教育 1873年，明治政府决定在东京帝国大学内推行“英语标准”的教育政策，即“将英语设定为教学用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日双语教学的授课方式，成为了东大较为独特的一景。 除此之外，为了尽快实现“文明开化”，日本不仅积极聘请来自美英等国的外籍教师前来执教，还派遣了大批优秀学生前往欧美等国留学进修。 数据显示，在1868—1871年间，日本合计派往外国的留学生多达281人，其中赴英留学107人，赴美留学98人。  今天的东京大学 2）明治维新末期的英语教育 1890年，伴随着《教育敕语》的颁布，“国家主义教育制度”得以正式建立。在《教育敕语》中，政府号召国民“掌握英语，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进而消除后进性，使日本尽快与西方国家对等”。对此，时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认为，“为了赶上西方的步伐，日本英语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开启民智”。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教学目标，成为了日本高中升学考试的“指挥棒”。当时的英语考试题目，主要以翻译句型和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为主，旨在测试学生的英语翻译和阅读技能。鉴于高中入学存在的激烈竞争，年轻一代学习英语的热情一直水涨船高。 伴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相继胜利，日本已然实现了“脱亚入欧”，成为了世界强国之一。可即便如此，英语教学的热情依然有增无减。数据显示，初中有7小时左右的英语课；高中和大学的入学考试中，英语依然有着较高的权重。  日本“旧帝国大学”的强势表现 四由于国土狭小，资源有限，日本的发展不可能仅局限在本土。因此，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比较重视外部世界的沟通与联系。因此，外语教育也一直是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文和地理背景，使得日本在19世纪初期，就与西方文化和思想有了较深的接触。明治维新时期，即便日本没有颁布明确的外语教育政策，但依靠一些维新领袖的战略家眼光，日本的英语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 明治维新，让日本在短时间内迅速起飞 但需要说明的是，在明治政府大力推动英语教育的同时，一直努力维护着本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展开来说，维新领袖们认为，英语教育的本质，首先是方便吸收西方文化，其次是快速走向文明开化的更高层次。简言之，英语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让日本尽快发展到与欧美同等水平。 倡导英语教育，固然有着对本民族落后的不自信投射，但更多体现的，是发展本民族的决心和对本民族主权的坚持。由此可见，日本是一个注重保护传统，民族认同清晰的国家。实际上，颁布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实际上就是“（儒学）复古派”“战胜”“文明开化派”的斗争产物（拓展阅读：从“脱亚入欧”到“普通国家”，小议日本“国家形象”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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