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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产出的持续增长，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支配收入大大增加；闲暇时间普遍增多，可自由支配时间成为了另一种财富；受教育程度逐步提升，出现了审美旨趣与消费选择的融合。这种对精神性消费的追求，在客观上使得博物馆所提供的文化服务在类型、方式和质量等方面均需突破传统工作模式的束缚，需要朝着更高标准的文化服务、更多元化的文化选择、更有参与感的文化体验等方向发展。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我们也有必要对博物馆的前世今生作个简单回顾。博物馆的诞生与精英主义密不可分，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收藏保存珍贵物品为首要目的，兼为贵族、专家、学者等提供研究、展示和教育服务。而近代思潮推动了博物馆社会职能的逐步转变，更多地关注于博物馆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目前国际通行的博物馆定义将“教育”取代“研究”成为了博物馆工作的首要任务，这是对博物馆社会责任的强调，其核心理念就是实现从重“物”到重“人”的变化。既然是突出“教育”的功能，那么官方学者对于“物”的内涵阐释就极其重要，不能信口开河，凭主观随意捏造；一定要依托华夏传统文化的主线，讲好东方故事。我们国家的许多馆藏与民藏文物，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坚固基石，是实现中国梦、融合世界的有力依托。 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笔者呼吁：作为研究文博方面的学者及爱好者，要有在文化上正本清源的使命感与急迫感；要有敢于发声且不畏别人嘲讽的勇气。当然，这个“敢”要建立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基础之上。既不妄自菲薄，亦不妄自尊大。虽然每个人，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反映事物的本真，但也要尽可能遵循逻辑三洽原则——即他洽、自洽、通洽；亦戒华而不实、望形生义、胡说八道之风；同时，遵循“十年数木，百年数人。”之古训。已故的南怀瑾先生曾言：文章不可以随便乱写，要慎之又慎。但也不能谨慎过头，正所谓“学问乃天下公器”，只要本着公心，少点名利，多点赤诚，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基于上述缘由，笔者觉得有责任对一些被官方长期误读，且已经形成固化认知的馆藏重器予以纠偏，重新阐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还器物以本来面目。同时，也让大众对东方的史前文化，不再停留于“茹毛饮血”的简单认知；只有将史前社会的先民智慧釋读出来，大众才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更有信心。基于这样的想法，本文将着重论证官方早已定义的“马家窑舞蹈纹盆”真正内涵，以期相关方面在读了本文之后，能将以前的错误定义予以改正。为了方便本篇文章接下来的讨论与读者的理解，文中将继续采用博物馆的解读词汇：“马家窑舞蹈纹盆”、“先民”等官方定义术语。  二.马家窑文化及舞蹈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因20世纪初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马家窑文化早期彩陶据碳14测定距今6000年左右，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地方分支，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及青海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及宁夏南部。 其中的舞蹈纹盆，目前就笔者所知，官方博物馆所藏共有三件，其中两件出自青海，一件出自甘肃省。笔者全文引用青海省博介绍：青海出土的彩陶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都可称之为“彩陶的故乡”、“彩陶的王国”，名副其实的。在年深岁久的史前时期，彩陶可谓承载着先人远古记忆与审美情趣。在流行的时间长久以及陶器器型和装饰内容上，都是十分悠久、十分丰富和十分发达的，尤其是黄河上游的青海马家窑文化彩陶更是精品众多。 第一个盆，那是在1973年秋天，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发掘甲区第20号汉墓时，在墓道西侧清理了一座被严重破坏的马家窑类型墓葬，编号M384，在出土的文物当中，一件内壁绘有“舞蹈”花纹的彩陶盆，引起了人们极大地兴趣和重视。 当年文物考古所的工作者们欣喜若狂，小心翼翼地将这件宝贝挖掘并清理出来。和这件陶器一块儿出土的还有骨纺轮、海贝、穿孔蚌壳、骨珠和烧焦的人骨残块、木炭、牛蹄以及牛尾骨等。这是第一件被发掘的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舞蹈纹盆。 