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景理论与政治科学  作者：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国际安全和政治心理学。主要作品：《声誉与国际政治》（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来源：Mercer, J. (2005) Prospect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8, pp.1-21. 导读 近日，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杜金的女儿杜金娜被害，这再次使俄乌战争进入公众视野。俄乌战争已持续半年，唐世平教授对战场态势作出了评估【1】，米尔斯海默则表达了对战争核升级的担忧【2】。 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背后，其决策者如何框定相关问题？目前的战场态势（得失）会如何影响决策者对相关问题及态势的框定？这种框定又将如何影响决策者接下来的军事决策？双方是否会为了挽回“沉没成本”而升级冲突？是否存在可以操纵俄乌双方决策参考点的第三方，使俄乌重新框定争议议题，从而改变双方的偏好？【3】对于这些问题，前景理论也许可以开启一个思考的角度。 许多政治学者对前景理论不太感兴趣，因为它是在实验室中“设计”出来的理论，用其解释现实世界的政治决策，可能会存在很多理论上的问题。本文聚焦于这些问题以及前景理论的局限性，回顾了相关学者的观点，并审视了一些已被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本文认为，前景理论未能激发更多政治学者的想象力是因为他们抗拒行为学假定，而不是因为前景理论自身特有的问题。 引言 前景理论是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关于选择的行为理论，但政治学者对其反应冷淡。本文无意关注前景理论的细节或其实证应用，而是关注政治学者所认为的该理论最有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一，前景理论没有阐述行为体如何将自己定位于“收益领域”（domain of gain）或“损失领域”（domain of loss）。行为体所处的领域决定了该理论的其他部分，所以判定行为体处于“收益领域”还是“损失领域”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在实验室中评估“风险接受”（risk acceptance）或“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比较容易，但在实践中操作却很困难。对于政治学者而言，前景理论最有力的洞见在于：人们对损失的厌恶比对获益的喜爱更为敏感，而这将影响他们对风险的态度。 评估“领域” 当我们在不同前景之间作出选择时，我们一般会根据某个参考点来把我们的选择框定为“收益”或“损失”。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通过操纵实验环境来把实验对象置于收益领域或损失领域。他们将信息表达成收益或损失（例如，经济政策讨论中的就业与失业，卫生政策讨论中的存活率与死亡率）并呈现给实验对象，他们发现：人们会根据自己所处的领域（domain）来改变偏好。信息的呈现方式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信息的评估。我们把信息重新包装并表达为相对于某个参考点而言的一种收益或损失，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净收益和净损失（net gains and losses）。然而，在实验室之外，我们建立各自的“框架”，而这使得运用前景理论解释政治决策变得复杂。运用和评论前景理论的政治学者总是指出其缺乏一种关于框定的理论（a theory of frames）。正如利维（Levy）指出，前景理论“是一种依赖参考点但又缺乏参考点理论的理论（a reference-dependent theory without a theory of the reference point）”。行为体是否接受风险取决于其是否处于损失领域，这就是为什么缺乏框定理论是一个潜在问题。 运用前景理论的政治学者都试图努力克服判定某一行为体或群体的框定问题。这显然很困难，而且（倒果为因的）逆向推理的倾向很强烈，即从“选择”推导“领域”再推导“框定”。人们建立自己的框定和选择，并且厘清它们也存在困难。政治心理学家依靠以下五种互补技巧中的一种或多种来判定行为体的领域：以“现状”作为参考点、以“期望”作为参考点、启发法、类比和情绪。 1. “现状”作为参考点 行为体通常以现状作为参考点来判定他们的领域。当我们对现状感到满意时，我们往往处于收益领域；当我们对现状不满意时，我们往往处于损失领域。因为“满意”是主观的，而且不存在关于满意的一般性理论，所以研究者必须研究决策者所处的形势、目标和动机等细节。在大多数情况下，评估行为体的领域是容易的：现状是否是可接受的？