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本文发表于《全清小说论丛》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22年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欧阳健老师授权发布！ 《茶馀客话》版本论考 阮葵生《茶馀客话》，据《淮贤文目》的著录与“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判定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备受小说史研究者的关注。但作为古体小说的佳构，《茶馀客话》自身价值尚未引起重视。本文拟从版本角度切入，作初步之探讨，识者正焉。 一 就外在形态来说，《茶馀客话》的版本，有三十卷本、二十二卷本、十二卷本、一卷本之别；而就刊刻进程来说，则依次为一卷本、十二卷本、二十二卷本。《茶馀客话》之有三十卷本，根据是乾隆癸丑（1793）阮钟琦的《〈茶馀客话〉跋》：先司寇束发受书，即耽吟咏，于书无所不读。所著诗文集如干卷，藏于家中。岁以命入，八直纶阁，历卿垣，僦居长安，藏书最富，手不停披，殚心著述。与一时贤士大夫游，宾客过从，煮茗剧谈，靡问寒暑。凡所得于载籍，以逮闻见所及，辄志之。积二十年，成《茶馀客话》三十卷。
作为阮葵生之子，阮钟琦所言当有所据。阮元《阮公传》亦云：“晚乃订其诗文为《七录斋集》二十四卷、《茶馀客话》三十卷、《阮氏笔训》《族谱》若干卷。”但三十卷本实物不存，仍需进行切实的证明。阮钟琦说：“己酉捐馆后，谨录收藏，版行匪易，中心窃负疚焉。”己酉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此年二月，六十三岁的阮葵生去世。自知“愧不能读父书”的阮钟琦，居然不知道早在十八年前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就有江苏震泽人杨复吉，在京当面见过阮葵生，并将《茶馀客话》“假归披阅，摘录纪事九十馀条”。当杨复吉以书归还，阮葵生“亦欣然首肯，许为知音”。阮葵生“首肯”什么？首肯杨复吉摘录纪事，且准备付之剞劂也。杨复吉（1747-1820），字列欧，号梦兰，乾隆三十七年（1772）登进士第，吏部截取知县，不谒选，以著述编辑为务。杨复吉“生平癖嗜在虞初”，古文说部，尤为所重。著有《梦兰琐笔》《辽史拾遗补》，编有《昭代丛书续集》《虞初馀志》《元稗类钞》等。杨复吉称得上是《茶馀客话》的第一位知音，他在《〈茶馀客话〉跋》中称赞“笔意苍古雅洁，与《觚賸》《书影》鼎足而三，馀子碌碌，不足道也”。将《茶馀客话》与周亮工《因树屋书影》、钮琇《觚賸》相提并论，评价是很高的。所题四绝句云：凛冽西风雪作冰，衡门匏系望觚稜。一编入手双眸豁，剔尽寒窗午夜灯。几载长安碾辙环，素心攸托著名山。搜罗都付如椽笔，品在文昌北梦间。史才学识擅三长，珥笔端宜入玉堂（作者时官起居注主事）。会见洛阳争贵纸，行间熏得马班香。裒异常停问字车，生平癖嗜在虞初，严寒十指皆皲瘃，苦吮霜毫录素书。杨复吉得到《茶馀客话》，“一编入手双眸豁”，“剔尽寒窗午夜灯”，不顾“严寒风雪，炙砚研冰，十指皆僵”，抄录纪事九十馀条，载入自己编的《昭代丛书》丁集，不无遗憾地说：“尝鼎一脔，讵知全味。他日尽发名山藏，寿诸梨枣，则余且如获故人也夫。”——这是《茶馀客话》一卷本，刊于阮葵生去世前十五年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今存世楷堂刊本。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浙江归安人戴璐，向阮钟琦“索阅此书，详加校正，欲公同好，先选十二卷，仿毕升活字版印行”。戴璐（1739-1806），字敏夫，号菔塘，一号吟梅居士，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其《〈茶馀客话〉跋》云：己亥（1779）夏，余与司寇吾山先生，同膺司谏之选，先后入台，过从无间。每春朝宴集，酒边谈论前言往行，听者忘还，固未知其有所著述也。戴璐是阮葵生“台选同年”，十年中“交好无间”，还对阮葵生所撰《刑部典试》《题名》二书，多有所校正。戴璐本人也是小说家，著有《藤阴杂记》等。由他校刊《茶馀客话》，自是最佳人选。——这是《茶馀客话》十二卷本，刊于阮葵生去世五年后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今存艺海珠尘本。记年十三四时，于市上得《茶馀客话》，篝灯读之，两夕而竟，鳃鳃然以为未足也。