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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石窟寺

 耄耋书童 2022-09-24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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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Foreword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源所在。新时代社会各界更加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不断推进文化遗产学科建设。

石窟寺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石窟寺的中国化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具象表现,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渊源、流变以及建构、发展的过程。

我国石窟寺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以及西藏地区,这些石窟寺综合了建筑、雕塑和壁画等多种艺术形式。

本文主要对中国石窟寺的起源、分类与分布进行了简要介绍。

01

石窟渊源

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清朝仍有零星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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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石窟东传中国示意图

02

不同时期对石窟的调查

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大都见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20世纪初一些外国人根据上述著录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如日本人伊东忠太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902),法国人E·沙畹调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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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伊东忠太

法国人E·沙畹 

不少外国人的调查,往往伴随着掠夺和破坏,德国人A·von勒科克在新疆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盗掘遗物、剥离壁画(1904、1913);英国人A·斯坦因(1907、1914)、法国人伯希和(1908)和日本大谷考察队(1911~1914)等对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重要经卷、文书和工艺品的骗取劫夺;日本人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1933)和美国人对龙门石窟(1934)的肢解石雕、凿毁造像等,以上是其中最突出的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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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排左二为德国人A·von勒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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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A·斯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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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人伯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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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摄像机下的莫高窟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组织的云冈调查班,对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六年之久(1941~1946)。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30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1935~1936年北平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都对河北响堂山石窟做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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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响堂山石窟 

40年代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注意到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境内的石窟,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的调查、实测和临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石窟遗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对现存石窟都开展了调查和记录工作,并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

50年代以来,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分期;发掘了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为恢复某些石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对石窟组合关系的探索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03

石窟类型

中国的石窟可分七类:

一、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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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柱窟·莫高窟第254窟 

二、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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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殿窟·莫高窟第285窟 

三、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

四、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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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像窟·莫高窟第130窟 

五、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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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坛窟·莫高窟第61窟 

六、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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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窟·莫高窟第268窟 

七、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

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大地区(参见《中国佛教石窟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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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石窟寺分布图 

04

中国各地区石窟介绍

新疆地区

分布在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集中的地点有三区:

一、古龟兹区。在今库车、拜城一带。主要石窟有拜城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库车境内的克孜尔尕哈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赛姆石窟。其中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开凿最早。大约开凿于3世纪,4~5世纪是其盛期,最晚的洞窟大约于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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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孜尔石窟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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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孜尔第8窟右甬道外侧壁·龟兹供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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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克孜尔尕哈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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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尕哈石窟第65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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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库木吐喇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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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木吐喇石窟新一窟穹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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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森木赛姆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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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木赛姆石窟第57窟

龟兹的石窟群中,克孜尔石窟是最为恢宏的石窟群。克孜尔石窟的每一组洞窟,都相当于一座寺院。

洞窟的四壁及顶部均绘有精致生动的壁画,壁画内容包括本生故事、佛教故事、因缘故事。不同于莫高窟以连环画的形式来表现本生故事的情节,克孜尔石窟是一图一故事,每幅图都是选取本生故事中典型的情节,以故事的主要人物和动物为中心构图。不仅艺术风格别具一格,数量也颇为庞大,是各地石窟寺中故事画最多的一处石窟,也被称作“故事话的海洋”。

克孜尔石窟壁画在创作技法上最突出的就是采用了凹凸晕染法。相较于一些内陆石窟早期洞窟壁画的平涂,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立体感特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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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第77窟·金刚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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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第129窟·伎乐天人 

菱形格构图是克孜尔壁画典型的构图形式和重要的艺术成就之一。在克孜尔早期壁画中菱形格构图表现的并不明显,主要出现在禅修壁画里,其形态是山峦的重叠。后来逐渐发展成以菱形格为基本单元,组合成四方连续的菱格图案化构图形式,一座山峦为一个单元,每一个菱形格内绘制一个故事。

