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地区以外的“中国地界”和市郊各县都成了日军占领区。处在日占区四面包围之中的两租界，就成了日寇侵占中国东南沿海大片地区后的“孤岛”，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后，“孤岛”也终于论陷。在这四年多的“孤岛时期”，中、日、英、美、法以及 国、共、日、伪各方之间，交织着多种力量的角逐和较量，孤岛的政治形势极其错综复杂；而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更大的热潮。 1938年1月，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派刘少文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的身份来沪，向我传达了不同意我到延安去的请求，要我充分利用陈志皋夫人、通易信托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合法身份和已开辟的上层统战关系的有利阵地，继续在上海坚持工作，为推动风起云涌的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发挥自己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就只能遵命继续留在上海。 刘少文来上海后，以驻沪“八办”秘书长的公开身份，同世界与中国社的成员李南香、陈高佣等几个人见了面，向他们公开了我负责营救部的身份，公开了1931-1932年包括我和陈志皋在内的世界与中国社成员的三项工作成果：营救了关向应同志，使之获释出狱；巧得信息，及时将向忠发叛变的情况通知播汉年，护卫了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首长们的安全；通过陈志皋委托巴和律师在《申报》上公开刊登“周少山启事”，替周恩来同志辟谣，粉碎了敌人污蔑党中央领导人们卑劣阴谋。他还特别代表恩来同志向陈志皋致谢，致敬！还带来了恩来同志写的一封亲笔信。信不长，只有一张纸，内容是表扬我们在上海白区所进行的地下工作，特别是营救工作所取得的成就，鼓励我们坚守已开辟的阵地，继续努力为党工作。这封信曾在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以及和我们密切合作的党外朋友中辗转传阅过。为此，曹亮同志改名为如璧，表示将此手谕诊如拱璧之意。 郭沫若在离开上海时，将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工作的许 多事都交给了阿英，连他自己的日记也都交给阿英保管。阿英当时以“风雨书屋”的名义，负责主编由“八办”推出的汇集抗日救亡资料的文摘性期刊《文献》月刊。这《文献》的刊名还是我写的。该刊于1938年10月出版创刊号，先后共出了八 期，刊物上大量转载中共的文献和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以及苏联党和政府的文献，报告，也选载一些国民党方面有关抗战的言论和话动，并按月定期报道抗日各战场的战况，以及武汉，重庆，桂林，陕北等地群众的抗日话动，综合分析阐述国际局势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进程。这是一份备受各界关注的很有分量的抗日救亡刊物，自然为日伪势力所仇视。 为了免遭敌特破坏，阿英和我商定，把“风雨书屋”隐臧在通易信托公司内。之所以取了个“风雨书屋”的名字，是志皋把他的先祖海宁陈阁老所写的一副对联“风床展书卷，雨槛卧花丛”挂在阿英的房间里，布置得像一位旧式文人的书斋那样，于是就称之为“风雨书屋”，更示风雨同舟之意。“风雨书屋”除出版《文献》之外，主要工作还有： 刊印了毛泽东的《纶持久战》 出版了黄镇在长征中的画作《西行漫画》。 收集各方资料，出版《抗战大事记》。 出版进步作家的各种新作，包括阿英本人的抗日剧本 《碧血花》（为应付检查，又名《明末遗恨》、《葛嫩娘》等）。因阿英负责“风雨书屋”，于伶用“风雨如晦”之意为阿英代取笔名魏如晦。并以阿英的《风洞山传奇》等较通俗的作品用以掩护。 编了《瞿秋白文集》。未及刊印，资料保存在通易公司 的保管库，新中国成立后出版。 整理《方志敏日记》。未及编完，资料保存。 遵照毛主席亲笔写来的购书单，买了不少线装书，包括 《孙子兵法》等。后与《论持久战》一同经重庆转运延安。 《文献》月刊除了在上海租界里发行外，还秘密发行到 新四军那里去。志皋的五房侄女陈宜郁和李益，就是负责将《文献》送到新四军去的地下交通员。后来阿英将《西行漫画》改名为《长征画册》再版发行时，在所写的序里就提到过她俩的名字。陈宜郁在新四军中工作表现出色，后来当上了军一级的政委，可惜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 “风雨书屋”的对外发行工作是陈志皋做的；而有关的经济开支是我负责的，调动了通易公司的人力物力财力予以支持，因为我是公司的副总经理，有这个权。公司的同人中不少是进步人士，如郭虞裳等，他们都积极支持“风雨书屋”的事业，而且都不公开出面居功，默默地作出奉献。 在这段期间，阿英写了好多抗日救亡的剧本，还跟柳亚子先生经常通信联系，一直到1939年5月《文献》和《每日译报》等其他几家抗日救亡报刊先后被迫停刊为止。 当时，上海租界内出版的华文报纸，必须接受日军的新 闻检査。1937年12月，为避开日军的新闻检查，中共江苏省委的文委创办了一份《译报》，由夏衍、梅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译者，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梅益，曾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偏辑、中顾委委员）二同志负责，专门翻译刊登外国通讯社及外文报纸的文稿，报道有关国际情况和中国抗战的消息。 《译报》问世后便十分畅销，日印数很快达到一万份，但只出了十二期，就被迫于当月20日宣布停刊。 租界内还有几家外商经营的报纸，可以免受日军新闻检查。于是，原《大美晚报》经理、夏衍的老朋友、《译报》经理赵邦鎔就建议找洋人做经理，再另办一份公开报纸。文委就决定在原《译报》的基础上，办一份以洋商为发行人的《每日译报》，筹备工作主要由梅益同志负责，主要编委有梅益、扬帆、王任叔、戴平 万、姜樁芳、恽逸群、曹荻秋、韦壳等等，许多编辑都是中共党员。在赵邦鎔的介绍下，他们找到在香港注册的英商大学图书公司主持人孙特士·斐土和拿门·鲍纳担任《毎日译报》的发行人，以英商名义出版；但英商只挂名，不过问社内任何工作，也不承担经济盈亏方面的责任，只是毎个月拿报社两百块钱，碰到日伪方面要刁难检查时，由他们出面去应付一下。 为了使报纸具有更大的合法性，特别聘请了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原《申报》编辑钱纳水任主编。钱纳水原先也是共产党员，后来虽然脱党，并对我们党的某些主张和做法有不同意见，但还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曾当过互济总会的宣传部长，我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长时，彼此都有联系，所 以也是熟人。 《毎日译报》开办时，只有现款一千三百五十元，而报社的股本定为一万元，经费来源就成了大问题。于是，赵邦鎔和钱纳水、梅益就一起来看我和志皋，要我出任董事长，并帮助解决经费问题。志皋在上海虽颇有名声，但根本不是资本家大老板，为了支持“风雨书屋”的事业开支，已经颇费周章，实在无力再独力承担支持《每日译报》这副重担 ，我就推辞不肯接受。后来刘少文跟我谈，说这件事意义重大，至于筹募经费有困难，不妨提交到“星二聚餐会”上讨论解决。于是我就担当起《毎日译报》董事长的重任，负责筹措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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