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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上记载有两件著名的“观鱼”事件，一是春秋时期的鲁隐公观鱼于棠，留下了国君到底该不该观鱼之争。一是战国时期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观鱼，留下了惠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以及庄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之辩。
而鲁隐公作为一个国君去观鱼，到底对不对，大家争论了几千年。 而且隐公观鱼的事件还给后人留下一个名叫“鱼台”的县名，全国仅此一县以“鱼”为名，它就是山东省鱼台县。隐公“观鱼遗址”还是鱼台县古代八景之首，1992年山东省政府将其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上图就是观鱼台遗址图，它在鱼台县武台乡武棠亭村村西三百米。现在的遗址上是唐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始建的一座佛寺，名超化寺。到了鱼台县，你若问隐公观鱼遗址，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但是你问超化寺，那他们都清楚。看来当地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县为什么叫鱼台县。 超化寺的大殿之前有一个六柱亭子，亭子中间立有一碑，碑的正面用阴文刻有“鲁隐公观鱼处”六个红漆大字。碑阳文字是崇祯九年（1639年）时任鱼台知县张文显所书而刻，而碑阴所刻“重修武棠亭鲁侯观鱼处记”却是清雍正三年（1975年）撰文。明、清两代相隔99年同树一碑，实属罕见，堪称美谈。 一个是春秋遗迹，一个是唐代古刹，相映成趣。只是突然想到隐公观鱼之时，佛祖释迦牟尼还没有出生呢，看来即使是佛祖，在我们的老祖宗鲁隐公面前也只能算是晚辈。 这个地方，春秋时叫做棠，应该是长了很多棠树且盛产美味的棠果，所以才取的棠这个名。棠邑属于鲁国的一个城邑，离当时鲁国的都城曲阜直线有120多公里路，临近当时的宋国边境。 现今的风景秀美的独山湖就在附近，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棠邑就曾是一片湖泊，当地人也是以捕鱼为生。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五年冬天，鲁隐公突然想到要到这里来“观鱼”。《春秋》记载隐公观鱼是春天，其实当时用的是周历，周历的春天即农历的冬天。 “隐公观鱼”之所以被高度关注，且争论至今，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隐公的一个叔叔名叫臧僖伯的人，听说隐公要去观鱼，当即就去劝谏，而且《左传》完整的记载了他劝谏之言。这篇《臧僖伯谏观鱼》，不仅收录进了《古文观止》，而且收入到了中学课本。 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这篇奇文吧。
臧僖伯是鲁孝公之子，而鲁孝公是隐公的爷爷，所以臧僖伯是隐公的叔叔，他是鲁国的大夫。 臧僖伯认为国君并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干的，国君可做的事只有两样，那就是祭祀和军事，即所谓的“讲大事”；国君所接触的物品材料，也只能是用来制作祭祀的礼器或打仗的兵器，所谓“备器用”，否则一个国君就不要亲自去接触它。 “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国君就是一个将民众引向社会规范和善于取材的人。 什么叫社会规范呢？讲习祭祀、演习军事，让这两年大事符合法度，就是规范，即“轨”。 什么叫善于取材呢？选取的材料是用于祭祀色彩更庄重，用于军事旗帜更鲜亮，以彰显祭祀、军事这两件大事的“文采”，即“物”。 国君所做的事件不合乎“轨”和“物”，那就是乱政。如果国君经常做乱政的事件，那国家就会败亡。 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狩猎活动，都是在农闲时节进行，并借这个机会讲习军事。每三年在郊外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出城的时候，将帅及年轻勇敢者在前；演习回城的时候，年老体弱的在前，将帅在后，进出城都要对队伍进行整顿。回到国都之内，国君还要到宗庙中进行祭告，宴请慰劳大家，清点好军事器物和获取的猎物。 