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自秦汉以降的历代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兴亡替代时期,大体上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 程:农民大起义——军阀割据或外部势力的入侵——旧王朝一旦覆灭——新王朝替代兴起。多则几百年，少则几十年，如此循环往复了二千余年，直到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寿终正寝。 那么，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王朝的周期性更替呢？又有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呢？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文人墨客以及学者，都在研究和讨论这一历史性地的巨大问题。 一．农民起义过后就是新王朝政权的形成，那么王朝周期性更替原因是不是农民起义呢？ 1.传统观念的农民起义与王朝更替 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这几乎成了史学界的一种传统定论。但问题并没有这样简 单。如果按照这个结论来逆推理就可以得出封建统治阶级只要消灭了农民起义就可以不被推翻的错误结论。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农民起义虽然一次次地被消灭了。但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并没有因此而逃脱覆灭的命运。 
中国的农民起义无论规模与频率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最驰名的。尽管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 上,一统天下的封建王朝很少有被农民起义直接推翻的，但是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几乎都是以大规模，持久的农民起义为先声的。农民起义几乎成为秦汉以来历代王朝更替伴随着的一种规律现象。 但是，这也只能说明，封建社会时期，农民与地主阶级和统治阶级矛盾非常激烈。在王朝后期政治脆弱，君主无能的时候，国家的民众想的不是如何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而是推翻它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王权。这只能说明，农民起义是王朝更替的导火索，而不是根本原因。 2.著名农民起义背后的反动力量 农民起义，只是农民一个阶层。推翻一个王朝不可能单单凭借社会上一个阶层就能做到。在农民起义成功过后，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会出现很多反动力量来争夺国家的统治权。在很多情况下，农民起义过后，真正掌权的并不是农民。 结束秦朝统治的是大泽乡起义后的以刘邦等一帮沛县县吏为领导骨干和旧贵族代表项羽率领的两支武装力量；结束西汉新莽统治的是农民大起义后以刘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力量；结束东汉统治的是黄巾大起义后的军阀割据、三分天下;结束晋朝统治的是农民起义后的朝廷旧臣刘。 
结束隋朝统治的是农民大起义后的陇右军阀、隋朝贵族李渊父子的武装力量；结束宋朝统治的是金兵入侵和蒙古的入主中原；结束元朝统治成了气候的只有朱元璋是真正的农民出身.但他起义后只是完完全全“地主阶级化”了的，代表的并不是农民的利益；结束明朝统治的则是入关的清兵；而结束清朝统治的则是辛亥革命。秦汉以降的九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的覆灭大体如此。 这更能体现，农民起义不是王朝更替的根本原因，它只是导火索而已。 二．货币的供求与王朝更替的关系及其解决方法 1.货币的供求与王朝更替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货币立法，不仅赋予铜钱信用货币的性质.而且使铜钱具备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能力。通货膨胀指社会货币流通总量大幅度增加，超过了市场的客观需求，而引起的货币购买力的急剧下降。中国古代的铜钱在全国统一流通的初始就确立了三项货币立法原则百姓在铜钱过少时不能使用铜金属铸造铜钱。 在铜钱过多时也不能将铜钱销毁为铜金属.所以不能形成铜钱总量适应市 场需求的自发性调节机制。铜钱在中国古代多次出现过通货膨胀，严重时一石米可以卖到一万枚铜钱。铜钱在中国古代也多次出现过通货紧缩，严重时百姓卖儿卖女，换取铜钱来缴纳朝廷的税赋。然而，正是这三项货币立法原则的确立，中国古代各王朝在铸币和货币流通中可能出现大量的贪污和腐败。 
