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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古中国就有道器之说。器、很容易理解，器皿，引申为道具、工具的意思，既然是工具，那自然是“形而下”、是低级的。道，则是天地本源，是宇宙规律，那自然是“形而上”的，是高级的。  这个说法，其实本身没什么毛病。 把时间拨到明清，传教士们远渡重洋，想要在遥远的远东传播上帝的福音，而西洋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是这些传教士的敲门砖。当时，传教士主要出自方济各会、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修会，这些修会中的传教士，无一不是智商、情商都很高的精英人才。耶稣会尤其如此，其在欧洲和美洲办了数百所大学和中学，创始人依纳爵对会士的要求是：在精神和智力上都要达到卓越。故而，耶稣会培养出的人才无一不是精通西方神学（不是中国理解中的那种缺乏逻辑的玄学）、哲学、逻辑学、天文学、历史学的顶尖精英，这些人学习能力极强，到了哪里，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当地的语言，甚至还能写出当地语言的语法书（本地人往往根本不知语法为何物）。 明朝时期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他不仅会拉丁语和欧洲多国语言，到了远东后还很快学会了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最难的中文，还达到了士大夫级的水准。  利玛窦在明朝做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他结交了明帝国最高层的官僚，劝说了其中不少人皈依了天主教，并和徐光启一起将《几何原本》翻译为了中文。 明清传教士带来了先进得多的科学、技术、理论和产品，越是如此，则越是容易引起“反噬”。你一个外来的和尚，带来的东西这么好，相比之下，我本土最好的东西看上去都很不怎么样了？你说我会怎么想？我肯定想办法抹黑你喽。把你带来的科学技术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巧淫技，最多只能算不错的“器”，和我的“道”，可还差得远呢！ 当然，面子上挂不住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什么是“道”。 明清人所谓的“道”，和先秦老子的道自然是有传承关系的。但这种所谓的“道”，其含义更接近战国后期所提出的“王道”、“霸道”中的“道”，也就是“治国之道”，是治国的基本原则。 那么，明清时期的“治国之道”又是什么呢？或者说，明清统治者统治时最关心的核心是什么呢？当然是皇权的稳定和家天下的千秋万代，相对应的治国之“道”，自然也就是强调等级秩序的先天性和必然性的道，道是天地间的规律，国家的治理都要遵从道，才能应天顺民，才能有德者居之。那“道”是怎样的规律呢？在西方，这个领域是交给哲学去思辨，交给逻辑学去讨论，交给求真者去钻研的。但在这里，并没有这个必要，“道”的规律，自然是权力说了算。在皇权的指挥棒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宇宙大“道”，是万事不易的祖宗成法，祖宗死后早已成神，与“道”悠游，深相相契。可以看到，道教的天堂架构，也变得越来越像人世间的帝国，三清四帝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都十曜，以及无数的有官衔的仙人，构建起了一个和人间一样的等级森严的帝王-官僚体系。  很显然，所谓的洋人没有“道”，指的自然是没有让皇权至高无上、家天下-一姓社稷永垂不替、皇帝—官僚体系万世长安的“道”。只有祖宗之道、本土之道，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洋人之“道”，显然远远没有这样的“功效”。别的不说，洋人就没有从小给孩童打好“基础”的“孝道”，没有教他们学会无条件顺从长辈，如何跪地磕头的“三字经”、“弟子规”等教小孩“学好”的书。从小打不好基础，长大了肯定不乖，又如何能孝悌忠心呢？ 那么，西洋人究竟有没有“道”呢？ 不仅有，还很多；不仅多，还极深。 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形上学、物理学之后、都是研究那固定不变的第一推动力和宇宙的本源的，摘取一段知乎的说法：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阐发了一种他称之为第一哲学的科学。并认为它讨论的是应该被最恰当不过地称作智慧的知识。 古希腊人的哲学philosophy，意为爱智慧。也就是不受任何世俗的权力、欲望等杂念干扰，以纯粹的“爱”出发，一心追求真理。相比之下，同期的诸子百家，其主要出发点基本都是如何引起世俗统治者的兴趣，进而获取荣华富贵，没有对道和对学术的真正兴趣，称之为百家争宠可能更恰当。道家可能相对比较淡泊名利，但他们同样淡薄对真理的追求，只满足于似是而非、经不起深究的玄学，同样缺乏深入求真的意愿。  为了更好的研究真理，古希腊人不断研究语法、修辞、并从中发明了最有力的思考工具：形式逻辑。没有一种理性的科学的逻辑思考方法，人类是无法深入探究形而上问题的。有了逻辑，人才可以清晰的思考和定义，柏拉图在对话集中，借苏格拉底之口，用“助产术”式的辩论，给出了诚实、勇敢、幸福等伦理术语的定义，也让希腊哲学从对自然、本源的讨论，转向了对伦理学的深入研究，而希腊伦理学的目的，就是探究人究竟如何生活才能获取幸福。这样的讨论，在我国古代同样是不存在，百家都是为了替统治者研究如何能更好的的统治臣民，如何能榨取更多的能量，个人价值、个人幸福在星辰大海的叙事中被完全抹杀。 在中国往往被视为迷信的基督教也有着非常强大的逻辑和哲学基础，若非西方逻辑学强大的定义能力，根本无法出现三位一体的教义，对位格的定义，就出自古希腊哲学对“存在”、“性质”、“范畴”等术语的深入讨论，若没有强大的逻辑和修辞学基础，三位一体和其他基督教早期教义是绝不可能形成的。而基督教的神学本身，就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的研究，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 此后，西方世界对存在及本质、道德及伦理、人性及神性、理性及科学的研究愈来愈深入，相关的巨著更是汗牛充栋。并在对道德和人性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法学等社会架构的基础学科也得到了高度发展。相比之下，2000年以来，我国几乎找不到任何一本关于人性的深刻的专著。程朱理学和随后的心学，也显然缺乏必要的逻辑支撑，在人性伦理的部分，是取材于佛教的滥觞；而在天理的部分，则主要是为了迎合皇权统治的需求。程朱所谓天理，也无非是对皇权和儒家等级秩序的巩固。  有一个鄙视链可以参考一下，希腊化时期，在印度的希腊人接触到了早期佛教，早期佛教高僧也经常和希腊哲学家辩论，但结果总是输多赢少，印度的因明学逻辑尽管也非常强大，但在掌握形式逻辑的希腊哲学家面前，总免不了铩羽而归。论败的佛教徒性格刚烈，经常会因败而自杀。元朝时期，也经常会组织基督教（景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之间的辩论，特别是佛道间的辩论，结果往往是道教垫底。而在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中，也组织过多次辩论，结果绝大多数都是汉传佛教失败。 也就是说，在需要逻辑的辩论中，西方系神哲学>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的鄙视链，基本上是成立的。 很显然，汉传佛教在六祖慧能的禅宗之后，之所以强调顿悟，正是要摆脱复杂的古印度因明学的“羁绊”。唐僧三藏法师从印度带回并一手创立的法相唯识宗，也因为太难（逻辑的部分太多，哪有念阿弥陀佛、顿悟简单）而早早失传。 可见，要说“道”，西方研究的同样（和其科学相比）非常之多，非常之深，相比法术势等作为巩固皇权，进行斗争的术，西方则从其对人性、法律、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形成的“道”，发展出了运行现代政府的“术”，比如代议制、比如三权分立、再细一点有陪审团、刑法民法的分离等。 总之，洋人不是没有“道”，而是没有适合明清和古老帝制的“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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