这件器物的器形比较大，敛口，唇向外卷，上腹部微鼓，下腹部内收，呈小平底，唇面饰有三组图案，由勾叶、圆点及弧边三角组成，各组之间填以斜平行线纹。上腹外壁饰有三线扭结纹。上腹内壁饰有三组以五人为一组的舞蹈图案。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距今约4100年到5200年，新石器时代；盆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平底，鼓腹；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第二个盆，1995年出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宗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类型，距今5000多年，是黄河上游最有代表性的文化。  盆高12.5厘米，口径24.2厘米，腹径24厘米，底径9.9厘米。敛口，卷沿，小平底，黑彩纹饰。  口沿处有成组的对顶三角纹和成组的斜线纹，外壁绘有三道平行弦纹，口沿内壁绘有两组手拉手群舞的人体图形，一组11人，一组13人，共24人，人物的头部戴有宽大的头饰，腰部以圆球形为装束，人物之间以弧线纹、斜线纹、圆点纹相隔，人物的脚下饰有四条平行弦纹。  整个画面看似静止，却似乎能够感觉到那种有节奏的舞动。一件小小的彩陶体现出了远古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也让我们看到原始先民的审美能力。此盆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第三件盆藏于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笔者亦全文引述武威市博物馆官网文字。介绍如下：马家窑类型陶器器形丰富多样，彩陶纹饰精美，常见漩涡纹、水波纹、平行线纹等。武威地区发现多处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有显著的地域特征:陶质偏红，黑彩更加亮丽，陶盆多深腹，出现较多的竖条带纹，其中以舞蹈纹彩陶盆最具地方特色。这件舞蹈纹彩陶盆，武威新华乡磨嘴子出土，国家一级文物，也是甘肃省发现的唯一一件舞蹈纹彩陶盆。红陶黑彩，敛口鼓腹，下腹内收，小平底，内外饰彩，外壁口沿边有一圈黑色宽带纹，内主体纹饰为两组对称的舞蹈纹图案，每组双连9人，以圆点为头，头下一些线条代表躯体部分，两侧各画一条斜线互相交叉，表示手拉手之意。躯体下另有一圆点，组成和上面相同的舞蹈者，以示内外两圈共同跳着集体舞。画面笔调简单明快，艺术表现生动活泼，人物造型概括力极强，简单几笔勾画出了舞者的翩翩舞姿，真实地再现了五千年前原始先民们载歌载舞的场景，给人以欢快，逼真之感。大家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看见这件舞蹈纹彩陶盆，就仿佛看见先民们敲着陶鼓，哼着乐曲，跳着原始的舞蹈，正在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从馆藏舞蹈纹盆的三家博物馆表述来看，它们有一个共识：原始先民载歌载舞的场景，而这个共识的理由猜测是：手牵着手的图形是人体的抽象画。当初提出这个纹饰是“人”的学者，笔者已经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实在找不出原理来，只能揣测他可能是依据《周易》系词语：“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吧！主观感觉它像什么，它就是什么吧！这种判断事物的方法，也是当今许多学者的通病，嘴巴里喊的响：要科学论证，可一临到自身就主观臆断。笔者从上文官方的表述中，提取到的关键词是“原始先民”，也就是“人”的内涵表述。按照官方的逻辑，首先得证明它们是“人”，然后才可以推测它们手牵着手是干什么的。是舞蹈？亦或是集体游戏比赛？都可以自由想象。  三.人形之惑 由于舞蹈纹盆距今已经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若想证明它里面绘画的手牵手图形是否为“人”？必须要把它们放在史前、世界范围内、且与“人”形有关的器物进行比较，用归纳或推理的方法来验证其是否有关联性。依据“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原理，对于史前器物是“人”形的认知，可分为具象与抽象两大类。至于表现方法就比较丰富了，有彩绘、捏塑、刻画、雕塑等等。为避免有人提出具象到抽象之间类型的质疑，笔者就先列举两个，界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人形案例，以期寻找它们的相同之处。  1111-2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木雕“人”形像，它是从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发现的希吉尔木雕神像，我们一起来看相关资料表述。 德国下萨克森州文化遗产部托马斯·特伯格教授表示，这种雕刻着象形文字的木像，制作于1.1万年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雕。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欧亚大陆文明的起源就不仅仅是中东地区，乌拉尔地区也应包含在内。 这一木像于1890年自乌拉尔山脉的泥炭田中被发掘出土后，一直被搁置。