比修郡志，征遗集，程丈仲材适缮是稿，云系足本。尔时即欲快睹，缘以私乘入公局，末由览。去秋，司寇裔孙铁庵先生，慨然见假，始知原卷二十二，湖州戴菔塘选十二卷为单行本，松江吴泉之刻入《艺海珠尘》。颠倒先后，尤改旧观。窃思乡先生留心掌故，毅然著述，若侈意去取，殊负苦心。因照稿誊写，不遗只字。即经其从子定甫先生点订者，亦逐一改正，以识庐山面目。而予廿年前尝鼎一脔，今始朵颐属餍，文字之缘，殆真如大雄氏言有前因后果在耶。王锡祺十三四岁，当在同治七年（1868），读《茶馀客话》“两夕而竟”，可能就是杨复吉的一卷本。在读到阮铁庵见假原卷后，不满意戴璐“颠倒先后”“侈意去取”，故“照稿誊写，不遗只字，即经其从子定甫先生点订者，亦逐一改正”。——这是《茶馀客话》二十二卷本，刊于阮葵生去世九十九年后的光绪十四年（1888）。王锡琪以为，二十二卷本最接近原著。至于三十卷本，王锡琪虽没有表态，但注意到原稿有“经其从子定甫先生点订者”。定甫即阮钟瑗（1762-1831），字次玉，乾隆四十七年（1782）入泮，后五荐不售，课馆授徒，著有《修凝斋集》。梳理了一卷本、十二卷本、二十二卷本，证明《茶馀客话》三十卷本的存在就有切实的证据了：那就是《茶馀客话》一卷本。当年杨复吉从阮葵生手里借得稿本，从中摘录出九十馀条（实为102条），编进《昭代丛书》丁集为一卷本。今以一卷本与二十二卷本逐条比对，发现竟有十二条不在二十二卷本中。这一现象说明：杨复吉当年看到的部分条目，被有意无意地删节或丢失了。那么，这些条目为什么会删节或丢失呢？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先看一条：京江笪侍御重光，青衿时与同辈数人，读书焦山。寓楼危踞峰腰，樵采绝迹。偶月夜登高啸望，见老人须髪甚古，衣冠不类今制，携杖独往，徘徊丛篁茂树之间，吟咏自得，心讶之。次日，同人谋曰：“此非精魅，即陈死人耳。”遂循岩踪迹之，得一废坵，棺木暴露，有出入之迹。众曰：“得之矣，俟其更出。令一二人裂《周易》，封其棺罅，当无所归。”笪曰：“彼无害于人，何为苦之？”固诤不听，乃渡江先归。是夜，月明如昼。未三鼓，老者又贸贸来，众潜持书封棺讫，各归就寝。将五鼓，忽闻窗外号呼声甚惨，众惕息不敢应。久之，窗外泣曰：“我前代之遗民也。虽未得仙，已离鬼道，可以纵游自如，今为诸君所困，封我房舍，使无所归。天明后不可复全矣。”又且泣且詈，其言绝痛。众益惧，阖户聚首，不敢出一言。俄而鸡声朝唱，槛外有物，闯然入户而仆。天明视之，则前之老人，僵于窗畔矣。众悔惧交至。不敢复留，急买舟而归。中流，风大作舟覆，四五人无一免者，仅长年无恙耳。而笪公于来秋，举乡试第一人。
笪重光（1623-1692），字在辛，号江上外史，江南句容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御史，巡按江西，以劾明珠去官。本条的时间为笪重光“青衿时”，当在顺治初年。所叙这位前明遗民，抱屈而死，“虽未得仙，已离鬼道”。然青衿数人，裂《周易》封其棺，使无所归，最后不得好报，死于覆舟。唯笪重光曾加劝谏，幸免于难。篇中传达出对遗民的深切同情，与新朝统治思想不协，故不得已删去。某学士家居时，游一道观中。其庙祝略解八法，有求书者，率写王维之诗以应之。学士适于案头见之，诵至“云里帝城”二语，击节曰：“炼师有如此佳句，即作翰林奚愧焉！”庙祝笑而不敢答。这条原本嘲笑学士某，不知王维“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之名句，误以为是庙祝的诗作。据宋荦《迎銮二记》，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初九日，南巡金山，命荦作字，奏曰：“臣幼学书未就，筮仕多年，草草批判，绝不成字；偶做署书及笺牍，令臣子代之，曾于三八年启奏过。今天颜咫尺，愈愧悚不能搦管。”皇太子则书“云里帝城双凤阙”一联。其后，胤礽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五十一年（1712）两次被废，禁锢于咸安宫。这条言书“云里帝城”之句，不免令人想起废太子，事涉敏感政治，故尔删去。闻钱虞山既娶河东君之后，年力已衰。门下士有献房中术以媚之者，试之有验。钱骄语河东君曰：“壮不如人，老当益壮。”答曰：“华而不实，大而无当。”闻者嗤之。近李玉洲重华论诗，不喜钱泒，有问者，辄曰：“华而不实，大而无当。吾即以柳语，评其诗可矣。”众皆胡卢失笑。钱谦益五十九岁时，迎娶二十三岁的柳如是，致非议四起。后又降清仕清，更为人所诟病。乾隆四十一年（1776），诏令修编《明季贰臣传》，谓钱谦益是“有才无行之人”，其文字亦在禁毁之列。此条虽表对钱谦益的不敬，但因提到他的名字，不得不遵令删之。