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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政府运营国家的方法除了缺少金融方法外其他都差不多，无非是土地制度、财政制度、税收制度、货币制度、专卖制度。一个决定了国家是谁的，其他全是搞钱的事。如果说土地所有制决定了封建王朝的寿命极限，那么钱就决定了这个王朝一生的命数。 货币理论 提起古代货币，绝大多数人除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搞了秦半两之外就直接到袁世凯的袁大头了。中间2千多年的货币历史最多能说出个叫交子的宋代纸币。在基于英雄史观的中国正史里，工商、货币这些东西都是“末技”，帝王将相的道义法统才是关键。而在唯物史观里，正是这些“末技”左右着的社会变革，而帝王将相们只是社会变革的提线木偶。 交子的雕版 中国古代能称为货币的无非是黄金，白银和黄铜。黄金和白银作为贵金属，很早就被作为足值货币用来进行大额交易或者是赏赐，但是贵金属绝对不是作为货币的最佳选择。 高中就学过，货币的作用是储存和流通。所谓储存，就是可以将购买力保存起来，想用就用，这方面贵金属当仁不让。所谓流通，就是充当交易的中介。一种完美的货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直接等于财富，而是充当一把测量价值的尺子（现代信用货币就是这个理论完美的实践）。而贵金属产量有限，生产力发展一定快于贵金属货币的增长。因此当商品迅速增加，又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增量的贵金属货币，就会造成贵金属货币购买力越来越大，商品价格越来越低，人们更倾向于囤积贵金属而非花掉它用来买东西。最终贵金属货币成为财富本身被不断沉淀下来，市面上白银流通量越来越少，自然而然地引发通货紧缩。 在早期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朝代尚不明显，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大发展急需大量货币，而中国缺乏银矿，白银主要依靠远洋贸易输入，故而造成长达数百年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使得白银价值畸高，以至于中国被称为“白银黑洞”，欧洲的商人根本不需要做什么生意，只要利用欧洲和亚洲黄金白银的兑换比例差倒腾贵金属就能发大财。（明代的白银货币化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下一篇会有更详细的解释） 因此，古代最适合作货币的当然是铜钱。在古代中国，由于主要的商品流通都是价值不高的粮食布匹，最需要的不是高价值的贵金属货币，而是低价值适于流通的贱金属货币铜钱。并且，铸造铜钱本来就是可以赚钱（所谓铸币税）。相对于古代那种极低的行政效率，政府其实完全可以靠铸造铜钱代替税收。 可惜的是儒家思想坐而论“道”为上，把真正的经济学嗤之以“术”为末。铜钱铸造多少，什么成色，多少购买力，和黄金白银的兑换比，怎么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这些极其关键的问题几千年就从来没有彻底地研究过。直到明末彻底告别科举的陆世仪，在《论钱币》中对货币起源、货币形态更新发展的动因，以及铜钱、白银、纸币和会票的性质进行了精炼的论述，才算是真正有人关注起货币这玩意。 正因为缺少理论支持，历代王朝的货币制度非常混乱。有的王朝规定只有官方才能铸币，有的则是把这事交给市场让私人铸币。中央政府铸币大多都是乱来，什么小钱大钱铁钱，多少成色都没谱，私人铸币多少有点市场经济竞争的味道，而且铸币量紧跟市场需求，所以一般来说的私人铸币时代日子会好过些。总的来说，不管是政府自己铸币还是民间铸币，只要能好好地发行贱金属货币，基本就能搞出个盛世了。 在铜钱匮乏，货币制度混乱的朝代这种剪边打薄的劣币盛行，被称为“小钱” 这种情况直到袁世凯的“袁大头”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袁大头作为中国第一种国家铸造的贵金属货币，因为成色大小重量固定，周围还有防止剪边的花纹，所以已经推出便具有了很强的购买力，而民国推出的“法币”更是中国第一款现代信用货币，历史直接翻篇。 袁大头是中国第一个广泛流通的固定成色固定分量标明面值的货币。周围的一圈小点是为了防止切割制作“小钱” 中国的第一款现代信用货币法币，从此国家才真正有了货币发行权 古代财税制度： 财税制度分成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两个对立的部分。税收即国家通过强制力无偿取得的收入。