现存的木像长约2.8米，据说最早被发现时其长度为5.3米。不过木像上的图案仍未被解读，有关它的一切还是未解之谜。从以上的表述中，笔者也籍此希望相关研究方，能从舞蹈纹盆研究中得到解读的灵感。 我们如果从这一木雕的“人”造型上看，与彩陶盆里的人，主体上比较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圆形的头，长条身子。当然，木雕上没有四肢，但依然可以直观判断它是“人”形。  1111-3图，距今约12000年左右的土耳其哥贝克利遗址，一个石圈中间人工磨平的基石地面上，刻划着一个裸体女人的形象图。我们从这个图形上与舞蹈纹盆比较，亦有似像非像之处。  接着看具象案例：1111-4图，它是中国史前陶器收录最早的彩陶，命名为：彩陶人首器口瓶，高31.8厘米 腹径12厘米，出土于甘肃省秦安县邵店大地湾遗址，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器物，距今6500年。采用泥质红陶捏塑。瓶口塑一少女头像，微鼓腹瓶身细长，腹中部置双环耳（残缺），平底。瓶身用黑彩分为三层，绘出流畅的斜线与弧边三角纹组合图案，与清秀俊美、逼真生动的面庞相互辉映，是仰韶文化罕见的人物雕塑艺术精品。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由于这件器物对人的头部捏塑的过于逼真，我们没有理由去质疑其是否为人形。  接着继续看第二件，1111-5图，具象人形彩陶罐，四坝文化，公元前2000——前16000年，1988年玉门火烧沟遗址征集。这件器物造型，毫无疑问是人的造型。 接着再看抽象类史前人形图案例，抽象类以岩画表达最为显著，比如在撒哈拉沙漠的东北部区域，存在着一个宽约20米，深约8米的洞穴，岩壁上绘制着丰富的史前岩画，根据测定，这里的岩画绘制于大约8000年前，由于这些岩画中绘制着很多野兽，因此人们将其命名为“野兽洞穴”。我们看1111-6图，这幅岩画图中的人形图，与舞蹈纹盆里的人形图表达方式上很接近。 既然比较抽象类型的人形纹饰，就避不开马家窑彩陶里的神人纹彩陶罐，如1111-7图，请看甘肃省文物局官方网上资料：神人纹彩陶罐，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一级文物。高42厘米，口径13厘米，腹径43厘米。口沿饰网格纹，上腹部突出表现黑红相间的两组大圆圈及两组神人纹，空间填以大小圆点。半山类型是神人纹的起始阶段，头部、躯干及四肢往往完整无缺。现藏会宁县博物馆。这件彩陶罐上描绘的“神人”纹饰，与舞蹈纹盆上所描绘的“先民”纹饰之间相类比，笔者认为其相似度接近。当然，这个神人纹的定义也是有争议的，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是神蛙纹，因为其抽象造型很像蛙类。之所以有争议，原因依旧是感观认知的结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将它说成外星人你也没法反驳，总不能造出时光机器，回到四五千年前找到原创作者问个究竟。 关于史前“人”形材料，不论是出土的还是征集的，可移动的或不可移动的，东西方都有很多，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仅从选取的上述几例相互比较来看，就很难证明它们之间是或不是一个内涵。 既然从个人感观上不能证明，那能不能从文字材料上证明：它是个“人”或像个“人”字造型呢？从《甲骨文合集》中，笔者找到了编号为26911拓片图，即2222-1图。从这张甲骨拓片图上看，我们也很难将它与舞蹈纹盆的“先民”形象划等号。 《甲骨文合集》编号26911即2222-2图，拓片釋文。 我们再看人字字形演变图，即2222-3图，也与舞蹈纹盆里的“先民”图形象相去甚远。 我们接着再看日藏本《说文解字》里关于人字的注释，我们发现许慎是从两方面来说明的。2222-4图：天地之性最贵者，这句话把人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也与“天地人三才”的传统理论一脉相承。 2222-5图：臂胫之形，凡人之属皆从人。这句话是从字的外形上来阐述。除了许慎的注释，现代有位研究甲金文的学者对“人”字是这样注释的：人，象形字，行走之人的象形勾摹：带弯曲的长竖表示从头到腿足的人体，歧出的一撇表示挥动的手臂。“人”与“壬”同一音系，包含穿行而过的意思。从上述的关于“人”的文字一些表述来看，也找不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四.羽人与鸟之惑 在上面章节里，笔者认为：舞蹈纹盆里的“先民”与神人纹较接近，而图1111-7的神人纹却相对抽象，这就使得我们不太容易知道：其本源形象究竟出自哪里？众所周知，凡抽象皆是由具象演化而来。我们看3333-1图，其为半山遗址出土的“神人纹双耳壶”（官方定名），而在笔者看来，这个图上的神人纹相对具象，他除了有完整的头部及身躯外，还有一双展开的翅膀及四个爪子。这个形象很像羽人，那么它是不是历史传说中的羽人呢？所谓羽人，就是古代中国神话中的飞仙，与其他的仙人不同，有翅膀。《楚辞·远游》：“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顾名思义指身长羽毛或披羽毛外衣能飞翔的人。最早出现在《山海经》，称羽民。王充称“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体，更受（爱）异形。”张华说：“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道教将道士称羽士，将成仙称“羽化登升”。