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婵婵 我们都知道，在被中华文化强力辐射的亚洲，中国的孔子独创的儒学几乎奠定了整个亚洲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他们的社会所信奉的个人主义，最早的起源都在古希腊。本来，大家在各自的领地嚼着各自的文化倒也挺好，谁知道不安分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开启了全球扩张，不同国家在长久的战争与短暂的和平中彼此交融。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后果：东方与西方，互相成为了时时竖立在对方眼前的一面大镜子。 最近我在读的书《思维版图》就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东方人和西方人。作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是清华大学现任教授彭凯平的老师，曾带领彭凯平等亚洲学生做了一系列实验来验证他们对东方人与西方人思维差异的猜想。（关于这本书，请点击“读读书”了解详情）。为什么你有四大发明，却搞不出个牛顿伽利略。为什么你文化璀璨，人民一直很勤劳，却如今被我们甩在了后面。有时候照镜子的感觉就是——哇——恍然大悟。 2500年前的差异注定了今日各自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看2500年前的希腊人。希腊的社会生态主要由延伸到海洋中的山脉组成，便于狩猎、放牧、渔猎和贸易。这些行为相对来说并不需要与他人合作。实际上，除了贸易，这些经济活动并不严格要求群体的稳定。固定的农业生产在希腊出现几乎比中国晚了2000多年，而且它的农业很快就商业化了。许多种地的人，与其说是农民，倒不如说是商人。 富裕催生个人主义。相希腊人有更多自我行事的空间，他们习惯了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在政治集会上彼此辩论，感觉没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与他人保持融洽的关系。 在政治上，希腊实行松散的城邦制，特别是市民集会，鼓励人们凭借理性的论证来说服彼此。因此，比起任何其他古老的民族，希腊人对个人的意志都有更为清醒的意识。这种意识就是自由探索知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行事。 那么同时期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的呢？中国的社会生态主要由相对比较肥沃的平原、丘陵和可以通航的河流构成，这种生态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要求人们彼此协作来耕种土地。在需要灌溉的地方，除了要与领里和睦相处外，还要求实行集中管理。在中央集权统治中，农民要受到村中长者和地方执政官的统治，地方执政官又是皇帝派出的代表。中国的平民百姓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制约的复杂世界中。 当希腊人热衷于辩论，追求自信与个性时，中国人正热衷于探亲访友。中国人的文化与希腊人的个人意志相对应的是“和”。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排在第一位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集体或几个集体（家族、村子、尤其是一个家庭）中的一员。从集体的角度来说，集体为每个人编制了个体认同的独特模式，因此，如果个人的一些角色发生改变，那么其他人的角色也会改变。中国人会特别关心让角色发生改变的环境以及在这个环境中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 在希腊，一个平民完全可以向国王提出挑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的问题，常常是由公众口头辩论而不是权力当局来决定 。但是在中国，人们不太在意对他人的控制或环境的影响，而是更在意自我控制。 中国人会把在家庭中、村子里与他人的摩擦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而更好地服从由地方官管理国家的要求。他们对幸福的看法与同时期的希腊人也不同，可以自由施展才华的生活并不是幸福，相反，幸福是一种与人和谐、淡泊宁静、知足常乐的生活状态。 所以，希腊的花瓶、酒杯上展现的是战争、体育竞赛和豪饮狂欢的场面，而中国的画卷、瓷器上描绘的是家庭生活与乡间乐趣。 中国人不会感觉到自己是被上级或家人套牢的无助的工具，相反，他们有一种集体荣誉感。在中国，个人的权利就是共同分享群体的权利，而不是个人想为所欲为的通行证。 因为在群体生活中，任何形式的对抗，或者争论，都会受到打击。虽然历史上，中国出现过“百家争鸣”，但是那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辩论。在其他方面，中国人比希腊人更容易就某个观点迅速达成表面上的一致。 由于这种对自身与环境认识的不同，希腊人更着眼于事物固有的性质，并把它们转化成抽象的规律。在希腊人眼中，物体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希腊人的这种观念在医学上的表现最为明显。在中世纪时，希腊人就根据身体各个部位间的缝隙把身体的组成部分进行解剖，在过去的500年中，动手术切除或改变身体的某种结构的方法已经在西方被广泛采用。 但是中国人却不会如此分裂地看待自己的身体，甚至任何事情，直到19世纪末期，手术才被引进到中国。中国人认为，健康有赖于身体各种力量的平衡以身体各部位的关系，他们倾向于研究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嘴里说的与心里想的常常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不同的环境下，要随时改变自己的说辞，以适应环境。 中国人的人生观是由道教、儒教以及后来的佛教这三种哲学融合而成。这三种哲学都强调和谐，大部分都反对抽象的思辨。中国人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并且充满矛盾的。在不同的环境中，矛盾的一面可以向另一面转化。因为没有永恒的真理，所以中国人没有清晰的是非观，也不追求何为真正的对，何为真正的错。或者说，他们认为对中有错，错中有对，不可绝对化，所以他们更愿意在两极之间寻找到一个中庸位置。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发现真理，而是寻找生存之道。 西方人视自由市场的想法为宗教。至少从长远来看，坏的思想绝对不是威胁，因为如果能够公开讨论的话，人们会看到这些坏的思想产生的原因。在东方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 因此，希腊人发明了逻辑，中国人发明了辩证法。虽然黑格尔也论证过辩证法，但是黑格尔论证的辩证法终极目标是解决矛盾。而中国人的辩证法，却是通过矛盾合理化来逃避矛盾。 …… 身为一个中国人，看到上面这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读，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同时，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常常身受其困？ 找到历史渊源，我们再来看看现实问题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提到过一本叫作《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的书。这本书的作者徐贲一直在美国大学里做老师。他在字里行间中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网民不懂逻辑，动不动就胡喷的愤慨。他在书里说，美国的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从初中开始，就开设专门的逻辑课程，一直到大。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教育基本为零。 什么叫逻辑？通俗来说就是通过通过分析来讲道理。也就是古希腊人所热衷的辩论。辩论不是比谁的嗓门大，谁的圣母心强，谁是领导，谁是长辈，谁的道理听起来更完美更高尚，而是就事情本身而言，比谁的理由更充分，更有依据可循。在寻找辩倒对方的理由的过程中，我们才会离真理越来越近。 回到前面所列举的那些特征，中国人不关于逻辑思辨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不关心事情本身，而只关心事情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历史渊源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理解现在遇到的很多现实问题。 比如教育小朋友。现在所有的育儿经都在强调，遇到问题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压迫孩子，而应该跟孩子讲道理。但是怎么讲道理呢？这个思辨的过程不像说一句“你要跟孩子讲道理”那么简单。更不是看几篇点击率过十万的育儿文章就能马上实现的。如果父母自己并不具备逻辑思辨能力，只会说空而泛的大道理，那么他恐怕很难做到“跟孩子讲道理”，从而激发孩子的思辨能力。所以教好孩子的第一步是，自己先学会说理。 不关心员工生活的公司真的留不住人吗？国庆期间，一位朋友说：“不关心员工生活的公司是留不住人的。” 这句话说出来很能泄愤，但是看看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就知道，不关心员工生活的公司可能留不住所有人，但是总能留下一些人，并且还是能活得不错。当然，怎样才叫关心员工生活，这个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和做法，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时代，员工并不是奴隶，多少还是需要些精神关怀的。 中国人与西方人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是归因的差异。即，中国人在遇到问题时通常认为是外部因素引起的，这同中国人重视自己在环境中的角色是相承的。而西方人则多从内部因素入手，认为是个人的性格问题。 这里有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美各自的数学教育。在美国和亚洲，具有东亚背景的孩子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比欧裔美国学生学习刻苦。造成这种学习刻苦程度差异的部分原因是，西方人认为行为是固定性格的产物。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能力是你的确具备或者确实不具备的特质，因此，要想把朽木雕制成材没有多大意义。而亚洲人则倾向于认为每一个人，只要给予适当的环境刺激，通过努力都能学会数学。 一家公司，如果它本身的文化氛围是十分传统的，那么他们招来并且能留住的员工也必然是受传统思维主控的人。当公司氛围与员工思维基本对路时，即使公司并不真心关心员工，也是有员工能留得住的。并且越是受传统思维主控的人，越是缺乏逻辑思辨能力，于是越是能接受文革时期那种激情鼓动的影响，而这种空洞的激情鼓励就成了这些公司所做出的精神关怀。 与传统公司大相径庭的是一些互联网公司。很明显的是，在互联网公司，文化氛围通常远离传统，表现得更西化，所以这里能留下的也是敢于冒险、探索新知，并勇于表达新知的人。 两代人思维方式的断裂。比起十几年来中国社会人口频繁流动所造成的两代人思维方式的断裂，选择去哪家公司反倒容易得多了。 年轻人从老家来到北上广深，接受的是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简单来说代表的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但是老家的亲戚们还依然固守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现在很多人吐槽老人如何逼婚，如何爱家长里短，各种习俗如何冗长和愚昧，那其实并不代表他们是异类，反而是我们因为走出了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才会与他们代沟拉大。同样，现在被鄙视的隔代教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如今中国年轻人的变化之大，也许会令西方人觉得惊讶。至少集体荣誉感这种东西，在年轻人中已经基本成了古董。但是中国的主流媒体所倡导的，其实还是传统价值观。 如果说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一定伴随着一种稳定的价值观，那么如今年轻人的价值观绝不是东方的，也不完全是西方的。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思维方式。东方人看重关系，西方人看重事物本身。这两种思维都各有优劣。东方人在努力地学习西方的个人主义，但西方人反而觉得东方的儒学博大精深。 我们经常为一些观念的差异而表现愤怒和烦躁，那其实正是已经为我们所熟悉的两种思维方式在大脑中发生了斗争。有时候我们的内心还是东方人的内核，但是其实行为表现得更像西方人的特立独行。全球大整合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就表现在我们的这种为日常生活而产生的愤怒之中。 如果一定要比较出一种更好的思维方式，那么显然应该是将东方思维与西方思维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对下一代教育中，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我们传统中不可丢弃的精华，哪些是西式文化中值得学习的优秀。 你看我，当我在文章的最后作出这样的结论时，显然，我用的是还是东方人的思维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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