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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路军三五九旅从陕西富平出发，渡过了黄河，十月间到达山西的忻、崞、代县一带。随后，便分散到各地去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组织人民武装。 我们驻的地方叫上村；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驻在下村。上村和下村相距不过十来里路，中间横着一条小河。别看这条河不大，却把上下两村隔成了两个世界。 记得我们向上村进发的那天，迎面遇上一群逃难的群众。他们背着包袱，挑着家什，孩子哭，女人叫，忧虑而惊慌地走着。这种颠沛流离的景象，谁见了心里都沉甸甸的。可是，日军离这还很远，为什么他们就如此惊慌失措呢? 老乡们停在路旁，用惊惧的眼光直盯盯地望着我们。我们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就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是来和大家一起打鬼子的。去年红军东渡黄河，曾给山西群众留下难忘的印象；最近我八路军取得的平型关战斗的胜利，更是家喻户晓。因此，这样一说，我们就像一块有力的磁石，把老乡们都吸引住了，他们围上来向我们问长道短。 原来他们都是上村人，只因下村来了国民党军队，吓得他们急忙逃难。一提起国民党军队，大家又恨又怕，都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诉说由下村传来的消息——国民党军队一进村，就吹胡子瞪眼，吹什么抗战“有功”，要老百姓慰劳。说是慰劳，实际上是趁国难当头，搜刮民脂民膏。今天派粮，明天摊款，倘若交不出，不是吊打，就是翻箱倒柜，见啥抢啥。耕畜被拉走杀吃了，桌椅床板被抢去当柴烧了，那些当官的整天花天酒地，打麻将，耍纸牌，见了姑娘媳妇，挤眉弄眼，动手动脚。日军还没有来到，下村就已成了人间地狱。老乡们说： “鬼子来了是死，国民党来了咱也活不了，反正没活路。” 我们的到来，给人民带来了指望，谁愿意背井离乡?他们又背着东西和我们一起回村了。部队驻下，便组成了若干工作组，四处活动。从东头到西头，从村南到村北，到处张贴布告，访贫问苦，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运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政策，犹如春风化雨，冲走了人们的忧虑和不安，带来了一片朝气勃勃的景象。不几天，我们就协助地方党的组织，把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也相继成立了。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极了。 看吧： 这边， 一群农民围在一起听宣传员讲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满脸是兴奋的神色；那边，一个小战士在教儿童团员唱歌：“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村口，进来一伙收割归来的农民和战士，他们挑着金黄色的谷物，边说边笑。屋檐下，妇救会的会员们正赶做军鞋，“三个姑娘一台戏”，她们在一起唧唧喳喳，好不热闹。村外边的打谷场上，游击队员正在练操，“一、二、三——四”的口令声，时断时续。一声号召参军，小伙子们雀跃而起：“走，当八路打鬼子去!”一串俩，俩串仨，马上掀起了参军的热潮。来报名的人络绎不绝，连不够年龄的儿童团员，也哭哭啼啼闹着要当小八路。部队机关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没几天，我们一个连就扩大到二、三百人。 下村的国民党军队听说我们和上村的老百姓团结无间，队伍天天扩大，又眼红又嫉妒，便千方百计和我们争群众。 开始，他们在桥头、河岸，设下了一道封锁线，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不准老百姓过河。但是，人心岂能锁住?下村的小伙子们看到上村那股热闹劲，心里怪痒痒的。他们借口赶集，走亲戚，做买卖，偷偷地往上村溜，有的来了以后就再也不愿回去了，要求立即参加八路军。后来，国民党军队也搞扩兵了，自然，扩兵的办法是很可笑的。他们要保长打着小锣在街上喊：“当兵要当国军，国军是正牌军，票子多，可以养家活口！“不要当八路，八路是穷光蛋!”喊了几天，却没有一个人去报名。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敲着小铜锣又喊开了：“谁当国军，四十块大洋一个兵，当面交现款!”可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老百姓爱的不是钱，爱的是真理。尽管锣声敲得当当响，人们却在背后议论：“白洋买不了我们的心。” 国民党的军官气红了脸，横眉竖眼，骂老乡们：“放着正大光明的国军不当，偏要偷偷摸摸去当穷八路，真他妈的贱种！。谁知骂得越凶，老百姓躲得越远。他们施尽了种种伎俩，一个兵也没有扩到。最后，恼羞成怒了，便干脆把他们惯用的那一套搬了出来——抓。于是，这儿打枪，那儿骂娘，不论老幼残弱，碰上了就难幸免，弄得下村一带的群众，叫爹唤娘，昼夜不安。尤其恶毒的是，把抓来的壮丁关在一起，连大小便都要监视，晚上睡觉把衣服搜去，以防止逃跑。殊不知压力愈大，反抗愈强。晚上，常有只穿短裤的小伙子，吁吁带喘，满身是汗地跑来上村。逃来的人，用这样两句流行于下村的歌谣来咒骂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遭殃军，不打日本害人民!” 当时，我们和国民党军队还是统一战线关系，有些来往。一天，他们派了个军官前来，问我们：老百姓为什么都跟你们走？我们回答说：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执行了我们党的全民抗战的方针，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与人民同舟共济，人民有民主、自由，人人有抗日的自由，因而他们都能自觉自愿地起来抗日；你们对人民依然没有放弃压榨的错误政策，使人民呻吟于痛苦之中，无法抗日，也无心抗日。那个军官不知是不感兴趣，还是无理反驳，竟瞠目结舌，回答不出一句话，只是哼哼哈哈了一阵便走了。 送这位“客人”过河的时候，我站在桥头，望着小河潺潺流水，心中无限感慨。上村和下村仅仅一河之隔，却是两种景象：我们，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采取了种种发动群众的办法，结果搞得轰轰烈烈，群众奋起抗日；国民党部队倒行逆施，执行了片面抗战的方针，采取压制群众的办法，结果是众叛亲离，阴风惨惨，人们根本无心抗日。两种方针，两种办法，就必然产生这两种结果。但是，河水永远东流，真理必定获胜，全面抗战的正确方针，必然将在全中国土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来。 左齐同志简介：1911年生，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6军团17师49团连指导员、团俱乐部主任，红二方面军第6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等职。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司令部作战参谋、侦察科长，717团参谋长，“平山团”参谋长，旅教导旅政委，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38年10月参加了雁北明铺伏击战，我军以猛烈火力将日军压制于汽车底下，这时我军重机枪卡壳，日军见状反扑，左齐跃进机枪阵地排除故障，敌一排子弹击中他的右臂。这次战斗全歼日军200多人，烧毁汽车35辆，左齐因流血过多晕了过去。王震旅长得知白求恩到前方医院巡诊，要旅卫生部政委潘世征派人将左齐送到下石樊村，白求恩亲自给他做了右臂截肢手术。1940年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结业后任718团政委，参加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说：“左齐同志是该团的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了镢头，就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到山上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我们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1944年11月任南下支队后勤部政委，随军挺进湘粤边界地区。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委、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2军政治部主任。组织领导了晋绥五分区反“蚕食”、反抓丁抢粮、反“清剿”、反“维持”斗争，率部参加了吕梁、运城和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诸战役。 新中国成立以后，任第2军副政委，南疆军区副政委、政委，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以“左齐左笔书法”被誉为独臂将军书法家。1998年8月26日在济南逝世，享年8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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