昔人传刘廷式娶瞽女事，以为古德。今吴殿撰鸿事，正相类。殿撰故寒素，幼聘邻女，亦窭家。其后女忽失明，而殿撰少年，为名诸生，望隆隆起。其妇翁遂乞离婚，太夫人将许焉，殿撰执不可，卒娶焉。后乡举、廷对皆第一人，人以为厚德之报。然吾闻殿撰得志，颇恣声色之欲，年三十八暴卒。吴鸿（1725-1763），字颉云，号云岩，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二年（1746）乡试解元，乾隆十六年（1751）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此条表吴鸿娶窭家瞽女的美德，又道其得志后“颇恣声色之欲，年三十八暴卒”。据载，吴鸿乃误食河鲀中毒身亡，非恣声色之欲之故。俞蛟《潮嘉风月》，详写吴鸿“高义有足称者”：“余闻吴公胪唱后，告假完姻。其夫人双目失明，自惭非偶，告于父母，遣人谢绝。吴曰：'夫妇之义，一与之盟，终身不易。汉宣帝即位，尚求微时故剑；余何人斯，敢背此盟！’卒为夫妇。”而所谓“颇恣声色之欲”的真相是：临安吴殿撰撷云，校试潮嘉，适乘其舟。严谕从人，禁妓不得入谒。小姑窃窥而心慕之，然以学使尊严，何敢遽为毛遂？辘轳于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傍晚，舟次齐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赞我也！”因与其母定计，设筵醉仆从于他舟，潜令篙师约当吴寝所，穴篷数处。顷之衾枕淋漓，吴急起狂呼，莫有应者。小姑伪自梦中惊觉，挑灯出视，谓吴曰：“湫溢何可憩息？后有小榻尚洁，敢请贵人移寝何如？”吴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横流，不觉心动，遂与燕婉。及试罢返省，题便面以赠小姑曰：“轻衫薄鬓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后，月明初见郑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衿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篷窗便百年。”小姑捧诗而拜，欲脱籍随行。吴不可，殷勤慰谕而止。于是潮人咸呼小姑为“殿撰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贵，即名士骚客，亦难轻觌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儿曾侍寝玉堂，何可复理故业？”遂出私囊千金，于湘子桥边筑精舍数间，焚香礼佛。后闻吴君逝世，设位哭奠，数日不食而卒。至今潮人艳称之。噫！歌妓中如濮小姑者，亦佣中佼佼者乎！吴鸿原严谕禁妓入谒，是濮小姑主动设谋，遂与燕婉。后闻吴鸿去世，设奠哭祭，绝食而亡，事极凄惋。阮葵生后知吴鸿非“颇恣声色之欲”，遂尔删去，亦未可知。闻各省典试，多于命下之日，倩人代搆策题暨试录序，出己手者，十无四五焉。广东某科三场，问岭南形胜，有“选帅重于地镇”之语，监试疑焉，以质正考官曰：“'地镇’二字，当作何解？”正考官贸焉不知所对，乃强颜曰：“出题自使者事，纵有错误，使者自当之，与足下无与？何必穷究为？”监试遂问副考官，答曰：“题非我出，我何知焉？且出题之人，尚在京师，安得走使万里而问之？”盖二考官素不相能，故以口语侵之也。监试乃谓诸同考曰：“有能解'地镇’二字者，愿直言无隐。”有韩令者，素强项，与正考官有违言，遂奋然进曰：“以愚意观之，乃'他镇’之讹耳。'选帅重于他镇’，乃昌黎《送郑尚书序》中语，吾乡三尺童子，亦能诵之。阁下岂未之见耶？”因命取书阅之，信然。副考官胡卢大笑，监试及诸同考，亦鼻哂有声。正考官踧踖，不自比于人数。叙正考官的不学无知，令人忍俊不禁。本是佳篇，无乃恐伤人太过，予以删节乎？二十二卷本卷二十曾录：“李肇《国史补》序，称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茶馀客话》一卷本还有叙某甲途遇暴雨，就民居投宿，三更后壁间有光，小人舆舁一老妇人而出。天晓而归，面有酒色。及曙，二仆皆僵于庭中，脇下有小穴如被囋嘬状，乃知妇人所饮者，二仆之血耳。又有叙倪姓者，有道士款门告曰：“明日午后，有一异物当死。君家若能救之，为福不赀；否则，受祸亦剧，慎勿恡也。”倪诺之。时菉豆初熟，家人取以作糜，遂留道士共食之。次日有渔人网得巨鲤，索青蚨三千，倪以其值过昂，不能无吝。渔人怒持刀急击，血流被地。视之，则昨道士所食豆糜在焉。二事皆涉怪异，故亦被刊落。要之，杨复吉的《茶馀客话》一卷本，是据阮葵生稿本摘抄的，虽仅102条，已有12条为二十二卷本所无。