由于秦汉时期仙风气盛行，人们渴望跨越死亡，永住神仙爰居的乐土，羽人因身有羽翼能飞，与不死同义，因此汉代墓室壁画上出现了大量表现升仙的场景，尤其是羽人引导的乘龙飞升图，如洛阳西汉后期卜千秋墓、西安交通大学附小西汉晚期墓、乐游原西汉晚期壁画墓等。此外，洛阳博物馆和开封市博物馆都收藏有升仙画像石棺等。这一时期羽人与道教关系密切，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佛教对道教的依附与借鉴，羽人含义和造型逐渐变化，先变成能升空的神仙，后来演变为飞天、飞仙和天人等佛教形象。佛教对道教羽人进行改造和取代，逐渐完成了由道教——佛道混合——佛教成为主流信仰的过程，而南朝墓葬壁画中的羽人和神仙代表了这个转变过程的中间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从上文对羽人的相关表述来看，信史以来较早出现的物证则为3333-2图。此图形为内棺侧板图像的一个局部，棺侧纵132厘米，横249厘米，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1978年5月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人面鸟身，头着两尖的帽冠，双翅舒展，一手持戟，腹部装饰着鳞纹，尾翼呈扇形散开，是传说中引魂升天的'羽人'的典型形象。 又一说，是蚩尤所领袖的九黎族中的一族，崇拜鸟、兽，并认为是自己的祖先，从良渚文化出图的文物看，良渚先民崇拜鸟兽，所以瓶窑人（良渚古城其实在瓶窑）和部分良渚人就是羽人的后裔。 通过对羽人的了解，我们虽然知道这些都是神化传说，不太可信。但依然可以从古人这些文字描述与图像作品呈献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即两个形象关键词：一，翅膀；二，鸟。笔者假设3333-1图不是羽人的描绘，那么它会不会只与鸟有关呢？ 我们亦不妨将3333-1图的羽人，提取出来并解构成3333-3图，再通过对3333-3图的反复对比，发现它竟与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残片非常接近，换句话说：它们之间是有过渡关系的。 大河村遗址发现于1964年，地处河南省西南浅山区和丘陵与豫东大平原接壤地带，位于郑州市东北部、连霍高速与中州大道交叉口东南隅。遗址的年代从史前一直延续到夏、商时期，跨度长达3300多年，是一处包含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时期文化的大型古代聚落遗址，距今6800—3500年。大河村彩陶第一二期的特点，施淡黄和白色陶衣，用黑、红或褐色绘彩，主题是圆点、弧线和钩叶组成的图案花纹。例如3333-4图，就是其典型特征。我们看这个图的两侧，是一个黑色圆点，圆点下面衍射出三条弧线，中间 红色，两侧黑色，最外侧是一圈射线，也可看成是毛状物或羽翼的简化。由这个圆点所形成的侧面解构图，整体上还是可以看成是3333-1图的进一步抽象描绘。 3333-4A图为3333-4图的一种变体表达。 3333-1图与3333-4图至3333-5图的解构过程。 也许有人会问：3333-1图是封闭式羽翼，3333-4图是敞开式羽翼，两者不能类比。那么请看3333-6图，临洮马家窑文化博物馆的一件藏品，它与3333-1图的特征、意涵大体相同，但羽翼却与3333-4是一致的。 大河村遗址的3333-4图，整体是表达什么意思呢？笔者认为其表达内涵，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凤朝阳象牙雕件表达内涵一致。关于这个认知，学界其实已早有共识。河姆渡遗址双凤朝阳图，请参考3333-8图。3333-7图为世界各地，关于太阳及太阳鸟崇拜的古遗址表述图。 河姆渡遗址双凤朝阳牙雕件高清图片。 关于彩陶上鸟形纹饰的演变，王仁湘先生在器唔中有一组图很值得参考，请看3333-9图，其中有几个纹饰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它与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盆上的“先民”纹饰有没有可比性呢？ 3333-10图为3333-9图的旋转方向图，红色箭头指示方向上的鸟形纹，与1111图上的“先民”纹饰几乎一致。文章分析到这里，笔者有理由这样推测：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盘里的“先民”纹饰，也可能是一只鸟，它不再具有人的属性。 除了东方文化系统里的这样鸟形纹饰，世界上其它地方有没有相类似的呢？请看3333-11图，此图为美国亚利桑那州岩画，岩画形成的时间没有相关考证资料参考，但从该岩画的表达方式上看，与马家窑舞蹈纹盆里的“先民”纹饰有相似性，也希望研究该岩画的学者们，能借鉴一下马家窑舞蹈纹盆的资料，或许从中也可得到思想启迪。 通过一系列证据，笔者把羽人推断为鸟，可依然有人会质疑：如果羽人是鸟，那么鸟怎么会有四肢呢？笔者认为：这是古人将其神格化的一种体现，将其画出四肢，赋予人的理想。那有没有实证呢？例如3333-12图，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品。它是杨官寨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盆，上面发现了鸟形纹饰——上腹部用黑彩绘制了镂空的身躯，具体表现为圆头尖嘴，身躯瘦长，尾巴拖曳，四肢伸展，三爪张开的形象。因此，我们亦不能因其画有四肢，就否认它不是一只鸟的造型。 五.