皇帝不可能带着部队挨家挨户要钱，必然需要一群人去帮忙收钱，这就是官僚系统最初建立的目的。而财政制度就是怎么把收上来的税花出去，皇帝又不是账房先生，干什么事花多少钱的又离不开官僚系统了。所以说，财税制度本身就是官僚系统运作的核心。 中国古代常说的“皇粮国税 ”差不多就是四种，即税：按人头或者财产或者进出口交的钱。赋：一般就是秋后收取定额粮食实物。徭：力役，免费征用的劳动力。役：军役，当兵或者是去军队做免费劳动力。在征收的时候敲诈勒索花样繁多，而且越穷的人负担越重。 这里的官僚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即运行管理一个国家的算法，其本质和电脑程序是一个道理，核心就是计算如何扩大税基，如何用最小的痛苦获得最多的钱，怎么花钱，剩多少钱，并求解能获得更多的钱的方法，借助暴力机关输出。 因此，5000年的政治实践就是5000年不断地修正算法。分封升级到郡县制再搞三省六部然后是什么内阁制，总的来说官僚系统还是一直在升级优化来运行越加庞大的帝国，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做好制度化建设”。 帝国的内部敌人是谁？上一篇土地私有制提到的土地兼并，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主阶层，他们隐匿户口，吞没田亩，侵占帝国有限的税基。历史上各种税制改革汗牛充栋，如何消灭地主豪强，从他们身上剐肉就是古代税制改革的核心。 江西坞堡，两晋时期地主豪强寓军于民隐匿人口的历史见证 一开始意气风发的税改在实际操作中又面临许许多多现实中的无奈。古代政府没有多少社会公共事业，除了军费和皇帝自己的吃穿享用便是养那些收税的官僚了。这就像是开厂做买卖，雇佣的人赚的多花的也多，所以势必还要考虑到征收成本和行政能力的问题。因此真正能执行下去的，只是统治核心的那一部分。这些所谓的统治核心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孤岛，在更偏远的农村，官吏收的钱还不够养活自己的。所以在这些地方，更多的是“包税制”，就是找个当地强人一口价，至于实际收了多少，可就不是皇帝说的算的。 除了受限于基层行政能力，制定税改的人多是少有基层行政实务经验的高官。在制定顶层设计的时候很难考虑到新税法的脱靶效应。因此，税改的效力打折不说，往往还事与愿违。所以我认为，古代政府要是能搞好铜币铸造，铸币税就可以完全代替税收，而税收多半只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分配的方式而已。可惜能有这样觉悟的皇帝基本没有。 古代专卖制度 税收经过包税人、官僚、火耗、漕运的雁过拔毛，到皇上手里的能有几何？ 因此，除了收税，还得搞点其他法子生发。于是在西汉武帝时期，开始了一次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大讨论：“桑弘羊三问”，即盐铁专营。自此，卖盐就是官家禁脔。派人收税的成本太高，运作起来不便，所以食盐就成为乱世之中最简单暴力的聚敛手段。在唐晚期，食盐的零售价曽达到出厂价格的3700%！难怪古代倒卖食盐就是和贩毒一样杀头的买卖。 不仅如此，食盐专卖制度在宋代还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信用货币“盐引”（盐钞法）。盐引本身就是一张允许贩卖多少盐的许可证，但是经过市场经济无形的手这么一揉搓，就变成了以盐作为锚定物的货币。用它可以直接拿来结算，交易，甚至可以像股票一样炒作。 没有查到宋代的盐引，整个宣统的大概糊弄下 直到2014年工信部宣布食盐市场化定价，盐铁专营才彻底结束（因为有其他专营的产业，没必要了）。盐铁专营本是想通过市场机制取代税收，降低搞钱的成本，没想到垄断商业的弊病更是花样百出，真正入皇上口袋的钱，还是九牛一毛。 总结：在极低的生产力和信息沟通条件下，古代帝国的管理水平远远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高，但是总是有聚敛能臣（不带贬义的）能在如此低的行政能力下想到各种花样繁多的方式搞钱，甚至在聚敛的同时还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总之好的王朝税基是有钱的地主豪强，牢牢掌握铸币权；差的王朝只会压榨穷苦百姓，放任货币的崩坏。下一篇将会把中国古代税收和货币制度变迁的标志性事件串起来，让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古代税收货币对于王朝兴衰的巨大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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