推知到光绪十四年（1888），已经失落或被删，存失比例为102：12。现存二十二卷本1715条，平均每卷78条。以此基数推算，三十卷本是存在的，总数应为2340条。再按存失比例折算，失落或被删275条。二 十二卷本与二十二卷本的差别，不光在多寡之不同，更在顺序之颠倒。有人说：戴璐识见不高，将许多有价值的记载漏掉了。为揭示其奥秘，现将十二卷本卷一各条，从001至039编号，并寻出二十二卷本之对应部分，列表如下：卷八：030、003、004、039、037、038、029、032、033、034、013、035、036、019、020、021、022、023；卷九：024、025、012、017、027、028、014；无论从著述角度，还是从编辑角度衡量，卷一的内容都是最重要的。二十二卷本卷一标曰“政”，共65条，十二卷本只选了2条。既忽略了第一条“由蒙古文创立满文，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我朝政事”，也忽略了第二条“建旂辨色，制始统军”，却将第22条列于卷首，所叙为康熙辛丑元旦，内廷献寿十四位大臣的高龄，以“上有寿考之君，下多平格之臣，赓拜一堂，千古佳话”归结。又将第51条移在第二位，所叙为内阁北墻下有楮树一株，陈廷敬公事毕，移书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复命禹之鼎绘《楮窗图》，公赋诗，中翰皆和之。开篇喜庆吉祥，雍容典雅。之后，跳过二十二卷本的卷二至卷七，从卷八选取第三、第四条。第三条讲张九徵与其子张玉书之事。张九徵，字公选，号湘晓，顺治二年（1645）解元，顺治四年（1647）进士。康熙十七年（1678）举博学鸿儒，贻友人诗云：“少不如人何况老，身將终隐又焉文。”人以是知其不出山矣。其子张玉书从不肉食，贻书戒之曰：“古乐府'杀君马者路旁儿’，谓竭马之力，以娱道旁耳目，吾虑汝之马力竭矣。”张玉书闻命悚然，加一餐焉。陈海昌之遴，荐吴梅邨祭酒至京，盖将虚左以待。比至，海昌已败，尽室迁谪塞外。梅邨作《拙政园山茶歌》，感慨婉惜，盖有不能明言之情。园在苏州娄、齐二门之间，嘉靖中，王御史献臣，因大宏寺址营别墅，以自托潘岳“拙者之为政”也。文待诏图记以志其胜。后其子以摴蒱一掷，偿里中徐氏。国初，海昌得之，复加修饰，珠帘甲帐，烜赫一时。中有宝珠山茶三四株，交枝连理，巨丽鲜妍，诗中所谓“艳如天孙织云锦，赬如姹女烧丹砂，吐如珊瑚缀火齐，映如䗖蝀凌朝霞”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载未归，图绘咏歌，目未睹园中一树一石。及穷老投荒，穹庐绝域，黄榆白草，父子茕茕，而此园已籍没县官，为驻防将军得矣。既而为吴逆壻王永宁所有，益复崇高雕镂，备极华侈。滇黔作逆，永宁惧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为苏松道署。缺裁，散为民居。对吴伟业之“出仕二姓”，后人出于偏袒顾惜，向以“降臣裹挟”、“有司敦逼”为之解脱。其所谓“降臣”，指孙承泽、冯铨等，“有司”，指马国柱等。《茶馀客话》则揭示出陈之遴是朝廷中枢荐举他的关键人物。陈之遴（1605-1666），字彦升，号素庵，弘光授左春坊左中允，赴闽途中逃回海宁。清军破城，即率先投降。七八年间，平步青云，位极人臣。其《念奴娇·赠友》云：“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错。”自画出无耻变节的嘴脸。还向洪承畴献计：“掘孝陵，当泄尽明朝秀气。”此议卑劣，可谓丧失天良。陈之遴曾以二千两买下苏州拙政园，吴伟业《咏拙政园山茶花》小引曰：拙政园，故大弘寺基也，其地林木绝胜。有王御史者，侵之以广其基。后归徐氏最久。兵兴，为镇将所据。已而海昌陈相国得之。内有宝珠山茶三四株，交柯合理，得势争高，每花时，钜丽鲜妍，纷披照瞩，为江南所仅见。相国自买此园，在政地十年不归，再经谴谪辽海，此花从未寓目。余偶过太息，为作此诗。他日午桥独乐，定有酬唱，以示看花君子也。吴伟业笔下，王御史是“侵”，镇将是“据”，陈相国是“得”，遗词似极有分寸；然身在北京的相国，买下二千里外“广袤二百馀亩”的拙政名园，区区二千两银子够吗？足见在经济上，陈之遴也是不干净的。陈之遴引荐吴伟业，是因其子直方娶吴女为妻。儿女亲家，可为奥援。吴伟业虽以名节自许，为了功名利禄，明知陈之遴斑斑劣迹，反在诗中写道：“近年此地归相公，相公劳苦承明宫。真宰阳和暗回斡，长安日日披薰风。”肉麻地赞美是真宰良相。吴伟业之欣然就道，就是相中陈之遴之独操政柄，“意其必以卿相相待”，甘愿与之沆瀣一气。吴伟业之“出仕二姓”，不是外力所逼，而是内力所吸。