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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初，国家领导人陆定一从东北考察回到北京，发现办公桌上多了一封的群众来信。 寄信人自称赖章盛，是一名大学大佬，他此次写信的目的是告诉陆定一，他的母亲可能就是陆定一失踪多年的女儿陆叶坪，并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如此猜测的原因和线索。 已经81岁高龄的陆定一看完信，情绪很激动，不久前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追悼亡妻唐义贞的文章，倾述了半个多世纪没能找到遗失女儿的遗憾。赖章盛正是看到那篇文章，比对着信息，才寄来了这封信。  其实赖章盛心中描述的人，陆定一在三十多年前就调查过，当时因为一些原因以为搞错了就没有深入调查，难道真的是她？难道我们父女又错过了三十多年？陆定一迫切地想知道答案，这一次他一定要彻查到底，否则自己百年之后都无颜去见亡妻。 在走访查证之后，陆定一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听闻女儿找到了，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不远万里从北京去了南昌，久别重逢的父女两抱头痛哭，在场的人也都红了眼睛。这场团圆，他们等得太久太久了！ 身居要位的陆定一，为何会遗失爱女？他苦苦找寻，为何半个世纪都没能找到？这一切还要从陆定一与亡妻唐义贞的故事讲起。 唐义贞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很小就接触了革命思想，1928年在组织的安排下，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学习，那一年她18岁。 当年年底，陆定一作为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也来到了莫斯科。两个怀揣着同样志向的革命青年，在异国他乡相识相知相爱，于1929年12月结婚。 因时局环境所限，他们的婚礼非常简单，在租住的小屋里，他们做了一桌子中国菜算是宴席，招待了到场贺喜的同志。中国的同志送给他们一些小礼物恭贺新婚，整个婚礼简单朴素但也热闹喜庆。那一天，唐义贞没穿平日穿的苏联校服，特意换上了一身镶金丝绒边的红色旗袍。  1930年夏天，陆定一、唐义贞先后回到上海，两人在陆定一的居所里度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婚姻生活。当时我党同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是相当艰难的，为了工作的保密性和人身安全考虑，他们必须深居简出，几乎每天都困在公寓里。 新婚夫妻连一张合影都不能拍，一不留神那照片都会成为要命的杀器。就在唐义贞给母亲写信报平安时，讲到自己的新郎，也只是称其为“陆先生”，不敢告知全名，以防不必要的麻烦。 尽管时局和斗争如此艰难，那段短暂的厮守时光，都是他们心中最美好、最难忘的婚姻记忆，是日后聚少离多的辛酸中常常回味的一点甜。 1931年5月，受党组织委派，唐义贞与何叔衡假扮成父女，到闽西苏区工作。当时6月的时候，唐义贞在虎冈意外地与丈夫陆定一重逢，这是他们结婚一年多来，第二次重逢。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从虎冈到了长汀，又到了瑞金的叶坪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1931年12月30日，唐义贞在瑞金叶坪生下了一个女孩，为了纪念革命圣地，就起名叫“陆叶坪”。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当时陆定一被“左倾分子”打压，去了沙洲坝刊印党组织的刊物，唐义贞担任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兼卫生材料厂厂长。  陆定一是要随部队长征的，唐义贞所在的材料厂也是要随红军主力转移的，可唐义贞有孕在身，不日就要生产，组织考虑她行动不便，就让她留在苏区继续斗争。 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的那个黄昏，唐义贞急匆匆地赶到了沙洲坝去看望陆定一，因为唐义贞有孕在身，平时都是陆定一去看唐义贞。