当行为体发现它们的政治处境在恶化，他们很可能认为自己处于损失领域。对外政策受挫会使政策制定者期望回到危机前的“现状”。 政治学者也会用经济动机、国内政治以及政府的制度结构来帮助确定行为体较有可能选择的恰当的参考点。例如，马斯坦多诺（Mastanduno）利用国内结构（如国会压力或商业团体压力）来解释行政部门以“损失避免”（loss avoidance）来框定贸易政策的倾向。马斯坦多诺认为这种框定解释了美国对日贸易政策中的谈判策略。 但是，对现状的不满意也可能是因为行为体处于收益领域。比如，在阿富汗取得关键军事胜利后，小布什民意支持率飙升，这使他把伊拉克的现状视为不可接受的，因为他处于收益的领域。就像一个获利（有盈余）的赌徒，小布什用“庄家的钱”下注，因为他处于收益领域，所以他认为他赌得起。重点不在于小布什是“风险接受的”（risk acceptant）还是“风险规避的”（risk averse），而是在于他对现状的不满意可能是其处于收益领域的一个结果。如果阿富汗战争在一开始并不是那么顺利，小布什也许会接受伊拉克（当时）的现状。因为前景理论家期望收益领域中的风险规避，所以他们迟迟没有考虑这一可能性：对现状的不满意可能是成功而不是失败所导致的。 2. 期望 行为体的参考点可能不是现状，而是其期望达到的某个点。如何区分对现存现状的不满和对某种新现状的期望并不总是清晰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区分也许是非必要的。由于难以了解朝鲜内部的情况，车维德（Victor Cha）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朝鲜领导层一定处于损失领域。如果他们的参考点是现状，那么“朝韩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会把金正日置于损失领域。如果参考点是朝鲜对其主导南北统一的期望，那么金正日则更加深陷损失领域。准确了解金正日如何框定前景也许有一定帮助，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知道金正日很可能处于损失领域以及很可能倾向于接受风险，就已经足够了。 托利弗（Taliaferro）认为仔细分析行为体的感知（perceptions）比用客观的测量方式（如民意调查数据或经济指标）去判定行为体所处的领域更加有用。托利佛结合现实主义假定（即与绝对收益相比，国家更关心相对收益），认为对相对实力的关注会揭示政治领导人可能选择的参考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地位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上升的，那么现状则成为参考点；如果该国处于相对衰落的地位，那么其对未来的某种期望则成为参考点。研究者可以通过剖析计划文档（planning documents）、国家安全战略白皮书（white papers on national security goals and strategies）、公开声明（public pronouncements）、对下级的指示（instructions to subordinates）以及外交沟通（diplomatic communications）等可能含有“期望基线”（baseline of expectations）的材料来发现这种参考点。当然，对于行为体期望水平（aspiration level）的“非套套逻辑式”评估（nontautological assessment），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 为理解人们如何决策，对决策过程进行详细的“再构建”是有必要的，但这也说明建立一个具体的参考点有多么困难。例如，尽管作者（在前文）认为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小布什处于收益领域，但即使美国在阿富汗取得初步成功后，小布什可能处于损失领域。911事件后，小布什就热衷于与伊拉克开战。若不能推翻萨达姆，小布什会一直认为自己处于损失领域。基于这个期望（推翻萨达姆），小布什愿意冒险进行一场战争，因为他处于损失领域。虽然前景理论的有效性取决于对行为体动机的正确评估，但前景理论本身并没有为这种评估提供指导。 对于模糊期望点（the slippery aspiration point）的问题，埃尔姆斯（Elms）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与其依靠对行为体的主观评估，埃尔姆斯认为，在贸易争端中，“多数损失和收益都以销售额或对目标市场的市场渗透来衡量，这使得对领域的判定变得更加容易”。对于研究与政治经济相关的问题而言，依靠客观的经济指标来判定领域是一种恰当的、极具潜力的解决方案。这也表明政治经济学与前景理论能很好地相互适应。 3. 启发法 政治心理学家也使用“启发法”来解释人们如何解读他们所处的环境并把自己定位于收益领域或损失领域。因为我们在认知上无法坚持规范的决策模型（normative models of decision），所以我们依靠多种“启发法”（系统地使我们的判断出现偏差的认知捷径）来解决复杂的推理问题。