三四两条，一则表达了对张九徵、张玉书的敬慕，一则表达了对吴伟业、陈之遴的鄙夷，作者的臧否抑扬，泾渭分明。十二卷本在五条以后，对二十二卷本的选择，更是忽前忽后：卷十八→卷十二→卷二十→卷十七→卷十二→卷十二→卷十二→卷九→卷八→卷九→卷二十一→卷二→卷九→卷十一→卷八→卷八→卷八→卷八→卷八→卷九→卷九→卷十六→卷九→卷九→卷八→卷八→卷十一→卷八→卷八→卷八→卷八→卷八→卷八→卷八→卷八。即使在同一卷中，也打乱了次序。有人说这是“任意颠倒先后，紊乱原著体制”。不知十二卷本之“颠倒先后”，原是为了建立新的“体制”。那么就该探讨一下：十二卷本建立的“体制”是什么？而这究竟是谁干的？回答第一问，就要涉及《茶馀客话》的材料来源与写作过程。十二卷本从二十二卷本卷二中，唯选取了一条：予辛巳夏直票签，九月即派入武英殿，缮《宝谱》《地球图说》，未得久于其地。计百馀日中，粗繙外纪，一遇夜直之期，检阅尤便。每次携长蜡三枝，竟夕披览不倦。当时十五六日方轮一夜班，每代友承直，他人亦乐以见委。闻近日中翰以夜班为苦，互相推避，诚不可解。然予终以未得快睹大库为憾。缘典籍掌库事，资深者方转典籍，惟探开库之期，随前辈一观。尘封插架，灰堆积土中，随意抽阅，皆典故也。此条突出讲内阁大库，藏有百馀年诏令陈奏，“直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而作者凭借工作之便，得以随意抽阅的便利，这就构成了《茶馀客话》的一大部分，即“得于载籍”者；还有一大部分，是得于“闻见所及”者。从性质上讲，前者无非是档案的摘录，基本算不上文学创作；而后者则生动感人，可归入创作的范畴。杨复吉摘录的方针是排除“得于载籍”者，而取读者所感兴趣的“纪事”。今观杨复吉的一卷本，与十二卷本之所取几乎重迭，证明二者的小说观是一致的。那么，“任意颠倒先后，紊乱原著体制”是谁干的？答案是：除了作者本人，任谁也不可能这么干。因为他既没有这种权力，也没有这种能力。很可能是阮葵生收到杨复吉的摘抄后，两种小说观开始在心中较量，且决定以叙事性为标准，着手准备另一套版本，将重点放在闻见所及的纪事上，使它不只是得于载籍的资料汇编。三 更有力的证据，在十二卷本的改变，不光是对二十二卷本的“侈意去取”“颠倒先后”，更在对于语言文字的精心修改与着意润饰。最大量的是措词的修改。如记槟榔一则，十二卷本将二十二卷本“贮佩囊中”，改为“贮荷包中”，将“近则士大夫亦有食者”改为“近则士大夫亦有嗜者”。“佩囊”与“荷包”，“食”与“嗜”，意味截然不同，深得炼字之妙。还有的是文字的浓缩。如二十二卷本：“毋丘俭贫贱时，借《文选》于交游间，有难色。自言异日身贵，当镂板以行。后仕蜀，至宰相，遂刊之。”十二卷本将“借《文选》于交游间有难色”，浓缩为“借人《文选》有难色”；将“自言异日身贵”，浓缩为“自言身贵”；将“后仕蜀至宰相”，浓缩为“后仕蜀相”，减少了七个字。又如二十二卷本：“青阳吴宗伯七云襄，少时久客于淮，与先祖虞再公及刘公再祈，三人为莫逆交。时吾家新城旧宅有冬青楼，宗伯来辄住其中，如一家人。”十二卷本将“少时久客于淮”，浓缩为“少客于淮”；将“宗伯来辄住其中如一家人”浓缩为“宗伯来住如一家人”，减少了四个字。与字斟句酌不同，还有段中文字的删节。如二十二卷本：康熙戊午，魏敏果公擢总宪，首疏申明宪纲一事，言国家根本在百姓安危，督抚当为百姓留膏血，为国家培元气，语甚戆直。疏入，上谓切中时弊，立见施行。举廉介知县陆陇其复其官，劾贪吏知州曹廷俞置诸法。其遵谕举孝廉，疏举侍郎以下有清望者十人，皆蒙擢用。十人：雷虎、班迪、达哈塔、胡密、毕振姬、萧惟豫、高珩、宋文运、张沐、陆陇其。十二卷本将“康熙戊午”、首疏内容及弹劾人名都删了：魏敏果擢总宪，首疏申明宪纲，举侍郎以下有清望者：雷虎、班迪、达哈塔、胡密、毕振姬、萧惟豫、高珩、宋文运、张沐、陆陇其，皆擢用。沈景倩《野获编》纪嘉靖三科状元之异：二十年辛丑，状元沈坤，历南祭酒。忧居，以倭事起。将吏奔溃，坤率勇壮保其乡里，遂以军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虽全而人多怨之，有儒生辈为谣言构之。南道御史林润弹劾之。时坤已起为北祭酒，上令捕至诏狱，拷讯瘐死。润所劾枭败卒之首、剁住房人两手，皆无其事。其后癸未状元陈谨、乙丑状元范应期，俱殒非命，且其事俱诬枉，俱不得白。祭酒及第后，不附权贵，违俗孤立。沉滞翰林，几二十年。居母丧。倭至，散家赀，募乡兵，自教练之。贼纵火延烧，官兵却，祭酒率所部亲当矢石，射中其魁。城上人望之，呼曰状元兵。未几，倭复以二十二船从泗而下，焚杀尤惨。祭酒大破之。巡抚李远荐其才兼经略，功收御侮，起为北祭酒，为同乡胡给事应嘉所构陷，淮守范檟迎合成之。当时人皆以为冤。此条讲的是三科状元（辛丑状元沈坤、癸未状元陈谨、乙丑状元范应期）之异。