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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宣布实施币制改革。 民国成立后，国内的主要货币单位是银元，所以市场上一直是以银元作为贸易结算的硬通货。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新政策，就是要放弃银本位的政策，向美国政府大量抛售银元，换取外汇投入国内社会的建设，大力发展道路等国内基础建设，提升国力，改善民生。同时，也有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完善和统一。 国民政府这一重大金融制度改革，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方面认为，这将严重损害到日本在华北的经济利益。在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华北地方实力派为维护自身利益，也欲抵制币制改革的推行。 “土肥原君，我们应以这一大好形势为契机，尽快鼓动华北各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府对抗，最终促成华北的独立。可以说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在日本驻北平领事馆，领事馆武官高桥坦对由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来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兴奋地鼓动道。 在土肥原的运作之下，日本军方一手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公开出台。所谓“自治”，其实就是要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央政府而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民国时期的的华北五省二市指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山东五省和北平、天津二市。 据徐永昌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土（肥原）颇逼迫商（震）宋（哲元），谓你们不组织华北新政权，日将动员五师兵送宣统到平。”宣统是指爱新觉罗.溥仪称帝的年号。 “宋将军，大日本关东军方面让我转告将军阁下，希望将军能在本月20日前宣布自治！” 在平津卫戍司令部里。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警告，华北局势已到千钧一发的关头。 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到会代表405人。主席团成员23人，由林森主持开幕典礼 会上，于右任作主席团工作报告，蒋介石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孙科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张群作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决定授予蒋介石统筹一切的权力以统一全党意志，全民力量，全党必须听其指挥，制定了《党员守则》十二条，即： 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节义为治事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 在外交与国防方面，会议通过了《授权政府在不违背另文陈述之方针下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案》、《国难时期集中力量充实国防建议案》。 在宪政方面，会议通过了《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宪法草案修正要点》，定于36年5月5日实施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 最后，大会推选了一百二十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推选了六十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推选了五十人为中央监察委员，推选了三十人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会议推选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丁惟汾、叶楚伧、孔祥熙、邹鲁、陈立夫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胡汉民任主席，蒋介石任副主席。 推选林森、张继、萧佛成、蔡元培、吴稚晖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推选张静江、阎锡山、许崇智、李烈钧、王宠惠、李文范、张学良、 唐生智、陈璧君、宋子文、朱培德、顾孟余、朱家骅、马超俊、邵元冲、刘守中、陈公博、王伯群、程潜、陈果夫、梁寒操、张定璠、何应钦、黄绍竑、王陆一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汪精卫为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 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行政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 蒋介石是16日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但由于华北局势的急剧变化，在19日，也就是土肥原逼令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最后期限的前一天，他又在大会上作了对外关系之报告，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这句话的意思，即还没有到“放弃和平”、“轻言牺牲”之时，还是应该以协商谈判为主，但一旦“最后关头”到来，那就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了。这是一个微妙而又十分重要的变化，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如果华北一旦像东北一样“独立”，那就是突破了他的最后底线，他是不会再隐忍的。 蒋介石作完补充报告后，又向大会提出：“大会如以上述方针为是，请大会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 随后，大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对政府的上述授权，这是一个关系重大而又非常重要的授权，意味着在紧要时刻，赋予了政府有临机处置之权。 