直至公元5-6世纪,菱格构图已成为克孜尔石窟券顶壁画最主要的构图形式。菱格构图表现的山峦是佛教世界中心的须弥山,既有佛教教义的象征性又有画面布局的合理性。这种构图形式,不仅对石窟空间起到了装饰作用,同时增加了壁画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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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兹石窟群克孜尔石窟第8窟主室劵顶·菱格故事画 

二、古焉耆区。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一带。开凿时间约在5世纪以后。

七个星佛寺遗址位于焉耆回族自治县城西城的七个星乡。是唐代佛教文化遗址。佛寺分南北二寺,颇具规模,佛寺附近有千佛洞(石窟寺群)佛寺已毁,仅存残垣断壁且依稀可见。

遗址地处古丝绸之路北道,焉耆县七个星镇西南部的一道低矮的山梁和坡地上。1961年就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晋唐时期焉耆国的佛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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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星佛寺遗址 

七个星佛寺遗址由地面寺院建筑和洞窟建筑两部分组成,寺院残存建筑93处,洞窟残存11窟。经过1700多年的自然与人为因素破坏,七个星佛寺遗址已濒临毁灭的危险,如不及时抢救,将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外国探险队多次在遗址所在地区进行非法挖掘,在遗址基部形成很多深洞,导致地表水灌入,侵蚀破坏。现在,遗址最长坍塌区域近4米。保存较为完整的遗址为佛塔、僧房、殿堂、佛龛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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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星佛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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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星佛寺遗址被德国人盗走的泥塑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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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星佛寺遗址被德国人盗走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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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星佛寺遗址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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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星佛寺遗址壁画 

三、古高昌区。在今吐鲁番附近。主要石窟有吐峪沟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早期石窟约开凿在5世纪。柏孜克里克主要石窟是9世纪以后回鹘高昌时期的遗迹,最晚的洞窟有可能迟到13世纪。

吐峪沟石窟寺从窟制上看主要有三种窟形:纵券顶窟、中心柱窟和方形佛坛窟, 其中纵券顶式石窟, 造型近同吐鲁番地区常见的居民屋宇, 窟分前后室, 所谓后室, 只是一处十分狭窄的小洞, 是僧人坐禅用的“洞天”, 称为禅窟;方形窟地面往往有佛坛;中心柱窟, 用佛教的观念, 也可以称之为“礼拜窟”。巨大的塔柱, 将洞窟一分为二, 前后形若两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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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吐峪沟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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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博物馆中的吐峪沟石窟壁画复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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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峪沟石窟西区中心柱窟壁画 

柏孜克里克现存57个洞窟。其中有壁画的40多个,总面积1200平方米。上世纪初还遗存大量精品,被外国人盗走。一部分在二战中损毁,一部分被俄国抢到圣彼得堡。

九世纪中叶,回鹘一族从漠北入居吐鲁番盆地,建立了回鹘高昌王国。最初,回鹘信仰在漠北草原时期信仰的摩尼教。他们甚至来到西州,最初在木头沟的伯孜克里克也修建和尊奉过摩尼的窟寺。现存的“第38号”窟的后壁绘有三棵树,树下有穿白色衣服的僧、尼,并绘有翅的羽人形象,表现的便是,摩尼教的内容。但不到一百年,高昌回鹘王国的统治者,也皈依了当地居民中占统治地位的佛教。

石窟中,画面最完整、色彩最鲜艳的是高昌回鹘国王及王后的供养礼佛图像。此壁画完成于公元10世纪。这类图像有多幅,但保存最好的一些图像已不在伯孜克里克,这些壁画在1905年被德国人封·勒柯克切剥后运到了柏林,藏于德国人类文化博物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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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孜克里克石窟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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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孜克里克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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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

新疆石窟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也有少量的禅窟群。5世纪以后,方形佛殿窟数量增多,出现了佛坛窟。焉耆、吐鲁番一带还有洞窟前面接砌土坯前堂和径用土坯砌建的洞窟。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除一般僧房窟外,窟内都绘壁画,绝大部分原来还置有塑像。