三垣 笔者在上文推测了，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盆里面的“先民”纹饰，有可能是鸟形纹的结论。那么它是只什么样的鸟呢？为什么每一个盆里鸟的数目都不一致？数目与鸟之间是什么关系？是有规律还是随性乱画？等等这些疑问该如何解答？若依据河姆渡遗址的双凤朝阳牙雕件看，这只鸟应该是太阳鸟，即大家常说的三足金乌。那么舞蹈纹盆里面的“先民”（鸟形纹）也是太阳鸟吗？笔者认为：太阳鸟，也只是人们感性认知模式条件反射的结果，并没有认真、具体的去分析。如同人们对“十”字纹的认知，世界各地曾出现大量“十”字纹，而这些“十”字纹也形态各异，学者解释起来也是五花八门。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十”字纹大致形成一个共识，普遍认为这是人们对太阳神崇拜的一种图腾表现形式。这样的认知其实比较局限，笔者认为如果再谨慎一点，定义它们为“旋转的天体”则较为合适。关于“十”字纹图案的史前表现方式，在3333-1图与3333-6图上都表达的极为明显。同理，我们也可以把鸟形纹当成广义的天体来看待，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太阳神代言人形象。 假若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盆里面的“先民”纹饰是天体，那它们又是什么样的天体呢？众所周知，所谓天体，除了我们熟知的日、月外，其余的我们总称其为“星”。那么盆内“先民”纹饰是“星”吗？笔者先试着从“星”这个字的文字上来分析。 关于“星”字，我们从《甲骨文合集》拓片图上，即4444-1图，看一看它与舞蹈纹盆里面的“先民”纹饰是否接近。 4444-2图为4444-1图釋文。 4444-3图为《说文解字》日藏本，许慎注释“星”从晶之形，生声。晶字则是用三个圆圈的日字来表示的，这三个圆点与1111图，2222图，6666图的共同点就是都有圆点。而生这个字，如向上生长的叉形小树叉，其与1111图、6666图的三条腿俯视图也有相似之处。 4444-4图，为“星”字演化图。如果仅从“星”字字形上，找出与舞蹈纹盆“先民”纹饰之间的相同点，似乎太过牵强，很难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关于“星”的其它文献资料还有没有呢？1973年，考古学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中，出土了一种占验吉凶的帛书。在这部2200多年前的迷信著作中，记录了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彗星。这幅图共29幅，形状各异。那长长的像扫帚一样的是彗尾，圆圈或黑点代表彗星头。在每幅彗星图的下面，都有占文，开头记有彗星的名称，其中还包括有著名的哈雷彗星。关于这幅帛书星图材料复制图，请参考4444-5图，从这幅星图上，我们很容易将它与中国史前彩陶，那些在纹饰上曾被认定为是变异鸟形的图案对应起来了。其中标为“星”字的图形，与1111图、2222图、6666图中的“先民”纹饰基本接近。这也从文献资料上进一步明确了：其是“星”的纹饰结论，同时也宣告了其是“先民”纹饰认识论的破产。也许有人会问：古人为什么要把星体描绘成：似鸟、似人、似各种奇奇怪怪活物的样子？那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里，天地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包括星星，它们也会生、老、病、死，比如天空时常划过的流星。 4444-6图，是王仁湘先生在器唔中提供的参考资料，图中的民和胡李家B式纹，可以对应4444-5图里的蒲慧星。 4444-7图，是蒲慧星纹马家窑类型彩陶实物图。综上所述，既然得出了舞蹈纹盆内“先民”纹饰是“星”的结论，那么笔者就接着来分析盆内星辰数目，与古代天文系统的星宿数目、星象构型等是否能对应的上？若两相吻合，则这个推论无疑是正确的。由于笔者对古代天文系统知识有一定基础，因此对古星宿纹饰也就极具敏感性，所以很容易就判断出：1111图为三垣星图中的太微垣图；2222图为三垣星图中的天市垣图；6666图为三垣星图中的紫微垣图。若要将这个结论立的住，还是需要把三垣星宿的相关内容说清楚。 三垣是环绕着北极和比较靠近头顶天空的星象，分紫微、太微、天市三区，各区都有东西两藩的星，围绕成墙垣的样子，因而叫做三垣。从三垣的大体情况来看，设立当时，似乎以太阳东升的方向为观察星象的标准。首先仰观天顶，把北极周围的广泛范围，定为紫微垣，作为中宫；在垣内东北、东南方向所记的星数较多，而西南、西北方向的星数稀少而且不大详备。中央部分定了之后，向它的东北角观察，把某一定范围定为太微垣，再向它的东南角观察，也把某一定的天空，定为天市垣。 由于天市垣的东西两藩，都用战国时代的国名为名，有学者认为它的创立应该在战国或其以后，肯定比二十八宿为晚。有关这种臆测，笔者认为毫无依据。例如：三垣的名称，始见于隋丹元子的《步天歌》，但巫咸、甘德、石申三家，已有属于三垣范围内的星座，不过它们的星数都不一样，根据《清会典》所载的三家属于三垣星座星数如下：巫咸——紫微垣星座4个，星数18个；太微垣星座1个，星数1个；天市垣星座4个，星数8个。甘德——紫微垣星座21个，星数102个；太微垣星座7个，星数15个；天市垣星座2个，星数10个。石申——紫微垣星座13个，星数64个；太微垣星座6个，星数42个；天市垣星座8个，星数41个。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星象家们对星座与星数的划分与认定是有不同表述的。