二十二卷本在叙沈坤之冤时，插入陈谨、范应期之冤。十二卷本则将陈谨、范应期之冤移在文末，就精简多了：嘉靖三科状元之异：辛丑状元沈坤，历南祭酒。忧居，倭至，散家赀，募乡兵，自教练之。贼纵火延烧，官兵却，祭酒率所部亲当矢石，射中其魁。城上人望之，呼曰“状元兵”。未几，倭复以二十二船从泗而下，焚杀尤惨。祭酒大破之。巡抚李远荐其才兼经略，功收御侮，起为北祭酒，为同乡胡给事应嘉所构陷，瘐死。淮守范槚，迎合成之。人皆以为冤。其癸未状元陈谨、乙丑状元范应期，皆殒非命。还有事实的订正。如二十二卷本：“至雍正癸丑，先大夫暨家叔相继入翰林”，十二卷本订为：“至庚戌癸丑，先大夫暨家叔相继入翰林。”先大夫者，阮葵生之父阮学浩，雍正八年庚戌（1730）进士。家叔者，其叔阮学浚，雍正癸丑（1733）进士。兄弟前后中进士，同入词馆，有“淮南二阮”之美誉。作为最亲的亲人，阮葵生是不应该弄错的。十二卷本还大量修改人物的称谓。如将“彭觐芝树葵先生”，改为“彭觐芝树葵侍郎”；将“任香谷先生”，改为“任香谷宗伯”；将“庄殿撰本谆，偕某上舍，自裘新建司马斋饮归”，改为“庄殿撰培因，偕某上舍，自裘文达斋饮归”等等。为表尊敬，行文间习以所任官职、封号称之。如彭树葵（1710-1775），字觐芝，乾隆元年（1736）进士，乾隆九年（1744）擢任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乾隆二十二年（1757）调礼部左侍郎。任兰枝（1677-1746），字香谷，康熙五十二年（1713）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乾隆元年（1736）擢礼部尚书（大宗伯）。《茶馀客话》撰稿时，其官职较低，故称“先生”；至十二卷定稿，一任侍郎，一任大宗伯，故予改称。庄培因（1723-1759），字本淳，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故称殿撰。裘曰修（1712-1773），乾隆四年（1739）进士，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病逝，谥“文达”。则十二卷本此条，必在此后改定，距阮葵生年去世，尚有十六年。“宵寐匪祯，札闼宏庥。”为欧公所呵。唐徐彦伯为文，好变易字面。以“凤阁”为“鹓闱”，“龙门”为“虬户”，“金谷”为“铣溪”，“玉山”为“矞岳”，“刍狗”为“卉犬”，“竹马”为“筿骖”，“月兔”为“阴魄”，“风牛”为“飙犊”。后进效之，谓之涩体。艾东乡言：近人作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以奇语易平语，论道理则初无深味，徒令读者缩脚停声，多少不自在。……善夫苏栾城之言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稳耳。”《宋稗类钞·文苑》：“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艰深之句，欧公思所以讽之。一日大书其壁曰：'宵寐匪祯，札闼洪休。’宋见之曰：'非“夜梦不祥，题门大吉”耶？何必求异如此。’”此条旨在讥作文之故作艰深。然原作“苏栾城”的称谓，十二卷本改“苏子由”了。苏辙，字子由，有《栾城集》行世。世人知苏子由者众，知苏栾城者寡。发现自己也犯了“好变易字面”之病，“徒令读者缩脚停声，多少不自在”了。有的称谓，会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如二十二卷本谈明藏书家：“子晋家藏旧本亦伙，或云王驸马以金钱辇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驸马者，平西婿也。”平西，即平西王吴三桂。十二卷本改为：“驸马者，吴三桂婿也。”又二十二卷本：“濮谦壬午生，与老蒙同庚”；又有：“志铭首行及篆盖，宜书某衔某府君，勿加暨元配字，此近来无识者所为，唐、宋大家及成弘以前皆无之，牧翁亦然。”“老蒙”“牧翁”，即钱谦益。十二卷本将前句“老蒙”改为“蒙”，将后句“牧翁亦然”径直删去。王雷臣燮，晚年颇信佛，日持诵《金刚经》不辍。五十生日，蒙叟在淮，赠以诗云：“静夜香镫明宝笈，诸天梵乐护银钩。莲花世界非关汝，肯向昆明笑白头。”雷臣功名之士，甲申后，授南朝职，保护河北诸郡，功不细。垂老颓唐，遁入空门，亦无聊之甚。王雷臣燮，晚年颇信佛，日诵《金刚经》不辍。五十生日，人赠以诗云：“静夜香镫明宝笈，诸天梵乐护银钩。莲花世界非关汝，肯向昆明笑白头。”雷臣功名之士，甲申后遁入空门。这一则的奥妙，不在将“蒙叟在淮，赠以诗云”改为“人赠以诗云”，而在对王雷臣评价的减弱。