绘塑内容,6世纪以前,主要有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等图像。6世纪出现了千佛。8世纪以来,中原北方地区盛行的阿弥陀和阿弥陀净土以及其他净土,还有一些密教形象,都逐渐传播到这里,壁画布局和绘画技法也较显著地受到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

中原北方地区

指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以及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可细分为四区:

一、河西区。甘肃黄河以西各县沿南山的地段,大都分布有数量不等的石窟。其中敦煌莫高窟延续时间长、洞窟数量多。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5世纪,陆续兴建到14世纪。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云游寄居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敦煌研究院编第16号洞窟)的积沙时,沙出壁裂,发现一个隐藏的附室。开启的时候,这个小洞窟内密密匝匝地堆满了成捆的经卷、文书、文物,从地面垒到屋顶,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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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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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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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158窟西壁·佛坛唐代释迦涅槃像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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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壁画

藏经洞发现后,消息不胫而走。王道士先后取部分写本、佛画等分赠给敦煌县令汪宗翰、肃州兵备道官员廷栋,当时的甘肃学政高级官员叶昌炽很快也得到了下级进贡的经卷。藏经洞文书开始了最初在国内流散的过程。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处于日薄西山、颓势难挽的末期,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竟以运费无从筹措之由,未能将藏经洞文献及时归档保存,只是草率的任由王道士原地保管,不再过问。

1900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清廷腐败、国家无度。六月,美、英、法、德、俄、奥、意、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八月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京城陷落,皇室出逃,大批国宝、文物被肆意破坏、掠夺。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几乎与此相同,敦煌遗书连同中国大地的众多珍宝,正是在这混乱时期频繁遭到列强探险家的巧取和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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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 

莫高窟以东的重要石窟有安西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这几处石窟除榆林窟、东千佛洞外,都还保存5~6世纪的遗迹。武威天梯山石窟被誉为中国石窟鼻祖是较早载于我国史册的一处石窟寺,也是我国早期石窟的优秀代表,对我国石窟寺乃至整个佛教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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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榆林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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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榆林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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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昌马石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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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文殊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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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文殊山石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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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天梯山石窟 

二、甘宁黄河以东区。主要石窟有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甘肃庆阳平定川石窟、甘肃庆阳北石窟寺。

固原、庆阳石窟始凿于6世纪,永靖、天水石窟始凿于5世纪,其中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无量寿佛龛有420年题记,是中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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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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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内有国内现存最早的石窟年代题记西秦建弘元年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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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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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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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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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麦积山第147窟·北魏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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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麦积山石窟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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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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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庆阳平定川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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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庆阳北石窟寺

三、陕西区。少数窟龛开凿于6世纪,主要石窟都开凿于6世纪以后,如7世纪开凿的彬州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山石窟;8世纪开凿的富县石泓寺石窟;11~12世纪开凿的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等。

彬州大佛寺,原名“应福寺”,大规模开凿始于唐初,贞观二年(628)基本建成。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抗击薛举薛仁杲大战(彬州浅水塬)中阵亡将士应福所建。北宋仁宗皇帝为其养母刘太后举国庆寿时,改名“庆寿寺”。人们因其佛像高大雄伟,从明景泰年间俗称大佛寺并沿用。大佛寺经历代重修。现全寺共有130孔洞窟,错落有致地分布于40米长的东西向立体崖面上。其中佛龛446处,造像1980余尊,分为大佛窟、千佛洞、罗汉洞、丈八佛窟、僧房窟等,是中原文化鼎盛时期唐代都城长安附近的重要佛教石窟寺。其唐代泥塑大佛为长安及周边地区规模最大,曾被清代学者毕沅誉为“关中第一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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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彬州大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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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彬州大佛寺石窟佛像

  铜川药王山摩崖造像亦称“石佛洞”、“药王上石窟”。主要以北周至明摩崖造像石刻为主,是佛教文化艺术在药王山的宝贵遗存,共有隋至明造像45尊,大者高达丈余,小者矮不盈尺,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线条流畅,生动感人,雕工精细,颇具质感,充分显示了我国雕刻艺术的高超和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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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铜川药王山石窟佛像 

