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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认为辱没了鲁迅，有人会认为抬举了张爱玲。把张爱玲当祖师爷的，心里也有一百个不乐意：鲁迅那么左……这里，暂且不论鲁迅到底左不左，也暂且把两人的文学地位放一放，咱们沿着中国现代文学地图走一溜，掰着手指头数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再加上沈从文、钱钟书，他们几个，到底谁与张爱玲的精神气质最接近？虽然某些地方，钱钟书跟张爱玲也有点类似。但钱钟书不那么本土，我总觉得他生错了国家，他应该是个英国人，坐在客厅里和毛姆一起喝点威士忌，说点机智又刻薄的话什么的。即使带着有色眼镜看他们，鲁迅和张爱玲的颜色也最接近。郭沫若当仁不让是红色；翻开沈从文，触目皆青山绿水，非常养眼；至于张爱玲，借用胡兰成的话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这等于没直说张爱玲是“黑腹女”，当下流行的“黑腹女”，当然比“傻白甜”高级。而鲁迅，他的生命底色从没明亮过，他是一座深埋在地下的矿，黑金矿。在那团黑暗里，有一簇火苗执拗地燃烧，动人心魄。秋天，是热与冷、明与暗的过度，是颓唐的辉煌，是无奈的挣扎。秋天出生的鲁迅，沉着地面对凋亡，镇定地注视着荒凉：“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秋天的深夜，两棵枣树，“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灯下伏案的鲁迅，注视着扑在灯罩上的小青虫：“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这一刻，他洞若观火，对自己的命运了然于胸：茫茫人世，自己就是这样一只扑火的小虫。“我终于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他与夹在夏冬之间的秋天一样，站在温暖与寒冷的交界线上，是个“中间物”。“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物之间，无脊椎动物自己，都是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真正了解了秋天，也真正了解了自己。同样在秋天出生的张爱玲，仿佛提前步入中年。她的文字实在是很有意思，才十几岁，就比一些三四十岁的作家来得老道。在她的文字里，年纪轻轻的她穿着中年人的衣服，化着中年人的妆扮，看上去非常世故的样子。她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自己如一切天才，将过早凋谢，所以急急地要出名，出名得趁早，否则来不及，一切来不及——来不及痛快，来不及欢喜，人生就忽喇喇大厦倾，昏惨惨灯将尽，跟她那煊赫可讲的家世一样。这家世，不讲也罢，她一出世就已经像《红楼梦》一样演到了最后一回。深深庭院里晒着太阳，古旧的太阳，照不见人影，照见了也形影孤单，让人心发慌。幽冥中似乎有苍老又急切的催促声: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5岁那年，她在天津老家。年初一的早上，她醒来时鞭炮已放过了，她嚎啕大哭，阿妈强替她穿上新鞋的时候，她还是哭——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这个5岁的孩子，仿佛一个历经了苍凉人生却什么也没抓住的老人，放声悲号。出生在没落贵族之家的她，秋天的晚景的确很早很早就降临了……这两个秋天出生的人，体表温度似乎都不高，都有些冷。冷，是鲁迅的一个关键词；冷，也是先生的辨别度。他很冷，还硬，像冰。至少浮出地表的，是冰山一角。即使是《呐喊》，被视为“铁屋中的呐喊”，也是冷冷的。不是动态的、北风呼啸的那种冷，是寂静的、天寒地冻的那种冷。这是很奇怪的阅读体验。常识告诉我，呐喊必然是激情澎湃的，必然是汪洋恣肆的，甚至于，必然是脸红脖子粗的。郭沫若不就是这样吗？扯着喉咙叫喊，甚至跳起脚来叫喊。但鲁迅不是“郭沫若”，他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郭沫若”，他不抬高声调，他只是冷静地“一语道破”。然而，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在先生看来，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人人都奉信“沉默是金”。