关于三垣的一些资信内容，笔者主要选择陈遵妫先生整理的一部分资料，再辅以其它学者的观点。 5555-1为《步天歌》中所载的太微垣星图，太微垣是三垣的上垣，它在紫微垣下的东北角，位北斗的南方，横跨辰巳午三宫，约占天空六十三度的范围，北自常陈，南至明堂，东自上台，西至上将，下临翼、轸、角、亢四宿。大抵相当于室女、狮子和后发等星座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史记》所载“南官朱鸟权衡”的“衡”就是指太微垣。它包含二十个星座，正星七十八颗，增星一百颗，主要由十星组成，以五帝座为中枢，成屏藩形状。太微是政府的意思，所以星名多用官名，例如左执法是廷尉之象，右执法是御史大夫之象，东西藩星名则是东西上丞相、次丞相、上将军、次将军等。 左垣和右垣：《观象玩占》称：“太微宫垣十星，东西各五星”，史籍除载左右执法外，其他八星只有四个星名。为了实测便利起见，东藩五星从南起，顺次叫做左执法、上相、次相、次将和上将，西藩五星则称右执法、上将、次将、次相和上相。有的把左执法和右执法叫做南藩二星，中间叫做端门，右执法东叫做左掖门。 谒者：《乾象新书》称：謁者一星在太微垣内，左执法之北。 三公：《宋史.天文志》称：“三公三星在謁者东北。”紫微垣内也有三公座，不可混淆。 九卿：《晋书.天文志》称：“三公北三星为九卿。” 五诸侯：《晋书.天文志》称：“九卿西五星为五诸侯。” 内屏：《观象玩占》称：“内屏四星，在太微垣门中，五帝座南，靠近左执法。” 五帝座：《史记.天官书》称：“太微三光之廷，其内五星为五帝座。”《宋史.天文志》称：“四帝星夹黄帝座，四方各去二度。” 幸臣：《晋书.天文志》称：帝座东北一星为幸臣。 太子：《观象玩占》称：“太子一星在幸臣西，帝座北，是天子的储贰。” 从官：《晋书.天文志》称：“太子北一星叫从官。” 郎将：《宋史.天文志》称：“郎将一星在郎位北，”即《史记.天官书》所谓“郎位傍一大星，将位也。” 虎贲：《观象玩占》称：“虎贲一星在太微西藩之外，上相之西，下台之南。” 常陈：《晋书.天文志》称：“常陈七星如毕状，在帝座北。” 郎位：《史记.天官书》称：“太微三光之廷，复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并称“傍一大星，将位也。” 明堂：《晋书.天文志》称：“太微垣外，西南角有三星曰明堂。” 灵台：《晋书.天文志》称：“明堂西三星曰灵台。” 少微：《史记.天官书》称：“廷尉西隋星四曰少微。” 长垣：《观象玩占》称：“长垣四星向西北，在少微南。” 三台：《史记.天官书》称：“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苏林》称：“能”音“台”。《索隐》称“即泰阶三台，分上台、中台、下台各二星。” 通过对太微垣的简釋，再仔细观察5555-1太微垣星图，我们很容易就能与5555-2图（1111图扫描展开图）上的“先民”（星）纹饰对应上。也就是说这些手牵着手的“先民们”（星），分别对应东藩五星、西藩五星、五诸侯三个星象。这样看来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盆上的星象划分，是与《史记.天官书》、《步天歌》中的划分是有所区别的，它是将五诸侯也作为独立一藩，整个太微垣就形成三藩拱卫的局面了。文章写到此也完全可以得出1111图，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舞蹈纹盆，为马家窑类型太微垣星象彩陶纹盆。 5555-3为《步天歌》所载天市垣星图，天市垣是三垣的下垣，它在紫微垣下的东南角，横跨丑寅卯三宫，约占东南天空五十七度的范围，北自七公，南至南海，东自巴蜀，西至吴越，下临房、心、尾、箕四宿。它包含十九个星座，正星八十七颗，增星一百七十三颗。十九个星座名称及距星。主要由二十二颗星组成，以帝座为中枢，成屏藩形状。《晋书.天文志》称：天市是“天子率诸侯幸都市也”，所以东西藩各十一星，都用各地方诸侯名；这些星名都是战国时代的国名，因而它的制定一定在战国时代以后。其它星座名称，也都各有其意义。例如根据《晋书.天文志》所载，帝座“主伺阴阳也”。宗正是“宗大夫也，宗室之象，帝辅血脉之臣也。”，它是执政的皇族，而宗人则是贵族。斛和斗“主量者也”，而斛量固体，斗量液体。帛度是尺度。屠肆是屠宰市场，列肆“主宝玉之货，”是宝玉市场。车肆“主众货之区”，是商品市场。市楼“市府也，主市价、律度、金钱、珠玉”等。 天市垣大体相当于现今的武仙、巨蛇、蛇夫等星座的一部分。兹把它所含十九星座简釋如下。 左垣：即东藩。从南算起，顺次为宋、南海、燕、东海、徐、吴越、齐、中山、九河、赵和魏十一星，《新法历书》中的图，在燕和东海之间偏西多列一星，遂以东藩为十二星，以致东西藩共二十三星，但史籍都称二十二星。《星象统笺》认为它是把吴越分开为两星，故多了一星。 右垣：即西藩。从南算起，顺次为韩、楚、梁、巴、蜀、秦、周、郑、晋、河间和河中十一星。《石氏星经》称天市垣五十六星，若指东西藩而言，则和现今所谓二十二星或二十三星，相差甚多，这说明星座星名变迁的复杂，特别是在分野说成立时代，为了配合分野，变更最为剧烈。 市楼：《史记.天官书》称：“旗中四星曰天市，市中六星曰市楼。”但《天元历理》仅绘五星，而《历法新书》则只绘三星。 车肆：车肆二星在左垣宋星的西北。 宗正：《晋书.天文志》称：宗正二星，在帝座东南。 宗人：宗人四星在宗正东。 宗：《观象玩占》称：“宗二星在宗人东北，侯星之东。” 帛度：《现象玩占》称：“帛度二星，在宗星东北，天市中。” 屠肆：《隋书.天文志》称：帛度东北二星曰屠肆。 侯：《晋书.天文志》称：“侯一星在帝座东北。” 帝座：《晋书.天文志》称：帝座一星在天市中，侯星西。