石泓寺石窟又称川子河石窟,位于延安市富县城西65公里直罗镇川子河北岸,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5年~617年),唐、宋、金、元、明、清历代都有建造。现存有大小七个洞窟。主窟前有木结构三开间二层楼房。楼前接寺院,院门正上方雕刻有“石泓寺”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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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富县石泓寺石窟 

主窟为6号洞窟,窟前有三开间两层木构大殿一座,窟平面略呈方形。与钟山石窟类似是一座立柱式中央佛坛窟。窟中央凿石成基,只不过石泓寺坛基只有四角有四根石柱。坛基上供奉华严三圣。正面造像一佛二弟子,释迦佛结跏跌坐于仰莲束腰须弥座上。释迦佛上方窟顶藻井装饰华丽,刻有“释迦如来、秀花供养”8字。坛基左、右侧石柱间为文殊、普贤菩萨结跏跌坐于仰莲束腰须弥座上。石柱四壁均满刻佛、观音、罗汉及小千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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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石泓寺石窟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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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石泓寺石窟佛像 

清凉山万佛寺与钟山石窟、石泓寺、千佛寺并称陕北四大石窟。万佛寺又名万佛洞,位于延安市内清凉山上。宋代范仲淹曾作《清凉山漫兴四首》其三曰:“凿山成石宇,鑱(chán)佛一万尊。人世亦稀有,神功岂无存。”

清凉山,得名于佛教教义,意为从世俗轮回中解脱出来,到达清凉的涅槃理想境界。隋唐以来,清凉山融佛教和道教于一山,《延安府志》载,山上殿宇嶙峋,金碧辉煌,名胜古迹,星罗棋布,谓之“金仙胜境”,享誉三秦。

清凉山万佛寺石窟依山凿石而成,主要由万佛洞、三世佛洞、弥勒佛洞、释迦洞、仙人洞、观音洞等组成,初凿于隋唐,落成于宋代。中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题延州圣僧穴》:“定力无涯不可称,未知何代坐禅僧。默默山门宵闭月,荧荧石壁昼燃灯。”可见唐代已有僧人凿穴礼佛。明弘治《延安府志》:“万佛洞内,大小石佛万余。”万佛寺已规模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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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延安万佛洞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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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安万佛洞石窟佛像 

在清凉山上顶有一琉璃塔,原址在唐家坪村,1985年迁建于此。在塔身上有铭文“崇祯二年八月十一日造成,山西汾州府匠人侯大阳”。平面八边形楼阁式,外砌琉璃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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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清凉山琉璃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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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清凉山琉璃塔局部细节

钟山石窟,位于“红都”瓦窑堡(延安子长县)西十五公里处、秀延河畔,有山巍然若巨钟倒扣,故名曰“钟山”。钟山石窟即位于钟山南麓,又名万佛岩、普济寺、大普济禅寺、石宫寺。始建于晋太和年间(公元366-370),历经唐、宋、金、元、明、清等千余年凿建而成,据记载以前有十八窟,现仅发掘五窟。整个石窟依山而建,坐北向南。东接清风明月戏楼,南临秀延河水,西眺安定故城,在历史上为古丝绸之路北线的必经之道。其中保存最为完整的第3号窟内有大小佛像一万多尊,人称万佛岩。该窟开凿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是一座典型的立柱式中央佛坛窟。1号窟和2号窟尚存部分造像,其余各窟造像风化漫漶严重。

步入3号窟,陡直的石壁上开凿出三个长方形的窟门,正中门洞上方,刻三个篆字“万佛岩”。穿过洞门,仿佛步入了佛国胜境。中央佛坛上八根石柱雕满大大小小的佛像的通顶石柱与窟顶相连将佛坛分为三个区域,基坛上主造像为三世佛,八角覆斗式藻井。在藻井下方的四沿上多处刻有梵文。每尊佛像左右分别侍立二弟子。有的还有胁持、供养菩萨像。窟内四壁也刻密密麻麻的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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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钟山石窟第3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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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钟山石窟第3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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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钟山石窟第3窟弟子像

