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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李贽与利玛窦曾多次会面，两人所谈之事，离不开彼此交换讀书心得，切磋人文观念，是中西方文人交流的佼佼者。 李贽曾与利玛窦三次相见于南京。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焦竑（李贽的朋友）正迎李贽到其南京府上。在南京期间，为人桀骜不驯、难以相处的李贽主动拜访利玛窦。对此，《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一书有详细记载：“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贵的公民（指焦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即状元）。后来，他被罢官免职，闲居在家，养尊处优，但人们还是非常尊敬他。……他家里还住着一位有名的和尚（指李贽），此人放弃官职，削发为僧，由一名儒生变成一名拜偶像的僧侣，这在中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他70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他所属的教派中有很多的信徒。这两位名人都十分尊重利玛窦神父，特别是那位儒家的叛逆者；当人们得知他拜访外国神父后，都惊异不止。不久以前，在一次文人集会上讨论基督之道时，只有他一个人始终保持沉默，因为他认为，基督之道是唯一真正的生命之道。他赠给利玛窦神父一个纸折扇，上面写有他做的两首短诗。” 李贽向利玛窦赠送他亲笔题诗的中国折扇一事，见于《焚书》卷六〈赠西人利西泰〉： 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 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 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 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此诗既表现了对利玛窦（即利西泰）这位外国友人的热忱欢迎态度，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所具有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距今四百年前的晚明时代，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同年，李贽作有〈与友人书〉，回答了友人提出有关利玛窦的问题。信中写道：“承公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国十万余里，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四万余里矣。及抵广州南海，然后知我大明国土，先有尧舜，后有周孔。住南海肇庆，几二十载，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礼，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群聚喧杂、雠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斗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则过谄，非露聪明则太闷闷瞆瞆者，皆让之矣。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 《利玛窦中国札记》还记载了李贽与利玛窦在山东济宁的第四次会见，以及李贽与友人刘东星给予利玛窦前往北京传教的实质帮助。李贽还将利玛窦来华后编写的《交友论》一书抄写了若干本，分送给湖广的众多弟子。 在晚明正统儒家和佛教徒，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域外宗教信仰，以及新知识的反对声浪中，李贽却能对西学的输入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并与利玛窦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体现了他主张的“道不止一途”而“执一便是害道”的开明思想和宽容精神，体现了他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与文化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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