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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城墙砖又有新发现了。 11月3日，外郭城门高桥门附近一拆迁工地发现了大批南京明城墙砖。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随即赶到，对即将拆除的城墙砖进行了考察鉴定。
据统计，这批城墙砖约有一千余块，均被作为建筑材料砌筑在高约2米的围墙上。大部分城砖保存较好，铭文清晰可见。砖文有“九江府彭泽县”“瑞州府高安县”“武昌府蒲圻县”“总甲…甲首…小甲…”等字样。根据城砖的尺寸、铭文内容、书写格式等，专家们推断这批城墙砖烧造时间应为明洪武十年（1377年）之后。
（“明州府窑匠周壬四”铭文城砖） 这批城砖中，一块带有“明州府窑匠周壬四”铭文的城砖让专家格外兴奋。 这块砖有什么稀罕呢？
“外援” 这块砖长43 厘米，宽 11.5厘米，高21.5厘米，重20公斤，属黏土砖。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朱明娥研究员识别出这块城砖铭文一侧为： 宁国府提调官同知阑善司吏李时中 宁国县提调官主簿安信司吏胡友仁 另一侧城砖铭文为： 总甲胡文康甲首□□小甲□□ 明州府窑匠周壬四 烧砖人夫胡□□ 朱明娥介绍，这块城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窑匠前面加上了“明州府”三字。
明州府，即今天的浙江宁波市。据史料记载，明州府原名庆元路，1367年，因朱元璋忌讳“庆元”二字，认为有“庆贺元朝”之意，遂更名为明州府。府治设在鄞县（今宁波市），领鄞县、象山、慈溪、定海四县和奉化、昌国（舟山市定海区）二州。 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改明州府为宁波府。 据此，朱明娥推断此块城砖的烧造时间下限为洪武十四年。 窑匠是确保南京明城墙砖烧制质量的关键技术人员，一般由当地人充任。安徽宁国府与浙江明州府相距约300余公里，为什么在宁国府宁国县烧制的城砖中，会出现“明州府”的窑匠呢？ 朱明娥认为，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由于当时宁国县窑匠人手不足，于是出资邀请明州府的窑匠前往参与指导，但因南京城墙砖烧制实行严格的“物勒工名”制度，即使外地参与烧制的窑匠也必须注明原籍；二是窑匠仍为当地人，而其籍贯是明州，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特意加上了“明州府”三字。 根据史料记载，明朝的外郭多为夯土砌筑，仅在城门等关键部位使用砖石材料，故又俗称“土城头”。这批城砖出现的位置紧邻明朝外郭城门——高桥门，因此很有可能是用于砌筑外郭城门高桥门的建筑材料。
“砖”家 从事城墙工作近30年，城墙研究员朱明娥可谓是真正的“砖”家。现任藏品保管部主任的她，对馆藏的千余套文物如数家珍。她说，第一次见到明城砖上的铭文，便被深深震撼了，铭文中体现责任制等文化信息，引发了她研究城砖的浓厚兴趣。在2013年启动的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她经过信息采集，发现了一块“错版砖”，这块在2008年城墙修缮时发现的“错版”城砖，在南京城墙上属首次发现。 在她看来，明城墙砖上那些斑驳的文字，有的清晰可见，有的漫漶不清。辨析着城墙砖上的名字，似乎在和六百多年前的工匠对话，听他们诉说着这个城市的过往。
明初，为了建造明城墙，朱元璋先后征调全国各地工匠、人夫和罪犯百万余人，到南京建造城池。巨量的城墙砖除了一部分在南京城附近就地烧制外，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据统计，参与制作的达到了37个府、162个县级单位，其中江苏有5府，湖北7府，江西达到15府等。 由于五省土质有差别，城砖也显出不同的质地。粘土砖呈青黑色，沙土砖呈灰黑色，它们质地细密，透水性比较强。高岭土砖也称瓷土砖，大都来自江西省，这种城砖为米黄色或奶白色，表面光滑，质地尤为紧密细腻坚固，是城砖中的精品。
那么，这些城砖又是如何千里迢迢来到南京的呢？ 明代南方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城墙砖的烧制地区均在长江流域，有舟楫往来之便，故所烧大批城墙砖便自各地区经长江源源不断地运至南京城。城墙砖每块平均重量约20公斤，当时记载，“每漕舫搭四十块，民舟半之”。成千上万的城墙砖，一般的平底船每次能装40块，普通的民船只能装20块，可见运输所需的船数和船工数量多么庞大。 南京城墙前后建造了20多年，每年数百万城墙砖的运输，的确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程。 为保证品质，城墙砖的烧制不仅有十分严格的操作规范，还需很高的制作、烧造技术。在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就记载了造砖的工艺。
