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案的或然性不容许任何数值评估。通常认为是数值的评估，在经过更仔细的审视后，会呈现一种不同的性质。 在一九四四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夕，人们可能会说： 一、我准备拿出三美元对赌一美元，打赌罗斯福胜选。 二、在全体选民中，我猜将有四千五百万人出来投票，其中二千五百万人会投给罗斯福。 三、我估计罗斯福胜选的可能性是九比一。 四、我确定罗斯福将胜选。 陈述四显然是不精确的。如果这个陈述者站在证人席上宣誓后被问到，是否像确定冰块暴露在一百五十度的高温下将融化那样确定罗斯福将胜选，这位仁兄肯定会回答说不，也肯定会改正陈述，声明说：我个人完全相信罗斯福将连任，那是我的意见，但这当然不是确定的事，只是我个人对这次选举情况的一个了解方式。 陈述一也是类似的情形。这位仁兄相信，他打这个赌，风险很小。那三比一的关系，不是什么关于哪位候选人胜选可能性的断言；只是他认为罗斯福将胜选，以及他癖好打赌，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陈述二是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结果如何的一个评估。那些数字指涉的，不是或然性的程度、大小，而是预期的投票结果。这样的一则陈述，也许是根据像盖洛普民意调查那样的系统性调查，或只是根据某些粗略的估计。 陈述三的情形不一样，这是一个以算数语言表述的、关于预期结果的命题。它的意思肯定不是说：在十个同一类的个案中，有九个是有利于罗斯福的，另一个则是不利的。它不可能指涉类的或然性，但又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吗？ 其实它是一个比喻性质的表述。日常谈话中使用的比喻，大多是把一个抽象的事物，在想象中视同另一个能用感官直接捕捉到的事物。但是，这并非比喻必然具备的一个特征，事实上只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具体的事物通常比抽象的事物更熟悉所致。比喻的目的，无非在于藉由某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事物去对照另一个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事物，来解释那个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事物。所以，比喻的形态多半是：把抽象的事物等同某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具体事物。在这个例子里，比喻的特点在于：尝试从一门比较高级的数学——或然性的演算——借来某个类似的事物，作为一个比拟，帮忙解释某个复杂的事态。这门数学的性质，凑巧比了解的认识论性质分析更为大家所熟悉罢了。 以逻辑的标准批判比喻性质的表述，是没意义的。比拟和比喻，总是有所缺陷，在逻辑上总是难以令人满意。一般的做法是寻找潜在的比较基础，来代替逻辑批判。但是，对于此刻正在讨论的这个比喻来说，甚至连这个做法也是不容许的。因为这个比喻的根据，是一个本身在或然性演算的框架里也是错误的概念，亦即，赌徒之谬误。断言罗斯福胜选的可能性是九比一，意思是：相对于即将来临的选举，罗斯福所处的位置，宛如一个买了彩票箱里百分之九十彩票的人，相对可能抽中头奖的或然性。它隐含，就我们关注的那个独特个案的结果，这九比一的比率，提供一些实质的讯息。毋须赘言，这是一个错误的念头。 自然科学的领域，在处理各种假说时，同样不容许借助或然性的演算。各种假说，都是自然科学家有意识地根据逻辑上不够充分的论据，所提出的试验性质的解释。关于任何假说，充其量只能说：这假说有没有抵触逻辑的原则，或者有没有抵触经实验确立、并且被当真的事实。任何假说如果抵触逻辑，那就站不住脚；但如果某个假说抵触实验事实，该假说——依据目前的实验知识状态——还不至于立即被判定站不住脚。（对于假说，个人的信念强度是纯主观的。）不管是次数频率的或然性，还是历史的了解，都和接受或拒绝自然科学假说的问题无关。 假说这个术语，如果用来称呼了解历史事件的特定模式，那就是用词不当。假设有某位历史学家断言，在罗曼诺夫（Romanoff）王朝沦亡事件上，这个王室具有德国背景的事实一节，有一定的影响分量。他的了解所根据的那些事实，是无可争议的。当时的苏俄，人们确实普遍憎恨德国人；而罗曼诺夫家族中继承王位的这一脉，在过去二百年间，一直只和德裔贵族的子孙通婚，也因此许多苏俄人、乃至那些认为沙皇保罗不是彼得三世之子的人，将它视为已经德国化的家族。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前述这些事实，在导致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的一连串事件中，究竟产生多少影响份量。而面对这种问题，除了历史的了解所提供的那种说明之外，不可能有别种说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