蒋介石的这番言论，表明了中国的外交策略开始有所改变，从一味隐忍，开始逐步走向强硬。策略虽然有所转变，但对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正如陈诚同在给妻子谭祥的信中写道：“对日虽决定抵抗，但毫无准备也。” 就在国民党五大召开的当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向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建议：“如果要让华北地区主动和南京政府切断经济上的联系，需要我日本帝国进一步加强援助。否则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卑职认为值此之际应该在长城沿线集结一部分兵力，支援华北实力派将领，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得上述措施更容易实施。” 一时间，关外尘土飞扬。辽西走廊上，日本军队的装甲车、卡车、骑兵队、骡马队向着长城一线滚滚而来。 “委座，据可靠情况，日本关东军正在向长城一线逼进，有重新入关之势。”五大休会期间，军政部长何应钦赶紧就华北的紧张局势向蒋介石汇报道。 “倭寇猖獗，南北动摇，一若不可终日，而华北宋韩不明事理，不顾大义，几有降倭自保之心事，致电详诫，不知能挽救否？”此刻，蒋介石对宋哲元、韩复渠等华北地方实力派疑惑重重。 16日，蒋介致电宋哲元，望其坚忍到底：“国家存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一面仍以百折不挠之精神与不亢不卑相周旋，如能以最大之忍耐而加以最后牺牲之决心出之，则无不可为之事，中亦正同存亡。” 19日，宋哲元、萧振瀛、秦德纯联名致电何应钦，明言在日军压力之下，已达成部分妥协，“不得已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之下，与之研商，以（一）不干内政，（二）不侵犯领土主权，（三）平等互惠为限度，作第一步亲善表示”。华北自治俨然已无可挽回。其实，宋哲元私下曾和土肥原秘密洽谈过几次，在内部已经确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可以使华北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就在土肥原贤二威胁利诱宋哲元、韩复渠等华北实力派时，华北危急的局势突然出现了转机。日本吞并东北，西方列强虽然表面上也提出了抗议，国联为此还派了李顿调查团前来调查事件的真相，最后也认定日本是侵略者。但是，由于东北一直是苏、日争夺的地域，欧洲各国在东北地区没有切身利益，所以只是在纸面上形成一些文件，并没有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 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与东北有所不同。这里是西方列强尤其是英、美的势力范围，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关系。为此，英、美等西方列强对日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为避免华北自治引发英、美等列强的强烈抗议，日本陆军省、海军省与外务省逐步形成一致意见，认为“值此之际，激进地促成华北自治运动的实现是不可行的。从世界大势和中国整体形势来看应该慎重考虑对策，采取渐进方式”。 “委座，日本大使有吉明求见”侍卫官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通报道。 “请进！”蒋介石从办公桌后的椅子上站起身来，迎向门口。 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在侍卫官的引领下，十分有礼貌地和等候在门口的蒋介石亲切握手。 有吉明此次拜会蒋介石，是奉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之命，广田在电报中告知他已与军部达成共识，命令立即与蒋介石就先前广田三原则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在此期间华北自治暂停实施，待交涉结果明晰后，再定自治实施时期。 日本内阁政府与日本军部就侵略中国的野心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步骤上却有区别，认为华北自治应是渐进式、轻度的，全面接管海关、铁路目前尚不合时宜。 11月20日本来是日本关车军要求国民政府答应华北自治的最后期限。蒋介石在会晤有吉明时，驳斥了日本方面有关华北自治运动的主张，暗示将派要员北上负责华北政局， “本人对于华北问题在两星期前，已定有办法，拟将军分会取消，改派大员代表中央坐镇北平，办理一切。因中央举行会议，无暇及此，但不日即可实现，请转告贵国政府”。 会谈中，蒋介石态度比较强硬地对有吉明表态道，二人结果不欢而散。 为了稳住华北这些地方实力派，激励他们的爱国情怀，不向日本关东军作无谓的妥协。11月2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韩复榘、商震等人，转告他与有吉明会谈的内容：“有吉答谓：（一）渠对蒋委员长之表示，认为明了率直可以满意。（二）关东军决不至以武力迫成自治运动，土肥原等不能代表关东军，且设法使其离开华北。（三）如华方将领对于自治运动能作不赞同之明白表示，则策动者更无从施其技，照现在情形，颇有转机”。 日本军部对蒋介石与有吉明的会谈结果极为不满，经与外务省、海军省协商，决定命令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继续推进华北地方实力派的自治运动，电令关东军和驻天津驻屯军应“通过让南京政府加深针对华北的认识，来促进其纠正对日态度。就实行自治的范围和时机而言，眼下尚无眉目，就内容而言，当下仿照西南的模式来实施。' 11月25日，殷汝耕、石友三率领便衣队占领津沽保安司令部、天津市政府，并旋即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日本方面还强势威胁国民政府，不得干预华北事务，华北的事应由华北当局自行解决，包括华北当局与日方签定协议，也与中央无关。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1909年入第七高等工科，曾加入同盟会，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再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曾兼任孙中山所办中华政治学校翻译，号称“日本通”。1935年11月出任日本扶植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被捕。1947年以汉奸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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