王雷臣，弘光朝巡按御史，曾在淮安组织抗清。丁晏《山阳诗征》卷十二引《颓梁记》云：“乙酉（1645）四月初六夜，金陵有急，持洪光诏启谯下扉而入，诏漕抚藩镇入援。刘藩不欲行，期初六日晨纳两庠诸生、各坊耆老于新抚听宣谕。漕府田仰、巡按王雷臣、淮道张谯明皆与焉。”刘淇《助字辨略》卷五引方文《王雷臣待御招同沈仲连李叔则喜而作歌》：“我谒王公霜气肃，适有三贤先在屋。薄言取酒御风寒，涓滴才濡春满腹。”阮葵生是淮安人，知王雷臣甲申后“保护河北诸郡，功不细”。但到十二卷本定稿时，察觉此事不宜张扬，故尔删去。十二卷本对二十二卷本的种种处置，可谓细密周全，胜过耐心的语文教师修改作文、高明的报刊编辑润饰来稿。因此，不可能是小阮葵生十二岁的戴璐所为，而是作者修改自己的文稿。下面一条，可提供证实这一假设的力证。二十二卷本云：马进宝为江南提督，驻松江，爱结纳名流。有诸生贫乏不自存，岁暮窘迫，献马春联云：“渔阳老将多回席，鲁国诸生半在门。”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语也，赠之千金。马少出行伍，遭逢多艰，故妻为人掠卖，已他适生子。马亦别娶。及贵，故妻闻之，叩阁上谒。马内之，抱头痛哭，筑别馆以养其夫妻子女，军中称曰夫人，曰公子，与其后妻均礼焉。马后伏诛西市日，故妻与其夫皆斩。马在江南，横征暴虐，穷极奢华。吴梅村赋《茸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处一将军，到日雄豪炙手熏。羊侃后房歌按队，陈豨宾客剑成群。”又：“千箱布帛运轺车，百货鱼盐充邸阁。将军一一数高赀，下令牢搜徧墟落。非为仇家告并兼，即称盗贼通囊橐。”殆死有馀辜者矣。
马进宝，即马逢知（1609-1660），明安庆副将、都督同知。顺治二年（1645）降清，入京陛见，赐一品服色。十三年（1656），迁苏松常镇提督。十八年（1661），以“交通海敌”被杀。此条叙马进宝之不谙“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旧典。“渔阳老将”即指安史之乱后的降将；字面上称颂主人的人才济济，实含嘲讽之意。文中插进一段写马进宝故妻为人掠卖，及贵重逢的故事，则为之生色不少。马进宝为江南提督，驻松江，爱结纳名流。有诸生岁暮窘迫，献马春联云：“渔阳老将多回席，鲁国诸生半在门。”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语也，大喜，赠之千金。在江南横征虐暴，穷极奢华，吴梅邨赋《茸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处一将军，到日雄豪炙手熏。羊侃后房歌按队，陈豨宾客剑成群。”又，“千箱布帛运轺车，百货鱼盐充邸阁。将军一一数高赀，下令牢搜徧墟落。非为仇家告并兼，即称盗贼通囊橐。”未几伏法。这则文字，在杨复吉的一卷本中，与十二卷本几乎一字不差：马进宝为江南提督，驻松江，爱结名流。有诸生岁暮窘迫，献马春联云：“渔阳老将多回席，鲁国诸生半在门。”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语也，大喜，赠之千金。在江南横征虐暴，穷极奢华。吴梅村赋《茸城行以》剌之云：“不知何处一将军，到日豪雄炙手薰。羊侃后房歌按队，陈豨宾客剑成群。”又。“千箱布帛运轺车，百货鱼盐充邸阁。将军一一数高赀，下令牢搜徧墟落。非为仇家告并兼，即称贼盗通囊槖。”未几伏法。连多出的“大喜”二字，也一样。唯一的差异，是“吴梅邨”写作“吴梅村”。杨复吉与戴璐，是在各不相谋的情况下，刊刻一卷本与十二卷本的。杨复吉本抄录在先，决不会和后出的戴璐完全一致。结论便是：十二卷本改动，主要是作者阮葵生本人所为。当然，戴璐连同阮葵生从子阮定甫，也可能做过一些“校正”“点订”。由于知识不足，甚至将正确的东西改错了。如二十二卷本：顺治四年，谕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曰：“文职衙门不可无领袖，今尔衙门较前改大，尔三人可用珠顶玉带。”见本传，亦异数也。顺治四年，谕范文程、刚林、奇宠格曰：“文职衙门，不可无领袖。今尔衙门较前改大，尔三人可用珠顶玉带。”见本传。