查我国星座以帝座为名的有五个，即在北极、紫微垣、天市垣、角宿和心宿，所在区域，各不相同。 宦者：《晋书.天文志》称：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南。 列肆：列肆二星，在斛星西南。 斗：《宋史.天文志》称：斗五星在宦者西。 斛：《隋书.天文志》称：市楼北四星曰天斛。 贯索：《观象玩占》称：“贯索九星，在天市垣外，七公之前，即在七公之南；又称连索、连营、天囤或天牢。” 七公：《晋书.天文志》称：七公七星，在招摇东，天之相也。 天纪：天纪九星在贯索东。 女牀：《石氏星经》称：女牀三星在天纪北。 通过对天市垣的简釋，再仔细观察5555-3天市垣星图，我们亦很容易将它与5555-4图（2222扫描展开图）相对应。唯一不同的是在右垣即西藩，《步天歌》星中是11颗星，与左垣星数相同，共22颗星。而在舞蹈纹盆时期，笔者推测其应该是将车肆二星划在右垣范围之内，这样就形成了一侧11个“先民”公（星），另一侧13个“先民”（星），共24个“先民”（星）构成的图形。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上文所指出的星座、星名、星数变迁的复杂性。综上所述：可以得出2222图，即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的马家窑舞蹈纹盆，为马家窑类型天市垣星象彩陶纹盆。 5555-5为《步天歌》所载紫微垣星图，紫微垣是三垣的中垣，居北天中央位置，故称中宫。或称紫宫垣简称紫垣。又称紫微宫简称紫宫。 紫微宫是皇宫的意思，各星给以适当的官名和其他名称。主要由十五颗星组成，分东西两区，以北极为中枢，成屏藩形状，好像两弓相合，环抱成垣。东藩八星，西藩七星，从南起各称左枢和右枢，其间好像关闭的形状，叫做阖闾门。五月黄昏，北斗在南，这时左枢等星在东，而右枢等星在西，冬至斗在北极下，则左枢在西，右枢在东，如两弓相合，紧贴在斗口之上。紫微垣共含星座三十七，另有附座两个，正是一百六十三，增星一百八十一。 紫微垣可以说大概相当于现今所谓恒见圈，即天球上北极距离等于某一地方纬度的赤纬圈，在它里面的星，属于拱极星，即永不落入地平线下的星。紫微垣包含现在通用的小熊、大熊、天龙、猎犬、牧夫、武仙、仙王、仙后、英仙、鹿豹等星座。垣内有很多星都当过北极星。例如：右枢，最近北极年代：公元前2824年；天乙，公元前2608年；太乙，公元前2263年；少尉，公元前1357年；帝，公元前1097年；勾陈一，后2105年。 兹将紫微垣三十七星座，简釋如下： 北极：一般指天球北极而言，即古所谓北辰。这里北极是指星座名称，它含太子、帝、庶子、后宫、北极五星。 四辅：《宋史.天文志》称：四辅四星，又叫四弼，《管窥辑要》称：“四星各去极四度，抱北极枢。” 天乙：在紫宫门外，右枢稍南些。 太乙：在天乙之南。《史记.天宫书》称：“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即指这星。 左垣：东垣八星，从南起，各叫做左枢、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卫、少卫和少丞，即左枢密、上宰相、少宰相、上辅弼、少辅弼、上侍卫、少侍卫和少丞相的意思。 右垣：西垣七星，从南起，各叫做右枢、少尉、上辅、少辅、上卫、少卫和上丞，即右枢密、少廷尉、上辅导、少辅导、西上侍卫、西少侍卫和上丞相的意思。 《宋史.天文志》称：“东藩八星，西藩七星”，而《石氏星经》则称：“东西两藩共十六星”。请注意这个资料，东西两藩的星名、星数亦有不同之处。 阴德：《晋书.天文志》称：“尚书西二星，叫做阴德、阳德。”《宋史.天文志》称：巫咸星图已有阴德二星。 尚书：《晋书.天文志》称：“门内东南五星为尚书。” 女史：《石氏星经》称：女史一星在柱下。 柱史：又叫柱下史。《观象玩占》称：“柱史一星在北极东，靠近尚书。” 御女：《石氏星经》称：“御女四星，在钩陈北。” 天柱：天柱五星靠近东垣。 大理：《观象玩占》称：“大理二星在垣门之左，靠近阴德。” 勾陈：又作钩陈，共六星。勾陈一（小熊座a星），即现代的北极星。 六甲：六甲六星，在华盖下，杠星旁。 天皇大帝：《石氏星经》称：“天皇大帝在钩陈中央。”《晋书.天文志》称：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 五帝内座：《石氏星经》称：“五帝内座是华盖下帝座。” 华盖：华盖十六星在五帝内座上，华盖的柄叫做杠，由九星组成。《中西经星同异考》，以华盖为九星，杠为七星。 传舍：传舍九星在华盖溪仲北，靠近天河。 内阶：《晋书.天文志》称：文昌北六星叫做内阶。 天厨：天厨六星在紫微垣东北，传舍之北。 八谷：《观象玩占》称：“八谷八星，在紫微西藩之外，五车之北，华盖之西。” 天棓：《史记.天官书》称：“紫宫右五星曰天棓。” 内厨：内厨二星在紫微垣西南。《史记.天官书》、《汉书.艺文志》都没有内厨二星。 文昌：《史记.天官书》称：斗魁戴筺六星曰文昌宫。《石氏星经》称：“文昌六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 三师和三公：三师三星和三公三星，分列北斗南北，位置不同，但旧籍所载的方位和占验相同，是否有误值得商榷。 天牀：又作天床 。天牀六星在紫微宫阖闾门外。 太尊：在斗魁西。 天牢：《隋书.天文志》始载“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 太阳守：《晋书.天文志》称：“太阳守在相星西。” 势：《晋书.天文志》和《隋书.天文志》都称：太阳守西北四星叫做势。 相：《晋书.天文志》和《隋书.天文志》都称：相一星在北斗南。 玄戈：又作元戈。《石氏星经》称：“一名臣戈，在招摇北。” 天理：《史记.