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发现了三种特别重要的“启发法”。 第一种是“代表性”启发法（“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人们通过判定A与B 的相似程度来决定物体或事件A属于类型B或A源于过程B的概率。A越像B，则A是B的其中一员或A由B产生的概率就相对较高。问题在于我们也应该关注其他因素，比如先验概率（the prior probability）或某个结果的基本率频次（base rate frequency）。实验对象一般会忽略基本率并且只关注相似性。 第二种是“调整与锚定”启发法（“adjustment and anchoring” heuristic）。人们一旦对某个问题有了初步的评估——即使该评估是随意的——他们也会用来支持之后的判断，因此他们很少改变自己的想法来适应新的信息。 第三种是“可得性”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人们倾向于根据某种信息容易在心里想起的程度来评估某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事件越显眼、突出，就越容易被回想起，这使我们高估它出现的频率。 托利弗认为人们使用启发法来确定一个行为体对某个特定的期望会坚持多长时间以及会在什么情况下坚持。一个期望可能会成为认知的“锚”（perceptual anchor），使行为体抗拒新证据。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和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即人们更看重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未拥有的东西）意味着行为体不会更新其目标和偏好；因此，他们会固执地坚持重获之前的损失，而不是降低期望。人们坚持一个期望的时间越久就越不会去改变它，这个观察难以评估。当一个期望水平发生改变时，某种启发法就可用来解释这个变化。 4. 类比 我们使用的类比也许能揭示我们如何框定选择。麦克德莫特（McDermott）认为，“历史类比可以为框架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历史类比可以被用于证明行为体所处的领域，或被用于解释为何行为体处于那个领域。然而，没有人能够确定类比的作用是什么。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是类比影响想法还是想法影响对类比的选择？哪些类比最有可能是突出的，为什么？研究者小心地运用类比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仍难以完美地解决。 尽管这些局限性是存在的，但类比还是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行为体领域的信息。前景理论需要确定行为体的领域，而不是该领域的来源。无论是领域解释类比还是类比解释领域，研究者可以运用类比来理解行为体如何框定其所处的环境。但是，如果政策偏好解释类比的使用，那么类比则变成了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5. 情绪 尽管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强调认知，但情绪才是前景理论的核心。行为体不讨论效用，而是体验效用。“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告诉我们，比起绝对价值地位（total value position），人们更关心其财富的最新变化。虽然人们也关心净资产，但最影响我们的是其变化的方向，相对于参考点而言无论其是收益还是损失。因此，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是前景理论乃至政治科学的根本。人们对收益或损失的主观感觉影响着他们的选择。 情绪不仅仅是框架的结果（a consequence of a frame），它也可以是框定的来源（a source of framing）。法纳姆（Farnham）通过研究罗斯福在慕尼黑危机前的偏好反转，证明了我们的情绪导致我们重新框定选择，而这又会反过来导致我们反转偏好。法纳姆证实了心理学上的一般性观点，即偏好并非在选择前就存在，而是在选择过程中建构的。 韦尔奇（Welch）则证明了情绪影响我们如何框定前景。在他的作品中，不公平（injustice）而非损失厌恶驱使危险行为。他的路径为研究行为体如何框定他们的选择提供了线索。韦尔奇认为不公平的感觉（feelings of injustice）解释了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会为了边际收益（marginal gains）而冒巨大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韦尔奇的公正动机（justice motive）可以帮助前景理论家定位一国领导人的参考点。 