陆定一望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风尘仆仆而来，心情非常沉重，红军主力撤离后，各种反动势力必将以潮水之势拼命反扑，妻子即将生产，又带着三岁的女儿，她们该如何生存？ 唐义贞又何尝不知道这次分离又将是一次生死离别的考验，她明白丈夫的担忧，为了让丈夫安心，她自信满满地对丈夫说：“你放心走，不用担心我，我都已经想好了。把小叶坪托付给一个家在本地的同志张德万，他是厂里的老管理员了，已经帮我照顾叶坪好几个月了，孩子很喜欢他，管他叫'好妈妈’呢！我在这里呆的时间长，会说本地话，和老乡相处得好，反动派扫荡我可以装成当地妇女，不会被怀疑的。厂里还留下了不少姐妹，我们也会互相照应的。孩子出生后，我也会安置好的，你不用担心我，安心随军行动吧！” 那天唐义贞没有留下，连晚饭都顾不上吃，说声：“厂子里忙，我走了，你保重。”就要离开。 陆定一扶她上马，却迟迟不愿松开缰绳，看着他紧皱的眉头，唐义贞调皮地说：“刻字匠（一些中央领导这么称呼他），笑笑！”说完她笑了，他也跟着笑了。她一挥马鞭，消失在了暮色中！ 当天夜里，陆定一就随着红军主力开拔，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另一边，唐义贞将自己仅有的几件旧衣服拆了，连夜给小叶坪赶制了几件不同年龄穿的棉袄，打成包袱交给了张德万，同时留下的还有一双象牙筷子。那是唐义贞父母给他们兄妹八人，每人一件的传家宝。她将筷子留给小叶坪，作为日后相认的信物。 她让张德万把小叶坪带到瑞金以外的农村，找一户可靠的老乡收养，她则跟随毛泽覃、贺怡夫妇向福建转移。唐义贞拖着即将分娩的身子，以忘我的精神抢救伤病员。因为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福建党组织决定精简疏散，唐义贞和贺怡等五位女同志一起疏散，她们互相约定，她们五人中将来见到其他人的丈夫时要帮忙传口信，唐义贞当时留给陆定一的口信是“只要一息尚存，定为革命奋斗”。当时的唐义贞因为左倾分子的打压，党籍还没有恢复，却依旧无怨无悔的坚定奋斗。 不久之后，唐义贞由邓子恢母亲杨老太太护送，在曾任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红军伤残军人范其标、聪秀妹家里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小定”。 范其标与聪秀妹没有孩子，而且是党性很好、很善良的同志，在产后第四天，唐义贞就和范家夫妇商量将小定送给他们抚养。她将一条毛毯、一个铜盆送给他们，并留下了湖北武昌的来家地址，她交代范家夫妇：“大哥大嫂，等革命胜利了，我会来看孩子。如果我没有来，就说明我不在人世了，请你们一定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牺牲的。” 范家夫妇向她保证一定会照顾好孩子，唐义贞重重地点头，含着泪离开了范家。  归队之后，唐义贞跟着游击队四处潜伏战斗，1935年1月28日中午，游击队不幸被国民党包围，同志们拼死突围奈何寡不敌众，唐义贞等人被俘。 在被俘的前一天，唐义贞似乎有了预感，她将一对银手镯送给了中共福建省委宣传干事事陈六嫲，交代到：“你是本地人，有可能突围出去，这个送给你做个纪念。日后有人问起，请你告诉他，我的丈夫叫陆定一，刚生下的儿子寄养在了圭田范家叫小定，我若牺牲了，那就希望我的丈夫、儿子、女儿将来都知道我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 28日晚上，唐义贞趁着敌人看守松懈逃了出来，可因为不熟悉地形，转了很久也没跑出去，后来体力不支，30日晚上又被抓了回去。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唐义贞坚决不肯出卖战友。 1935年1月31日黎明，唐义贞趁着敌人给她松绑的瞬间，将藏在内衣口袋里的一张纸条迅速地吞了下去，敌人反应过来后马上掰着她的嘴往出扣，没能成功，敌人认为那肯定是关键的线索，见唐义贞如此顽抗，恼羞成怒的敌人将她押上了刑场，面对死亡唐义贞面不改色，最后英勇就义。被害时，她才25岁。 1943年11月，贺怡从江西回到延安，陆定一才从他口中得知妻子罹难的消息，贺怡告诉陆定一，唐义贞在闽西生下一个男孩交给老乡抚养，也将她那句“只要一息尚存，定为革命奋斗”带给了陆定一。  贺怡 获悉分别后妻子的艰难境遇和遇害经过，陆定一悲痛万分，多少个日夜他不眠不休，只是流着眼泪，最后把眼泪都流干了，此后无论遇见大悲还是大喜，他再也流不出眼泪了。 他向自己发誓，一定要将一双儿女找回来，告慰妻子在天之灵。此后，陆定一托了很多人帮忙寻找，可惜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结果。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唐义贞生下的男孩小定，被养父母起名叫范家定。范家定养父母都是善良的人，含辛茹苦将他养大，却从没想过将他占为己有。 范家定15岁那年，新中国成立了，可他的生母却迟迟没有再来，范其标夫妇便将他的身世和盘托出，告诉他母亲是一位姓唐的红军，并将母亲留下的物品都交给他，让他去寻找亲生父母。 范家定按照母亲留下的地址写了信，可并没有得到回音。后来，他在母亲留下的布兜子发现了几行字：