千佛寺石窟位于延安市黄陵县西四十公里处的双龙镇峪村西,又称为万佛寺、石空寺、千佛洞等。石窟开凿于半山石崖间,为单室窟,窟口处凿石为三开间雕石作仿木构窟檐,平柱上有3处宋朝年间的游人题记。窟檐为陕西石窟中保留完好的原物,是研究宋代建筑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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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千佛寺石窟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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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千佛寺石窟游人题记

石窟平面呈“凸”形,坐西向东,窟口为方形,窟口左右有佛龛各一个,上有二层斗拱。

石窟前部有甬道,进入窟门,甬道右侧,主场景为佛涅槃图像,中间为释迦佛,下方有悲伤坐在地上的人物,还有人在安慰,人物形象雕刻的十分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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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千佛寺石窟甬道右侧佛涅槃图像

甬道左侧,紧挨窟门,有一身水月观音,旁婆薮仙及贫女供养,水月观音旁有一身坐像,坐于莲台宝座,头戴高冠,右手施降魔印,左手放于两腿之间,手持珠状物,雕刻十分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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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千佛寺石窟甬道左侧水月观音像

正室内中央为一凹形佛坛,和四壁构成内、外槽。造像分布于佛坛内部和外壁、窟内四壁以及甬道两侧。题材众多,包括三世佛、千手千眼观音、文殊、普贤、地藏、观音、十方立佛,罗睺罗授记,涅槃变等,共有造像千余尊。

据窟内题刻记载,该窟开凿于宋代绍圣年间,距今已千年,具有很高的考古和研究价值,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石窟周围茂林修木,夏秋之际,树荫婆娑,清凉无限,一派“禅房花木深”的超凡境界。

四、晋豫及其以东区。以5~6世纪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为主流,延续此主流的重要石窟有6世纪中期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和6~7世纪开凿的太原天龙山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物遗迹。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石窟塑像群之一,云冈石窟不仅是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依山而建,绵延约一公里,拥有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雕刻面积高达18000多平方米,内含造像59000多尊。石窟内的造像有的高大威武,有的小巧玲珑,既体现着佛教造像的雄浑庄严,又不失美丽而细腻的艺术美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云冈石窟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宝库,更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艺术史上的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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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云冈石窟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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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云冈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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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龙门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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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龙门石窟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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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巩县石窟礼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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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 

此外,5~6世纪开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涯石窟和7世纪初开凿的安阳宝山石窟,也都与上述这批主流石窟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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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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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宝山石窟 

晋豫及其以东地区石窟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具体过程,因此,这个地区石窟在全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

此区开凿较晚的石窟,还有6~8世纪开凿的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11世纪开凿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13~14世纪开凿的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和15~16世纪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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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都云门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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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州驼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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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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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 

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甘宁黄河以东两区多塑像壁画,陕晋豫及其以东两区多雕刻。四区除个别石窟外,多杂有摩崖龛像。

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区分为四大期:

第一期即5~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释伽、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惟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诘和文殊菩萨对坐像。七佛、无量寿佛(阿弥陀)、倚坐弥勒和观世音、骑象的普贤等出现较晚。

第二期即7~8世纪,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像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开始盛行。

第三期即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石窟形制模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显著,佛坛后面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做法开始流行。窟内壁画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的新形式。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敦煌莫高窟和富县石泓寺石窟都出现了“文殊窟”。对观世音的崇奉更为普遍,许多地点出现了观世音的各种变相。天王的形象也在这个阶段逐渐盛行。