情绪对判定行为体的框架越重要，那么某一政策领域的失败就越可能影响行为体在一个不相关的政策领域对风险所采取的态度。对于收益，人们在心理上可以迅速调适，而对于损失，则调适缓慢。因此，成功与失败有着不同的跨情景效应（cross-situational effects）。弗里达（Frijda）认为，人们对快乐和悲伤的反应是不对称的，他们能很快地适应快乐，而悲伤却不然。这种不对称意味着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的影响更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一个政策领域的损失与在另一个政策领域的等量的收益相比，前者对行为体的影响会更大，从而使行为体认为自己处于损失领域。 “损失厌恶”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 没有人喜欢失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厌恶损失。对于前景理论家而言，损失厌恶意味着：与获得被框定为“收益”的相同前景所要承担的风险相比，人们会承担更多的风险来避免一个被框定为“损失”的前景。损失厌恶及其伴随产生的偏误（如对维持现状的偏好和“禀赋效应”）具有影响深远的意义。其表明，对损失的恐惧而非对收益的盼望导致了多数战争；威胁处于损失领域的国家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应预料到次优的贸易水平（因为人们对其拥有的商品估价过高）；激进的经济计划是为了避免损失，而不是确保等量的收益。虽然政治学者通常使用前景理论去解释冲突，有一些研究则表明处于损失领域的行为体会选择合作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 例如，马斯坦多诺利用损失厌恶去解释为何美国和日本会采取有风险的经济合作策略；斯帕尔（Debora Spar）指出“损失厌恶的强烈吸引力”，以解释美国和日本之间在发展歼击机上的合作；韦尔奇认为以色列与美国合作是为了避免双边关系的恶化；法尼思（Maria Fanis）则用损失厌恶来解释智利的经济行为体如何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从而形成联盟（coalition）。 韦兰德（Kurt Weyland）则把损失厌恶应用到比较政治学。他认为激进经济改革的出现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公众必须是“风险接受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处于损失领域。第二，必须有新的领导人出现，他们不受以往失败政策的影响，并且认为自己处于损失领域。这些领导人会摒弃既有的政治束缚，并接受激进经济改革。韦兰德用结构解释“框架”，并用“框架”解释经济选择。 1. 识别“损失厌恶” 损失厌恶效应是难以证明的，理由至少有三个：其一，它们可能是在实验室被“制造”出来的假象（artifacts），因此在现实世界的实践中不复存在；其二，研究者难以在实验室外测量“损失厌恶”；其三，损失领域中的损失厌恶可能是理性的。 “损失厌恶”效应或是假象？实验室内的各种实验真的可以证明人们在实验室外如何表现吗？一些学者对此表示质疑。例如，卡勒（Miles Kahler）认为，“无论实验室的实验数据有多么稳健，将其转移到现实世界的选择情境中是一种有缺陷的策略”。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则认为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具体地说，前景理论）是互补的。有研究人员则发现“专家”与“初学者”一样，都有可能被对问题的框定影响他们的决策，而且当实验对象被赋予更大的激励去准确推理时，他们会犯与之前一样的错误。正如大脑的努力思考难以使人摆脱视错觉，努力的思考也同样不会有助于摆脱框定效应（framing effects）。当然，实验是否揭示人们在现实环境中如何表现，这是一个实证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运用前景理论的政治学者会致力于详细的实证案例研究。 如何测量“损失厌恶”？在实践中测量“损失厌恶”比在实验室中更加困难。正如利维（Jack Levy）指出，在实践中，我们难以得知“哪个前景或策略含有最大的风险，或行为体如何评估相对的风险”。麦克德莫特用经济学定义的“风险”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一个选项中，其结果变化幅度（outcome variance）越大，该选项的风险就越大。可能出现的结果越极端，该选项的风险就越大；结果越有限，该选项的风险就越小。麦克德莫特对“风险”的定义有助于避免用领域去判定风险的“套套逻辑”（tautology），但正如她自己指出，这种定义并没有解决问题。在“什么构成一个风险选项”这一问题上取得共识存在一定困难。即使能获得第一手资料，也不能解决对行为体政策的风险程度的讨论。观察者与行为体一样，有时对风险有不同的评估，这使前景理论难以检验。 “损失厌恶”效应或是理性决策？损失厌恶可能是理性的。