范家定想着唐义贞可能就是母亲的名字，兴奋不已，他请教了很多当年在苏区工作的老干部，弄清楚了布兜子上的胜利县大概就是后来的江西省于都县银坑乡一带。  范家定在于都查访了很久才得到父亲陆定一的线索，自从1959年开始寻亲，到1979年父子相认，范家定找了20年。团聚那一年，范家定45岁，陆定一73岁。 1980年，陆定一宴请范其标夫妇，向他们表达了最诚挚的谢意。范其标提议将孩子改回陆姓，陆定一没有同意，他说：“这个孩子是陆家人，也是范家的人，要改姓就姓陆范，叫陆范家定，他永远是我们共同的孩子。” “陆范”这个复姓不仅包含着陆范两家的情谊，更是红军和百姓的鱼水情，在场的人都欣喜同意。 儿子找到之后，陆定一更加迫切地想找到女儿叶坪，他和陆范家定讲了叶坪的事， 让陆范家定去瑞金寻找一个叫赖金达的船夫，他早年间接应过一些红军孩子，陆范家定去了瑞金，联系了当地组织，可惜一番查找之后发现赖金达早就去世了，线索也断了。 1981年底，一无所获的陆范家定失望地回到北京，告诉陆定一这个调查结果。 陆定一非常失落，自己已经75岁了，还没找到女儿，难道真要抱着这个遗憾去见亡妻吗？心中万千思绪，他写下了一边深情的悼文《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道出了对亡妻的无限追思，并详细地描述了女儿失踪的经过。 陆定一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这篇文章居然引出了亲生女儿。 那是1987年夏，江西理工大学的前身南方冶金学院的一位资料员黄玉香读到了这篇文章，她觉得文中描述的小叶坪和该校教师赖章盛母亲的经历很像，便将这个想法说与了赖章盛。  赖章盛将信将疑地读了陆定一的文章，这一读他有些坐不住了，文章中写道“唐义贞烈士，所生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孩，名叫叶坪，1931年12月30日生。长征时寄养在雩都。对这个孩子，我尽了力，从1937 年找起，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看来已经无望。如果她在，应该是 50 岁了。” 叶坪、野萍？赖章盛嘟囔着，母亲小名叫野萍，是不是那时候人识字不多，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就跟着音译叫错了。祖母给母亲起了大名叫“张来娣”，纪念张德万送来的孩子的意思。 寄养的地方也对，长征时的雩都，就是后来的于都，寄养时间也对，文章写于1981年，那一年赖章盛母亲正好50岁。 赖章盛越想越激动，当即提笔给陆定一写信，详细地描述了他所知道的自己母亲的身世： 那是1934年的秋天，赖章盛的家乡江西于都县禾丰乡来了许多红军的伤病员，他们在苏维埃干部的安排下，分别借助在各个老乡家里。 赖章盛的叔公赖长发是乡里苏维埃的代表，房子与赖章盛祖父家相连。 在一个挖番薯时节的深夜，本地的苏维埃特派员刘怡乐送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借住在赖长发家里。那个男人还背着一个三四岁的女娃娃。 相处的时间久了，赖章盛的祖父母才得知那个男人叫张德万，说是在部队里当伙夫，因为生病要回老家去，他带来的那个女孩不是他女儿，是帮别人带着，至于是帮谁，他不肯说，大伙也明白，肯定是红军的孩子。听张德万管孩子叫野萍，大伙也跟着叫野萍了。让乡亲们搞不懂的是，张德万一个大男人，野萍却叫他“好妈妈”，张德万还非常开心地答应着。  张德万在赖长发家住到了年后的元宵节，村里传来了白狗子要来搜村，红军伤员一夜之间全都被接走了。那天，张德万带着野萍去了赖章盛祖父母家，对他们说道：“大哥大嫂，我得走了，这一去生死不知，我不能带着这孩子，请你们收养她吧！孩子很听话，不求特殊照顾，你们的孩子怎么养，她也那么养。这么些日子相处下来，我知道你们都是善良人，孩子交给你们我才能放心，求求你们收养她吧，给孩子一条活路……” 赖章盛祖父母知道张兄弟这是在托孤啊，善良的他们答应了，向张德万保证就是吃糠咽菜也会把孩子拉扯长大。 张德万离开了，赖章盛祖父母将野萍视如己出，拉扯长大还给她起名叫“张来娣。” 赖母六岁那年，张德万来看了她一次，那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动派的围剿稍微松懈了，张德万便赶来赖家看望野萍。