一作“祁充格”，一作“奇宠格”，发音竟然相同。经查，奇宠格确有其人。为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四年（1726）举人，先后任德化知县、摄兴化知府、署泉州知府、台澎督学兵备道、福建按察使。但他不可能在顺治四年，出任京官。再查，祁充格也确有其人。他是满洲镶白旗人，顺治二年（1651），授弘文院大学士，充明史馆总裁，六年（1649），充清太宗实录总裁官，顺治八年（1651），因党附多尔衮，坐罪论死。所以，二十二卷本作祁充格是对的，戴璐在“校正”的时候，因记住一个近时的“奇宠格”，以为原稿“祁充格”错了，便顺手改了过来。其时阮葵生已去世二年，戴璐没法征求意见。结论是：十二卷本的修改，是阮葵生自己做的，是符合他的意愿供传世的版本，是小说研究的主要对象。至于三十卷本，则是《茶馀客话》的未定稿，可以作为小说研究的参考材料。馀 论 首先要明确两个前提：第一，阮葵生从没有以《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为“伟大小说”、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为“伟大小说家”的观念。他对稗官小说是轻视的，如说：“《续文献通考》以《琵琶记》《水浒传》列之经籍志中。虽稗官小说，古人不废，然罗列不伦，何以垂后？”第二，他从没有借名著《西游记》拉抬故乡地位的意思，对地方官以“吴射阳撰《西游记》事”欲入邑志，表示不赞同，说：“以之入志，可无庸也。”对《西游记》作者公案，阮葵生的论述是：“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闻。……按明郡志谓出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时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做出判断的基础是：“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然后方说：“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狯，游戏三昧，亦未可知。”入情入理，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朱竹垞谓画终南进士者，南唐周文矩、蜀石恪、汴京杨棐，皆设色为之。至龚高士，易以深墨，其法仿赵千里丁香鬼也，离奇变化，自比书家草圣。世传《水浒》三十六像，亦高士作，而明吴承恩为之赞。
这里说的龚高士，就是龚开（1222-1302），字圣予（一作圣与），号翠岩。周密《癸辛杂识》说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其《序》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人如李嵩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写。”阮葵生却说《水浒》三十六像，亦龚开所画，当有所据。龚开少时“不敢轻写”，及壮，不满足只留下《三十六人赞》，挥笔一画，完全可能。倒是“明吴承恩为之赞”，似无人说过。吴承恩是龚开的乡人，见其画宋江三十六人而为之赞，顺理成章。近读百回本《西游记》，颇能感受《水浒》之气。如《水浒传》写到泗州大圣、水母娘娘：“若非灌口斩蛟龙，疑是泗州降水母。”《西游记》第六十六回，叙孙大圣去武当山参请荡魔天尊，解释三藏之灾，天尊着龟蛇二将并五大神龙助力，又被黄眉怪用搭包儿装将去了。有日直功曹提议：请一处精兵，断然可降，道是：“这枝兵也在南赡部洲盱眙山蠙城，即今泗洲是也。”行者纵起觔斗云，“南近江津，北临淮水；东通海峤，西接封浮”。径过了淮河，入蠙城之内，“飞宿灵禽时诉语，遥瞻淮水渺无穷”。行者恳请道：“拜请菩萨，大展威力，将那收水母之神通，拯生民之妙用，同弟子去救师父一难。”那泗州大圣国师王道：“奈时值初夏，正淮水泛涨之时，新收了水猿大圣。那厮遇水即兴，恐我去后，他乘空生顽，无神可治。今着小徒领四将，和你去助力，炼魔收伏罢。”西天取经，干东方泗洲、淮河甚事？平生正直，禀性贤明。幼年向雪案攻书，长成向金銮对策。常怀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户口增，钱粮办，黎民称德满街衢；词讼减，盗贼休，父老赞歌喧市井。攀辕截衢，名标青史播千年；勒石镌碑，声振黄堂传万古。慷慨文章欺李杜，贤良方正胜龚黄。平生正直，素性贤良。少年向雪案攻书，早岁在金銮对策。常怀忠义之心，每切仁慈之念。名扬青史播千年，龚黄再见；声振黄堂传万古，卓鲁重生。为龚开三十六像作赞的吴承恩，对《水浒传》定然烂熟于胸。他来写《西游记》，必当挥洒自如。否定吴承恩《西游记》作者之说，实皆强词立异，置之可也。欧阳健，1941年8月生，江西玉山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小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