在两种情况下，一场为了避免损失的“豪赌”可能是理性的。第一种理性冒险是：当行为体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时候。例如，戈曼斯（Hein Goemans）认为国家坚持一场正在失败的战争，是为了试图逃避国内对失败的政治惩罚。第二种理性冒险是：行为体具有使冒险变得理性的某些信念和渴望。例如，托利弗认为，对损失（既包括物质资产，也包括不断下降的决心信誉）的恐惧导致了对风险的接受。损失厌恶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国家发起战争或有风险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发起后，为什么在胜利机会渺茫时他们还会坚持下去。 2. “损失厌恶”的政策含义 损失厌恶的政策含义有两类：一类是要注意本国自身政策中的损失厌恶，另一类是要预见他国政策中的损失厌恶。前者比后者更难以贯彻，因为行为体难以避免自身的心理偏见。意识到自身的偏见并不足以改变行为。然而，了解他人如何推理也许有助于行为体设计对他国的政策。 在策略性环境下（strategic settings），一方的最优行动取决于另一方的行动。因此，知道另一方可能会做什么比知道另一方应该做什么更有帮助。在各种策略选择博弈中，比如（便士）匹配（Matching）、蜈蚣博弈（Centipede）和最后通牒（Ultimatum）博弈，理性的选择通常是最坏的选择，因为人们不会做他们“应该”做的。如果人们实际所思考的与他们应该要思考的并不相同，那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思考并不会带来任何帮助，并且有可能还会导致错误。更好地理解人们何时会以规避风险或接受风险的方式行事应当有助于行为体间进行的策略性互动。 例如，损失厌恶可能是理解威胁或承诺在何时最有效的关键。戴维斯（James Davis）把早期关于威慑失败的研究与前景结论相结合，认为：威胁对寻求收益的行为体是最有效的，而对寻求避免损失的行为体，其效果是最小的；承诺对寻求避免损失的行为体是最有效的，而对寻求收益的行为体，其效果是最小的。 对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前景理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交易成本”（例如防止舞弊的成本或获取信息的成本）对解释次优贸易水平的重要性。如果人们因为拥有自己的财产而赋予其高于市场的价值，那么就应当产生次优的贸易水平。 结语 人们对损失的厌恶比对获益的喜爱更为敏感，因此，人们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去避免损失，但不那么愿意冒险去确保等量的收益。这是前景理论的基本观点。前景理论不是一种理解特殊行为的方式。它是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选择行为理论。运用前景理论的政治学者具备成熟的方法论，且了解前景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尽管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却未能建立一个关于框定的理论，也未能在测量风险的方法上达成共识。 前景理论的局限性并非是妨碍其在政治学领域广泛传播的原因。前景理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并不比理性主义模型（rationalist models）的问题来得更加严重，而且前景理论也可以像理性主义模型一样优雅、简约和形式化。由于部分政治学者很少使用心理学理论，所以他们抗拒的似乎是心理学，而不是因为前景理论特有的问题。 注释 【1】唐世平：《俄乌战争——半年评估》https://mp.weixin.qq.com/s/IMX-EpUT9pZkdKr_IPAcbA 【2】John Mearsheimer, “Playing with Fire in Ukraine”, Foreign Affairs, 17 August 2022. 中文编译见：https://mp.weixin.qq.com/s/gzJKMLNR3CpVfU9iYGkDow 【3】林民旺：《国际关系的前景理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4期（总第12期），第116~118页。 词汇积累 译者：阮镇炜，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系安全研究专业（硕士），兴趣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美关系。 校对 | 陈暄杰 黎开朗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吴梦婷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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