那时他大概患了重病，自知时日无多，冒着虚汗喘着粗气，走了四五天，坚持来看她最后一面。 那一次他住了三天，每顿饭都亲自喂野萍，尽管野萍完全可以自己吃饭了。白天，他总是带着野萍坐在村头山坡上的老树下，对着大山出神，嘴里不断说着：“好妈妈当时要是知道能活着回家，就不会撇下你了。这次好妈妈怕是熬不过去了，又要撇下你了……”张德万走后，再没出现过，应该是去世了。 野萍长大后，嫁给了养父母的儿子赖普恩，生下了赖章盛，成了地道的农村妇女。 据赖章盛的祖母说，张德万送野萍来时，带了两个箱子装的都是野萍的东西，一直存放在赖长发家里，后来赖长发家里发生大火，除了抢出几件衣服，其他的都烧没了，赖长发也在大火中丧生。  最后一个知晓野萍身世的人，刘怡乐也在1935年时去世了，野萍的身世彻底成了谜。 赖章盛的陈情信辗转三个月才到了陆定一手里，陆定一读完信非常激动，这些年为了找女儿真的是心力交瘁。 早在1937年时，陆定一特意去了岳父家，请求唐家帮忙寻找女儿，为此唐义贞的两个哥哥去了江西寻找，可在渡江时翻了船，两人都遇难了，唐家备受打击，寻找叶坪也就耽搁了，陆定一对此也很愧疚。 陆定一激动还有一层原因，其实赖章盛说的人，他在31年前就接触过。 1956年的时候，赖普恩参加工作填写履历表时，岳父岳母一栏是空白，当时政审很严，赖普恩只能将妻子的情况如实上报。 当地的党委书记郭若珊了解情况后，想到于都是革命老区，许多红军的小孩都留在了那里，便将叶坪的信息整理上报，为寻找孩子的老红军提供个资料。 在寻找孩子的陆定一调查过野萍，但因为她的东西都烧光了，没有直接证据。小时候的照片也没有，就临时照了一张，邮到北京唐义贞的妹妹唐义慧那，唐义慧觉得和唐义贞不像，调查也就此停止了。 如果赖章盛的母亲真的是叶坪，那他们父女岂不是错过了31年的光阴。想到此，陆定一将信转寄给了陆范家定，让他前去核实。 陆范家定一刻不敢耽误，启程去了赖章盛的家乡，他第一眼看到野萍，就觉得这是姐姐，因为她长得太像父亲陆定一了。  为谨慎起见，陆范家定询问野萍当年是如何称呼张德万的？ 野萍回答：“听养母说，是叫好妈妈。” 陆范家定心中一动。在交谈时，陆范家定又了解到野萍来时带了一双象牙筷子，后来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了。陆范家定找到父亲后，曾去母亲的老乡拜访过娘家长辈，舅舅、姨妈那里都有一双象牙筷子，是外祖母留给他们的传家宝，想来母亲那双是留给了姐姐。 接着，陆范家定又去了张德万的老家，拜访了他在世的亲人，据其侄子张永济说，张德万确实在红军卫生部工作过，从部队回家后没几年就病逝。张德万生前说过，他将战友的女儿寄养在了于都禾丰。 经过陆范家定等人的反复查证走访，确认了张来娣就是陆定一失散的女儿陆叶坪。 1987年11月，已经81岁的陆定一从北京飞到了南昌，来见他心心念念的女儿。 找到亲生父亲的野萍也是难以抑制的激动，从小她就知道自己不是养父母亲生的，虽然养父母疼爱她，但家里孩子多，养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挣得很少，家里日子很艰辛。 野萍小时候每天都要和哥哥姐姐上山捡柴、拔猪草，常常吃不饱饭。九岁的时候就去当学徒，做瓦补贴家用。十几岁就嫁给了赖普恩，成了家庭主妇。 她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没能力去寻找，长大了牵绊多了也无法去找了。 父女重逢那刻，他们望着对方良久，叶坪激动地喊了一声“爸爸”，两人流着泪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那天，陆定一还让叶坪换上了镶金丝绒边的红色旗袍，看着女儿，陆定一的思绪回到了在苏联他与唐义贞结婚的那天，他低声呢喃：“我们的女儿找到了……” 父女相认之后，叶坪留在了于都，继续过着平凡百姓的生活，用她的话说，能再见到父亲已经是天大的好事，知道父母不是故意扔了我，是为了革命才寄养我的，已经很满足了。 夫妻死别、骨肉分别，陆家的遭遇是令人心痛的，最后陆定一能找回一双儿女，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当年无数红军为了革命，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建国后，中央曾组织专门调查组帮助老红军寻找失散的孩子，可是找不回的孩子太多太多了。 正是这些舍弃了小家的红军战士们，拼死守护我们的大家，才有了今日之中国，谨以此文致敬那些在艰苦卓绝的岁月中，牺牲自我、拼死斗争的革命先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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