■■■■■ （《天工开物》烧砖介绍） 烧砖的第一步要选好的土。书中写道，烧砖土质的选择十分考究，以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为上。将土堆至场地中央，经日晒雨淋，使其颗粒分解而无硬块。然后过大小筛各一遍，经泥地过滤为泥浆，池满后，待其自然沉淀。 第二步称为“炼泥”。从滤地中取出泥，驱逐牛反复践踏，或者由人用脚在泥中踩踏，使其稠而均匀。 第三步为制坯。从炼好的泥中取出一块约60公斤重的泥料填满木框，平面之后去框，将砖坯风干。砖坯需棱角分明，六面平正，最后一步才是入窑烧制。 城墙砖因燃料不同、泥土材质不同，烧制结果多呈现青黑色和灰白色，南京城墙砖就以青黑色居多。
“砖”也有身份证 南京明代城墙有城砖约3.5亿块，其中95%以上的城砖落有铭文，多者69个字，少则1个字。这些铭文原本是作为城砖的身份证明，现在无疑成了研究南京明代城墙最佳对象。城墙砖被分为纪年砖、寺庙砖、吉语砖、简化字砖等十五大类城砖铭文。
寺庙砖是指当时除了军队和工部烧制砖外，一些寺庙也参与了烧制，如雨花台附近的天界寺、建初寺（大报恩寺）等。 纪年砖主要记载城墙砖烧制的年号、年代等，南京城墙已收到的明代纪年砖有洪武元年、洪武四年、洪武五年、洪武六年和洪武十年。 南京城墙砖文中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五书俱全，还有一些过渡字体，同时城墙砖中已经出现了不少的简化字。原本简化字被普遍认知为民国时期才有的，其实在600多年前的墙砖上，就出现了简化字，比如“刘”“万”“庐”“实”“窑”等16个字。
为了防止粗制滥造、加强管理和监督，确保城墙砖的品质，明朝政府还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生产责任制。出现在城砖铭文上的监制人官职有通判、主簿，在其之下是各地的乡村组织责任人，有总甲、甲首、小甲等，再接下来才是造砖人和烧砖人夫。城砖上的铭文落款最多的竟达11级。尚若城砖质量不过关，按名追责，会被罚以重新烧造，严重的会被判罪，乃至杀头。
（一块砖上信息量这么大……） 湖南岳阳许市镇曾发现过一块保存完好的南京明城砖，上面刻有“总甲石继先、甲首金受七”的铭文。总甲石继先因当时组织制砖有功，官府特将其出生地命名为“石继先村”，以资奖励，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而在当地一部《金氏族谱》中又记录金受七是当时的秀才，其老辈于元末从江西迁来湖南的。 有人受奖励，也一定有人受罚。 筑墙工匠生病耽误的工时一律要补上，征调来参加筑城的囚犯死亡了，其家人需顶上……徭役太重，以至南京附近和明太祖故乡凤阳县引发过农民起义。1957年在一次拆补城墙的劳作中，民工从一块刻有“怀宁县”烧造的断裂城砖内心中，剥落出一颗鸡蛋大小的泥制人头。人头表情古怪，充满恐惧。 烧制者出于什么目的？是对大明皇帝劳命伤财筑城的一种诅咒吗？
砖背后的故事 有趣的城墙砖铭文还有很多。 除了比较正的记名式铭文和纪年式铭文，记录城墙砖烧制所在地地名和城墙砖烧制作坊老板和窑匠的姓氏，以及城墙砖烧制的年号、年代等信息，还有“黑后袁”、“飞前王”、“宝二”、“宝四”、“宝九”、“黑前 ”、“黑左”、“万万年”、“天下王”、“石城七号”、“淳字六号”、“信”、“幕府三号”、“火”、“正后孔”、“八月”、“九十”、“神东”、“四山”、“太上”、“七月”、“号”、“殷”、“寿”……这种不着调的文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有专家猜测，其中一些标记着方位，还有是吉语式铭文，比如“万万年”、“天下王”等，便是典型的吉祥用语铭文。除此之外还有随笔式城墙砖铭文，曾有一位参与烧制城墙砖的军人写下一首打油诗：“似从工作到如今，日日挑柴吃苦辛。一日称来要五百，两朝定是共千斤。山高路远难行步，水深堤滑阻工程。传与诸公除减少，莫叫思苦众军人……”
“洪武元年造”城砖是一块纪念砖，为了纪念明朝的建立而烧造。同时，它还是一块样砖，是明太祖为了统一造砖标准的样版。应该出自皇室指定的工匠之手，是最具价值的城砖之一。 月牙湖城墙段还有这样两块城砖，看似平凡，但两厢对比却隐藏了造砖史上的一段佳话。
（“洪武元年造”纪念砖） 左侧城砖上第一列写的是“袁州府宜春县提调官通判隋贇” ，而右侧城砖上的名字则变成了“袁州府宜春县提调官主簿高亨”。隋贇的名字为什么会在城砖上消失?原来，他在这期间发明了一种新的造砖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烧造效率;而且他在建筑城墙时，把江西烧造的高岭土白色瓷砖砌在墙中心，因其坚硬，起到了现代建筑中的钢筋固墙的作用。隋贇受到了朝廷的赏识，从原六品官升至三品，因此在右侧城砖铸造的时间，即洪武十年，隋贇已不再担任袁州府提调官，他的名字也就不再出现在城砖上了。
图片来源于《周末》报2017年11/0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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