一个人得了癌症了，谁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尤其不愿意第一个说。这就是他所痛恨的“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导致了一种环境，或者说文化，那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他用非常正常的音量说一句“你得了癌症了”，也仿佛是“一声惊雷平地起”。冷，也是张爱玲的一个关键词，甚至，相比鲁迅，张爱玲的“冷”更有辨识度。因为特殊的原因，因为大气候大环境，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总体上是热的，偏偏就出了一个张爱玲，这也是异数。主要是她太聪明了，太明白了，冰雪聪明，所以她就和冰雪一样冷了。不同于鲁迅，张爱玲的冷是骨子里的。人们喜欢张爱玲，人们也害怕张爱玲，谁不怕？我就怕。我要是遇见张爱玲，离她八丈远我就会向她鞠躬，这样我就不必和她握手了。我有些害怕她的手，那是一双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戳穿人间世相的的手，冰冷彻骨的手。张爱玲的冷我们可以理解，惟有一张“冷面具”才足以保护她。这个敏感至极的女人，任何风吹草动对她而言，都是伤害。于时代而言，她显然是一个“异数”，人们向她亮出各种武器——友谊、爱情、名利、灾难、利用、威胁、冷漠、赞美……她拙于应对，拙于周旋，一概接受，无力拒绝。但另一个最冷的作家偏偏就是鲁迅，这更是一个异数——鲁迅为什么这么冷？几乎就是一个悬案。这个内心有一座“火山”，却刻意用“冰冷”刺激世人神经的男人，他的体温，也许是他最为杰出的一部“作品”。 
鲁迅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去世的，已是深秋，寒意已浓的深秋。张爱玲是中秋前夕离开的。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当人们发现她静静地躺在客厅地面时，她已离开多时了。她的客死异乡，使一部《传奇》最终完成。她在冷寂中死去，与一举成名、春风得意的几年光阴相比，漫长的是青丝化白发的寂寞生涯。在她居住的公寓里，邻里只知道她是个寡言少语、孤身一人的中国老太太，没有人知道她是张爱玲，一个被称赞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惟一能与鲁迅并列”的天才女作家。她与外界的联系极少，当她的作品借电影重归人们视野，红遍海内外时，她依然不动声色，仿佛那根本就与自己无关。我们很难体味张爱玲晚年的心境——是黯淡还是闲适？是悲怆还荒远？我们只能重新咀嚼她笔下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时代负荷者。鲁迅也是一个“隐者”，虽然现在，研究他和研究《红楼梦》一样，已然成为显学。他的“隐”，既是外部压力，局势所迫，不得不“隐”于乱世一隅“苟且偷生”；更是彻骨的孤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鲁迅自己；《在酒楼上》中的“我”，也是鲁迅自己。这如影随形的孤独，这无所用其力的无奈，让他的“隐”多了一些悲怆。秋天离开的鲁迅，叮嘱妻子和孩子、朋友和学生：“忘了我，好好生活。”然而，我们依然无法忘记他，痛苦的灵魂是有分量的，尤其是这痛苦因爱而生。我们依然在不断地谈论着他，即使差不多一个世纪已过去。我知道，鲁迅不会骄傲自己仍然被人们谈论，他唯感到悲哀。他离开时，张爱玲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她这一生，与鲁迅无交集。但人们经常把她与鲁迅相提并论，虽然两人长着完全不同的“面孔”。晚年的张爱玲，曾与人谈论过鲁迅，遗憾他的离开，遗憾这世上再无“鲁迅”，遗憾人们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文过饰非”，很是可惜。此时的张爱玲，对鲁迅，显然有着一份知己般的惺惺相惜。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是自然规律。秋天出生的人，命中注定多了一份忧患意识。这是他们的命。出生在没落世家，也是他们的命。末代子孙不事生产，盗卖家产，吸食鸦片，人人都是寄生虫，尽管物质上没有完全破产，但在精神层面已然崩溃。他们身后所倚靠的，已经走过数千年的文明传统，业已风雨飘摇。
作者：甘草子，不小资，不文艺，不妖娆，不风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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