法律禁止百姓铸钱和毁钱，又规定各级官府和百姓都不能够对朝廷铸造的轻重大小不等的铜钱进行选择，这就给朝廷铸造的铜钱赋予了不足值流通的能力。 朝廷可以通过铜钱减重或铸造虚币大钱，将社会财富部分或大部分收敛到统治者手中。但是，过度地使用货币手段从民间敛财，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乃至社会经济衰退甚至社会动荡。 统治者的过度敛财，使货币在人民手中的数量越来越少，加之王朝末期的时候经济崩溃发生通货膨胀，国内社会矛盾大大加剧。那么，王朝更替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2.解决方法 其实，对于货币供求问题从而引起经济下行，最后导致王朝崩溃的解决方法在古代可能不能被统治者接纳。但对于现代，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1）控制货币供应量。 （2）调节控制社会总需求。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 三．社会舆论在王朝兴衰中的作用 1.以汉朝末期为例来阐明社会舆论在王朝周期更替中的作用 
汉末社会舆论对时弊的批判，在“党锢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党锢事件”的实质，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社会舆论与专制皇权之间的一次正面交褸。所谓“非讦朝政二“评论朝廷”、“诽 讪朝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件的舆论批判色彩。 接踵而来的黄巾起义可以看作是“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影响下所导致的结果。舆论形势表明，桓、 灵以来的黑暗政治已经使统治者失去了民心支持，刘汉政权已成空中楼阁，坍塌之期为时不远。 2.社会舆论在王朝更替的“怪圈”中有极大影响 综上可以发现，在古代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的脉络:国势愈衰，抱怨批判之声愈多愈强；抱怨批判之声愈烈，国势则愈衰，直到江山易主，政权更迭，社会舆论才告一段落。对前面王朝不利的舆论，正是后面王朝的继立理由与借助力因此，西汉、新莽、 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以及变乱之际的其他逐鹿者，往往会顺应舆论，甚至制造舆论，以期争取得到更多的支持。 从秦与东汉的政治实践来看，以强制手段打击舆论，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舆论，并且有可能遭到舆论的报复，可能由道义上的被谴责演变为武力上的被打击。由此可见，舆论虽然不是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也不是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力量，但却在社会前进过程中起着一种不容忽视的作用。 
如果统治者足够重视社会舆论，并且可以形成一个好的舆论导向，那么王朝更替之谜或许可以破解吧。 四．古代的税收与王朝更替的关系 1.为何中国古代王朝“残暴征税” 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往往好景不长，一般不会超过百年，有些朝代甚至是转瞬之间强弱易势。究其原因，每每与“大富”之后的肆意挥霍有关。 要么是大兴土木，如隋炀帝；要么是穷兵麒武，如汉武帝。作为一个由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支撑的农业社会，无论什么样的兴盛或“中兴”，都是经不住大肆消耗的。况且，如修建大型工程（如长城）、进行对外战争、 应付外来侵略这样的支出活动，根本就是无底洞！ 2.“残暴征税”与王朝更替关系 可在中国古代，税收行为并不总是道德的。这种主要是依据政治权力而不是纯粹的财产 权力而进行的强制再分配，丝毫不考虑纳税人的异议，这本身就近于掠夺。在中国古代有时是以一种扭曲的形态表现，税收的“取”和“予”往往呈现巨大的落差，而且纳税人与国家的“生意”也更似一种在得不到有效力的承诺即被迫提交预付款的行为，纳税人从纳税上得到的心理愉悦感并不明显。 
即使在纳税人的心理承受力相对强的情况下，其在特定税制环境下的牺牲感甚至痛苦感仍然会使他对税收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在那些因为文化传统或民族性格等因素而呈现为相当敏感反应的纳税人中，这样的反感足以使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极端行动。虽然我们绝对不能说所有的逃税甚至偷税都是出于对税收的讨厌，至少这是一种表达纳税反感的方式。 能不能为国家的征税寻到尽可能牢靠而有影响力的道德依据，是在行政上取得感召还是伤害、丧失人心的一个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税收状况的好坏是左右一个王朝兴衰的因素之一，即使不是最为核心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符合民心的税收形象，将使王朝如虎添翼；混乱残暴的税收作为，则使王朝雪上加霜。 如果王朝应该合理制定税收政策，也许这也能破解王朝更替之谜吧。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李胜良 《税收与王朝兴替》 3.赵凯 《社会舆论在王朝兴替中的作用》 4.石俊志 《货币与王朝更替》 5.周殿富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兴替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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