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欧洲曾陆续出现过一些关于中国的游记，其中著名的如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鄂多立克的《东游录》等，都记述了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富饶的先进国家。但由于当时人们世界地理知识的贫乏，而这些书又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许多欧洲人对中国是否存在，还是怀疑的。 到了十六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特别是他写的《中国札记》和书信传回欧洲以后，欧洲人才进一步确信东方这个大国，它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着庞大的领土和丰富的物产。《中国札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利玛窦生于1552年，是意大利中部的马塞拉塔城人。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后来到罗马进入罗马学院，参加了耶稣会，并攻读拉丁文、哲学，数学、天文学等，这为他后来进入中国传播“西学“打下了基础。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9月，利玛窦来到中国。 他在居留中国期间，做了不少有利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利玛窦经常把带进来的“西方奇器”作公开展览和介绍，使人们知道在辽远的西方有一个前所未闻的欧罗巴洲，也有着古老和先进的文化，这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特别是与利玛窦交游的，有些还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李日华、邹天标、冯时可、李贽、程大均等，利玛窦经常和他们讨论中国学术，向他们讲授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他们共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与此同时，利玛窦又将儒家的主要书籍（如“四书”等）向欧洲作了介绍，并通过书信和报告，向欧洲的教会和朋友们报导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见闻。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逝世于北京，终年五十七岁。万历皇帝赐以葬地，其墓在北京阜成门外，今尚存。 利玛窦在中国居留共二十八年，所写的译著有十六种之多，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应是这部《中国札记》。 此书是在利玛窦逝世前最后几年写下的，原稿用意大利文正楷写在131张对开纸上，共二十五万字。利玛窦死后，这份手稿由另一在华的耶稣会士金尼阁于1614年从澳门带回罗马。 在漫长的旅途中，金尼阁将它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润色，又增添了一些利玛窦的事迹和在他死后教会情况的叙述。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首次出版了这一拉丁文本，书的全名是“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史，会务记录五卷”。 人们称它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书中记述了明代中国的状况及万历年间的大量史事，这是研究明史的很有用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利玛窦对中国社会有比较敏锐的观察力，他的叙述就象一篇很好的明代的风土游记。 在该书的第一卷，利玛窦比较集中地介绍了明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其内容都是比较客观的。对于中国人民，他说：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知道中国人民是最勤劳的人民。”“中国这个古老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 他还说到：“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有的东西。” 对于明代官僚政治的黑暗腐败，统治阶级盲目的自大和自卑，他也有所揭露。他说：“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这正是明代特务政治的写照。 利玛窦还具体地描述了当时北京城的情况，如北京的城墙、街道、交通工具以及人民生活等，都有生动的描绘。他提到当时北京居民戴面纱的习惯： “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它还有其他好处，即一个人只有他愿意被认出时才能被人认出。他避免了无数的招呼和问候，并可以根据他喜欢的任何方式和任何价钱出行。”（中译本页329-330) 现代的北京人早就不知道他们的先辈在明代戴面纱的习惯了，但利玛窦的记载却给我们留下了这一痕迹，供研究民俗学者参考。 利玛窦还在书中谈到明末上海的情况。他说上海地方不大，户四万，人口三十万，其中从事纺织的就有二十万人。这二十万人的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却说明了十六世纪时上海一带纺织手工业已相当兴盛了。 《中国札记》一书共记载了明万历年间五十多位有名望的人与利玛窦的交游情况，这为明代人物传记补充了许多有用的资料。如书中叙述徐光启(书中称为徐保禄）、李之藻（李我存）、翟太素等人的事迹，都可补中文史料的不足。还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与著名学者李贽的交游。李贽在《与友人书》（见《续焚书》卷二）曾这样提到利玛窦： “西泰大西域人也。……凡我国书籍无不读，……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礼，是一极标致人也。……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 李、利二人是怎样“三度相会”的，李贽没有具体谈到，也不见于其他史籍。但此事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却完全得到了证实。该书第四卷第十章叙述到利玛窦第二次进京，道经山东济宁时就记述了利玛窦与李赞三次会见的具体经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此书的史料是相当准确可靠的。 西方的天文历算学也是利玛窦介绍西学的主要内容。我国古代的天文历算，在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到元代又吸收了阿拉伯人的历法、算学，到明末又吸收了欧洲的历法、算学，在这基础上由传教士主修的《崇祯历书》共一百多卷，这是一套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历算全书。由于当时明王朝已经濒临崩溃边缘，所以崇祯新历来不及推行。但利玛窦介绍的西方天文历算在中国起了深刻的影响。 利玛窦又和徐光启合译了欧洲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前六卷，被清人称为“西学之弁冕”。在利玛窦的直接讲授和影响下，徐光启、李之藻等又撰写了不少著名的有关天文和数学的书，如《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测量法义》等，这些译著。 徐光启的杰出著作《农政全书》，就明显地受过“西学”的影响。 我们的祖先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科学理论，传到现在的最古老的农学专著，据不完全统计有376种。著名的《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齐民要术》被翻译成许多种外文，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其为“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在其《物种起源》和《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著作中，先后六次引证过《齐民要术》关于变异和选择原理的论述。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征引古代文献225种，全面总结了我国历代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他还和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的灌溉工具和水利设施。《农政全书》明显受过西学的影响，此书传入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18世纪又传入欧洲，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称赞它是”农业方面的卓越巨著“。 最后还要谈一下利玛窦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的情况。 利玛窦是西方第一个掌握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研究的学者。他把他在中国所见到的一切上至国家政体，下至吃饭用筷子等都一一向欧洲人做了介绍。当我们读到中译本页67-72中关于中国人举行宴会的描述，就象我们亲自参加了一次明代的社交活动一样。 有趣的是利玛窦还是最早向欧洲介绍中国茶叶和喝茶法以及中国漆的人。他还证实了过去欧洲人间接得知的契丹就是中国，这揭开了欧洲中世纪有关契丹的种种迷雾。 利玛窦还将中国儒家文化介绍到西方。他在《中国札记》中对孔子就有比较客观的评价： “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译本页31) 中国文化传到西方以后，对欧洲十八世纪的思想和文化的觉醒，甚至还起过刺激作用，一些先进思想家如莱布尼兹、乌尔夫和伏尔泰等，即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却是利玛窦所始料不及的。 总的来说，在明末清初这一长达三百年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和西欧的文化开始了直接见面，相互传播。传教士充当了这一交流的主要角色，利玛窦的开创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他所写的《中国札记》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的开始，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明史、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