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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附近，有一个74.5平方米的小门面，别看面积不大，但地处繁华地段，每天人来人往，是做生意的黄金地段。该门面属于法籍华人沈女士所有，沈女士长年在法国生活，其在中国的不少物业，均委托其侄子们打理。武汉的袁小姐看中了该门店，通过中介找到沈女士的侄子，想将此门面租赁下来，经营特色餐饮。合同很快定了下来，每月租金29500元，按月支付，租期五年，且每年租金按5%递增。这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武汉这一特大城市，是很正常的。刚开始的时候，袁小姐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加上所经营的爆虾、炒蟹、烧烤、海鲜也确实有特色，小店的生意渐渐兴隆起来，每个月的租金也能按时交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百年不遇的天灾突降武汉，新冠肺炎这一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疫情给武汉带来了深重灾难。2020年1月23日，武汉全城“封城”，900多万武汉市民居家坚守，抗疫斗争进入“隔一座城、护一国人”的攻坚阶段。看到这种情况，袁小姐如同千千万万的武汉人一样傻了眼，街道上除了医务人员、警察和志愿者外，没有人员流动、没有消费，也不准许经营。可是，这门店就是袁小姐的全部，她不能放弃。她想到了一个办法，不让出门，她就在门店中开通网上直播，不能因疫情而忘记了她经营的门店。慢慢的，她成为一个不小的网红。经过武汉人的艰苦奋斗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4月8日武汉开始“解封”。人们可以终于可以慢慢开始正常生活了，但是经营单位必须到有关部门进行严格审批才能重新开业。袁小姐为了尽快从疫情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冒着疫情还没有全部结束的风险，去有关部门办理重新开业的手续。三个月没有经营，特别是“封城”期间正值春节，经营的黄金时间就这样被断送了，袁小姐的损失是巨大的。袁小姐试着给沈女士用微信联系，要求将租金降下来，同时免除一定期限的租金。沈女士身在法国，当时的法国疫情并不严重，她无法理解武汉疫情的惨烈程度，只同意租金降为20000元/月。袁小姐支付了2020年2月份的租金后，就实在没有办法继续交纳租金了。疫情过后，袁女士又尝试着与沈女士联系，希望降低租金和免除以前所欠的租金。沈女士所在法国后来疫情严重起来，她也认识到疫情对餐饮行业的影响，同意降低一些租金，也同意免除两个月的租金，但是一直没有谈好。袁小姐虽然仍在努力经营，但是生意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周边相同的门店要么大幅下降租金，要么干脆关门大吉。见沈女士没有明确答复所降租金的比例以及能够免除租金的金额，袁小姐也就没有继续交纳租金了。按照沈女士侄儿计算，即使按每月20000元计算，20个月就差欠租金40万元。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不能这么拖下去。沈女士的侄儿决定委托我代理沈女士起诉袁小姐。假期前，我主动联系袁小姐，想先行进行一下调解。我将沈女士的调解意见毫不保留地告诉了袁小姐，即租金可以按每月20000元计算，鉴于疫情的原因，同意免除两个月的租金。但是租赁合同不能继续下去。在调解前，考虑到袁小姐一直在努力经营，我建议，如果前期租金协商好了，租赁合同还是不要解除，应该让其继续经营下去，否则租金从何而来？委托人基本同意我的意见。但是，袁小姐提出的要求出乎我的意料。她要求要免除半年租金，而且只能比照同地段的租赁价格8000元/月计算，所欠租金也不能一次性支付。看来，当事人给我的授权范围内的建议不能得到袁小姐的认可，我就不能继续谈下去了。也许当事人自己亲自会谈可以作出更大的让步，于是，我努力促使双方亲自见面谈。周六，双方终于见面了，出租方的代表是沈女士的侄儿罗某某。听罗某某的口气，免除半年的租金也不是不可能，但只能是按20000元/月计算，还差十四个月的租金是28万元则必须支付。后期租金也可以下降，但是8000元/月接受不了。袁女士则按每月8000元计算只需交纳11.2万元，而且明确表示没有能力一次性支付。双方差距太大，会谈仍没有办法继续下来。看来只能走诉讼这条路。说实话，官司不难打，只是沈女士的身份原因，委托手续需要法国公证部门公证及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认证。但我对这个案件的结果预感不太好，估计是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承租方的预期结果难以得到支持，而且一旦败诉，则门店没法经营。而出租方即使胜诉，执行也可能会出现困难。袁女士离开时说的一句话：“我不相信新冠肺炎没有搞死我，却被房东给逼死了。”我很佩服袁女士的执着精神，但是法治社会还有契约精神存在，签订了合同的，即使有不可抗力，也有一个承担的限度的问题。我的心情有些沉重，只是希望在双方在诉讼之中还是能够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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