之所以要严格按照这些规范来演习，就是要彰显军队车马、服饰、旌旗文彩鲜艳，分辨出贵贱，分别出等级，做到长少有序。这些都是讲习大事所应当有的威仪呀。 鸟兽的肉如是不能拿来放到祭祀用的器具里，皮革、齿牙、骨角和毛羽不能用来制作军事器物，这样的鸟兽，君主就不应当去射它们，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啊！ 至于山林川泽中物产，一般的器物材料，这是下等人该去忙活的事件，由有关官吏按职责分工去管理的事件，而不是国君所应涉足的呀。更不用说去与老百姓一道打年糕、包饺子了。 这一番大道理讲下来，顿时让隐公无话可说。 隐公只好说：“我是准备去那里巡视边境呀！”他还是去了棠邑，看那里的老百姓摆出捕鱼场面。 臧僖伯知道隐公没有将他的话听进去，说去巡视边境是借口，但又不能戳破，所以称病没有陪同前往。 国君到底能干哪些事件？难道真的想去看看老百姓捕鱼都不行吗？几千年来，这个问题借着鲁隐公观鱼这件事，一直争论不休。 《左传》认为，鲁隐公的行为是不合礼法的，而且观鱼的地方离鲁国国都太远了，一个国君以身涉险也是不对的。 《公羊传》则认为，鲁隐公是为了得到棠邑那里刚刚捞上来的“百金之鱼”，而且有些得意和夸耀，作为一个国君这更不应该。 还有人认为，鲁隐公是去那里亲自捕鱼，而“尊者不为卑事”，隐公这是与民争利，更是不对。 也有人认为，隐公也算是个有为之君，他是去考察当地的渔业生产，目的是发展鲁国的经济。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鲁隐公纯粹只是一个国君在心情烦闷之时，想到离国都远一点的地方去散散心，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应该大做文章。 其实，纵观鲁隐公当政的十一年，他并不缺乏政治眼光和政治判断，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十分看得开的国君，对许多事情他都不采取激烈手段。而且他对于国君之位也不是十分贪恋，他一心想着自己是摄政，准备着将国君之位传给父亲惠公的嫡子允，自己却在泰山脚下修一栋房子养老。 说到隐公的政治眼光，他一上台就着手与邻国宋国建立联盟关系，停止了双方战争状态，修补父亲惠公与宋国之间的矛盾。接着就与其附庸之国邹国（又称邾国）建立联盟关系。郑卫发生战争，公子翚提出帮助卫国打郑国，隐公就能判断这种仗没有必要掺和。而宋郑之战，也只有郑国打到了宋国国都他才愿意出兵帮助，当他得知郑兵并没进入到宋国内城，他就不出兵了。可见隐公对于战争是十分慎重的，他总是力求与邻国搞好关系，不轻易参与战争。 说到隐公的豁达大度，当大夫费伯没有他的命令而在戎人之国极国附近筑一座城，他也没有反对。当极国对此提出反对之时，他亲自与戎人进行谈判，谈不好，也不惜兵戎相见，派军队前去讨伐。最后被费伯趁火打劫把极国给灭了，隐公对于这个叔叔辈的大夫也没有采取激烈行动，而且他与戎人的谈判、出兵讨伐戎人之国某种程度上是为费伯撑腰。周天子派使者到鲁国给隐公父亲惠公送葬礼，还给活着的惠公夫人仲子也送来了葬礼。对于这样的失礼行为，他也没有发火，只是没有去朝拜周天子而已。 以上可以看出，鲁隐公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同时又豁达大度的国君。他的观鱼，决不是为了与民争利，更不会是为了炫耀获得“百金之鱼”；鲁隐公处于奴隶社会的末期，他也不可能利用一次观鱼就能够发展鲁国的渔业生产，发展经济。 笔者写过一篇《自己的媳妇被父亲鲁惠公夺走，这事成了鲁隐公一生之痛》，发表在头条上。说到漂亮的宋国公主仲子本来是要嫁给鲁隐公的，结果被其父亲惠公看中，纳为惠公夫人。鲁隐公受此事的打击，对国家，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和理解，他的豁达大度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包括他不顾国君身份，执意要去鲁宋边境的棠地观鱼，也是一种对枯燥、压抑、单调的国君生活的一种排解。并没有更多的微言大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隐公不仅是一个国君，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当然，按照礼制对于一国之君的要求，隐公知道自己是有些任性，叔叔臧僖伯的劝谏是合乎当时的礼制和法度的，起码从安全的角度，鲁隐公离开国都去了国境边境是不安全的。事实上，隐公最后也是因为离开国都而被公子翚的刺客给杀死的。 隐公正是知道臧僖伯的善良与正直，所以在臧僖伯去世的时候，隐公专门要求对臧僖伯的葬礼要加厚一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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