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游历甚广。但是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在他心底一角,始终没有原谅我的抛乡弃国之罪。”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获得父亲的宽恕。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1957年,他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杨振宁在致辞中表示,“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1964年,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1965年,杨振宁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7年,95岁的杨振宁正式恢复中国国籍,由中科院外籍院士正式转为中科院院士。 血浓于水,对杨振宁来说,故土家国之情是他永远不能释怀的。 如今在网络上,杨振宁好像也成了一个“网红”人物,有很多人都拿他的黄昏恋说事,实际上,这是太过肤浅的作法。 衡量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要看他的所言所行所成,从人生的高度、深度和质量上来说,杨振宁是一个真正的物理学大师。 2018年去世的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尽管名满天下,被称为“宇宙之王”,但论学术成就,他和杨振宁明显是两个段位,要知道,杨振宁是有资格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的。 所以说,这样的人物因为私生活被拿来调笑——而且他的私生活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实在是太不尊重,太无知了——爱因斯坦晚年也有红颜知己(有名有姓的情人就有10个),你能说爱因斯坦不伟大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八卦再热闹喧嚣都是一个肥皂泡而已,抵不上物理世界的一粒尘埃。 这是维度上的差异。 之所以提到杨振宁,是因为先后看到他怀念老友的文章《邓稼先》、杨澜的采访和作家王蒙对他的评价——王蒙称其为爱国者,但他与邓稼先不同。 王蒙提到的那篇文章就应该是杨振宁所写的《邓稼先》,杨振宁和邓稼先在北京崇德中学成为同学和好友,后来两人先后进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书,1945年,杨振宁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1946年,邓稼先考入美国普渡大学就读物理系。 1950年,邓稼先回国,与杨振宁整整阔别二十年。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见到了老友邓稼先,问及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像美国谣传的那样有外国人参与才能够成功。邓稼先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他。 大约几天后,杨振宁收到了邓稼先的一封信,信里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可能就是王蒙说的,以中国的积弱贫乏而能自主研发成功、令杨振宁感动落泪的事情。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下华为,作为中国自主科技研发的杰出代表,华为在核心技术上的苦心研发数十年,都是为中国人大增国运的事情。当然,华为的时代背景和土壤要比邓稼先等老一辈英雄所面临的情况要好很多了。 而杨振宁热泪盈眶不知是为民族自豪还是为好友骄傲,他说自己始终想不清楚,我却觉得他应该是明白的。 在我看来,上面两个原因固然重要,但还有两个因素或许也是杨振宁失态的缘由。 一个是杨振宁的父亲,当年他父亲曾三次出国找杨振宁做工作,希望他能够回来报效国家。1997年,在《父亲和我》的文章里,杨振宁对此有过描述:
1973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去世,杨振宁说父亲游历甚广。但他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杨振宁的放弃故国,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他。这就是根由了。 人生总有岔路口,而邓稼先更像是代表了另一条路。 或者说,杨振宁当年选择留在国外固然得到了很多世俗上的东西,但从某种意义上,他也失去了“伟大”的机会。 要知道,他们那一代人是最以为理想献身为荣的一代人,从小就深受熏陶的杨振宁不会不受其影响。 在他的文章《邓稼先》里,杨振宁曾深情回忆:
杨振宁说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在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杨振宁还说道:
为邓稼先而庆幸的同时,杨振宁是否有过遗憾和后悔呢?我们不得而知。要知道,他本来也是有永垂不朽的机会的。 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这句话代表了杨振宁的核心价值观,此后杨振宁多有建树,也可谓是德高望重,但毕竟时过境迁,无论让父亲释怀,还是比肩老友,都已经不可能了。 事实就是如此,“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的人从来不多。 做人要忠诚纯正才会有这样的资质,就算身不能至,也要心向往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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