天官书注》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即在北斗杓中。 辅：《晋书.天文志》称：辅星博乎可阳，所以佐斗成功。《宋史.天文志》称：北斗第九星曰：辅，在第六星左。《仪香考成》把辅附属于北斗，故紫微垣共三十七座。 北斗：《晋书.天文志》称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是七政的枢机，阴阳的元本，所以运于天中，控制四方，以建四时而均五行。魁四星叫璇玑，杓三星叫玉衡；又称一到四为魁，五到七为杓。《石氏星经》称：第一星为天枢，二为旋，三为玑，四为权，五为玉衡，六为开阳，七为摇光。《史记.天官书》称：北斗是帝车之象。天枢是七星的枢，天璇掌旋转，又叫天睿，是美玉的意思。天机是变动的机构，又叫天机，是耀珠的意思。天权掌权衡，玉衡是衡平轻重，开阳是开阳气，摇光是摇光芒的意思。 天枪：《史记.天官书》称：紫宫左之星为天枪。 通过对紫微垣信息资料的了解，我们亦发现紫微垣左右两垣的星名、星数都有不同之处。仔细观察5555-5《步天歌》所载紫微垣星图，其左右两垣与6666图甘肃武威博物馆所藏舞蹈纹盆，“先民”（星）人数亦不能完全对应。笔者根据5555-5图左垣连线位置推断：6666图舞蹈纹盆时期，左垣可能包含了柱史一星，这样左垣从南起左枢至少丞相共九颗星。右垣亦可能将就近的天乙、太乙两星包含进去了，关于这个可能性，我们可通过天文软件，把时间上朔到5000年左右，进行推算。如果这个设想成立，那么右垣从南起右枢至上丞相九颗星。这样左右两垣加起来共十八颗星，这样就与6666图“先民”（星）数完全对应上了。综上所述，可确认6666图，即现藏于甘肃武威博物馆舞蹈纹盆，为马家窑类型紫微垣星象彩陶纹盆。 上述的三个结论，笔者虽然推断正确，但依然会有人提出质疑，比如：2222图以及6666图上“先民”（星）数，与《步天歌》星图不能完全对应，是推测的结果，不能完全采信等。那么还有没有其它什么辅助资料，可以证明三垣星象在马家窑文化类型时期存在呢？请看6666-1图，马厂类型，该器物上被马厂先民钻了11个圆孔。一般学界认为是陶器不小心打碎了，打孔是起修补作用的。可是笔者跟据该孔的布局来看，他们不是依据裂纹走向打孔，而是按照特殊的图形布局打的孔。由于笔者具备一定的天文知识，所以很快就判断出来，这是太微垣里的长垣、灵台、明堂星图，至于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就不在本文讨论，另文专论。 再请看6666-2图，这在甘青之间，被当地老乡称之为麻石型材质的巨型石斧，其身上被钻出大小不一，九个圆形窝点，其分布形态则与天市垣星图中的斗、斛两星宿完全一致。 接着请看6666-3图，这类带星纹的石刀在马家窑遗址里常有出现，至于其是什么星象？本文不多再讨论。当然，同时期带星纹的各类器型很多，材质亦非常丰富，本文就不一一例举。仅从这三个辅助性资料案例看，就更加可以坐实了：至少在马家窑彩陶类型时期，即5000～53000年前，东方先民就已经对三垣星象有了足够认知。换句话说，马家窑彩陶纹盆里，出现三垣星象图不是先民心血来潮之作，而是当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产物。其诞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后记 撰写该文实属不易，酝酿多年方下决心草就完成。因还有许多几何纹饰不能在本文展开说明，所以论证起来略显单薄，这个问题需要另行文解决。且因笔者仅是个文博爱好者，又身处民间，所能获取的资料也极其有限。论证材料皆是处处留心、点滴累积而成。写作期间，亦曾得到许多同仁无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对于文中所引用古籍，笔者因未能一一核对、考证，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望方家多批评指正。亦希望本文发出，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引起人们对史前彩陶器的足够重视；同时呼吁官方能打破固有观念，不执着于一己之见，对其重新釋读，恢复其历史本来意涵。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彩陶纹饰就是一部史前史书，其文化意义与甲骨文同等重要。如何釋读好它？任重而道远！另文中很多图片资料都来源于网络，有些是民间文博爱好者提供，笔者因不能说明图片来源，在此深表歉意！若有侵权之处，还望告之，立刻删除。 补充 补充一下伊朗舞蹈纹彩陶盆与马家窑彩陶盆对比图片，其上面的人物亦是两河流域史前星象图的表达。若想证明，需要一系列证据及材料进行推导，需要独立研究。其星象学亦非常发达，只不过在星宿的划分与运用上，与华夏的系统稍有不同罢了。 就全世界范围来说，目前世界公认最古老的星纹实证器物，是3600年前的一件青铜盘。请看6666-4图，它现藏于德国国家史前博物馆，2013年，该星图青铜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计划”，专家称该文物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盆系列，如一旦重新被世界认知，必将改写“世界最古老星纹器物”的历史，同时将人类对星象的明确认知，提前1400～1700年。 丁成绪系自由画者，自由撰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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