第四期即自11世纪以后,开凿石窟的地点愈来愈少。造像题材除前期习见者外,罗汉群像逐渐盛行,还出现了罗汉群像与佛传结合的场面。出现了布袋和尚。儒释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庆阳平定川石窟中1095年雕造的“三教诸佛”,是现知中原北方地区这类题材的最早实例。13世纪太原龙山开凿了全真道教石窟。13~14世纪莫高窟、榆林窟开凿了藏传佛教的“秘密堂”。16世纪初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出现了水陆道场的连续浮雕,这里有的洞窟内外全部雕出了仿木结构。石窟模拟地上佛殿的做法,年代愈晚愈突出。

南方地区

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洞窟。

凿于5~6世纪之际的南京栖霞山龛像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广元一带6世纪的石窟,形制多属佛殿窟,有少量的塔庙窟。这时期的主要造像除释迦外,多无量寿(阿弥陀)和弥勒倚坐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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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栖霞山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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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昌剡溪涅槃吉祥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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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元千佛崖 

自8世纪以后,四川岷江、嘉陵江流域诸窟龛盛行倚坐弥勒、净土变相和各种观世音造像。

10~11世纪多雕地藏和罗汉群像。11世纪大足石篆山出现了最早的儒释道三教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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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足北山摩崖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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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足石篆山三佛造像

12世纪大足大佛湾造像内容更为庞杂,除佛传、经变、观世音等形象外,还有祖师像和密宗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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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足石刻宝顶大佛湾卧佛前的弟子像

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龛开凿于10~14世纪,13世纪末以前多雕阿弥陀,观世音和罗汉像,13世纪以后多雕藏传密教形象。

开凿于9~13世纪的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都是佛殿窟,9世纪造像主要有弥勒和阿弥陀,10世纪以后主要造像有观世音、毗沙门天王和密教的八大明王,最具地方特色的是以南昭王及其眷属为主像的窟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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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石钟山石窟 

西藏地区

该地区石窟多不具造像的禅窟和僧房窟。摩崖龛像分布比较广,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附刻六字真言。

以上窟像的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所谓的后弘期。拉萨药王山是西藏窟龛较集中的一处,山南侧密布摩崖龛像,东麓的札拉鲁浦石窟,是现知西藏唯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开凿的塔庙窟,塔柱四面各开一坐佛龛,窟壁雕像多后世补镌,该窟右上方凿出附有石床的僧房窟。

山南扎囊、乃东等地的天然溶洞,有不少相传是吐蕃时期高僧的禅窟。扎囊查央宗山溶洞内,后世建有经堂和附有左转礼拜道的佛殿,殿内奉莲花生塑像,传说该洞原是莲花生的禅窟。后弘期这类禅窟窟前有的还接建木结构,如萨迦北寺夏尔拉康。窟形规整,四壁满绘佛像的佛殿窟,似多见于西部的阿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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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拉萨药王山石刻 

05

总结

上述四个地区的石窟寺,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影响。

5世纪60年代云冈最初开凿的大像窟——昙曜五窟应和新疆古龟兹石窟有一定的关系,河西现存的早期洞窟的塑绘,也受到了新疆的影响。

5世纪晚期,南方造像明显地影响了中原北方,江南无量寿佛的崇奉传播到中原西部的时间,可能更早。

6世纪中期以后,中原西部的石窟龛像又影响到四川北部。

7~8世纪的隋唐盛世,中原窟龛典型所在——各种净士变和密教形象已南遍四川,西及新疆。

11世纪以后,罗汉群像既盛于中原北方,也流行于江南。

13~14世纪西藏藏传佛教形象不仅出现在中原北方,还出现在南方。

在以上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复杂现象中,可看出: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受到新疆的影响,这显然是和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的情况有关;5世纪晚期以来,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逐新形成自己的特点后,中国各地石窟龛像的发展演变,尽管都还具有地方特征,但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这一点,与中国考古学其他方面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

参考文献:

【1】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 古学》(1986)

【2】本刊编辑部.十年十大考古发现系列之⑩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  见证东西佛教文化交汇[J].文史参考,2012,No.70(22):22-23.

【3】碧小家.伯孜克里克石窟[J].吐鲁番,2015,No.68(03):56-59.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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