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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围绕着贺民英几姊妹的生前与身后，各种各样的说法不一， 尤其对贺民英更是众说纷坛。 在苏区老百姓的口碑中，她是贺龙红军的“女司令”，驰骋湘鄂西的“女赤卫队长”。 在白区国民党报纸上和桑鹤“剿匪临时指挥”陈策勋给蒋介石的报告中， 以及叛徒罗钩关于“湘西共产党组织及其阴谋计划”的供词里，她是“带约 二、三百人，连枪居多”、“女扮男装”的“女共匪”。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婆”。 今天，贺民英又被人们称颂为传奇般的女英烈。 这些说法，有誉有毁，有褒有贬，既有从不同立场出发得出的不同结论， 也有对不同侧面的不同认识。 对于贺民英及其姊妹，究竟怎么看？我觉的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她们，评价她们。 我个人对贺家姊妹是比较熟悉的。除去小时候的接触不算，从 1927 年秋 投奔贺民英，直到 1933 年春亲手把贺民英、贺戊姐安葬，我在她们的身边生活、战斗了七个年头，应该说对她们的了解是比较多的。 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贺家姊妹，我的概括的看法是：两个阶段，五条贡献。 纵观贺家姊妹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反抗恶势力。 贺家姊妹出身贫苦，母亲体弱多病，很早就病死了，家里兄弟姊妹七个， 生活相当艰难。她们从小就参加了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由于不满反动统治 和封建礼教的双重压迫，她们结婚后就协助自己的丈夫搞武装，反抗恶势力。 以后贺民英、贺满姑又自己带队伍，贺戊姐因体弱多病跟着大姐的队伍，贺三妹、贺戎姑则和丈夫一起带队伍。贺民英是大姐，最早帮助操持家务，侍奉父母，教养弟妹，担起生活的重担，磨练出描龙绣凤的巧手和吃苦耐劳的。 20 岁时她与表兄谷吉廷成了亲，协助丈夫进行反对满清的斗争，夫妇双双参加了反清团体哥老会，分别被推举为“龙头大爷”和“风头大姐”。 在他们的影响下，贺龙也加入哥老会，拉队伍，搞武装，以后因谷吉廷年纪 大些，思想也保守一些，与贺龙有了分歧，各干各的。 谷吉廷一度接受常澧镇守使唐荣阳的委任，当上支队司令，不久就被唐荣阳用武力缴了枪，谷吉 廷和贺民英逃回家乡，在杜家山的鱼鳞寨重整旗鼓，与官府豪绅作对。 湘西 军阀陈渠珍指使部下余连长，也是谷吉廷的旧友，在洪家关摆下“鸿门宴”，把谷吉廷整死了，随谷赴宴的弁兵只有徐焕然一人带枪冲了出来，跑回鱼鳞寨。亲人的惨死，使贺民英看到，在这个官匪横行、虎狼当道的世界上，要想不受欺辱、不被宰割地活下去，只有拿起刀枪。 丈夫生前拉起的队伍，一 些人散去了，一些人留下来，拥戴贺民英带领着大家继续干。为了生存，为了报仇，贺民英没有别的路可走，她接过丈夫的队伍，在鱼鳞寨上竖起“打富济贫”的旗帜。 在这一阶段，贺家姊妹由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转变成旧世界的造反者。她们的目标还不高，是要生存，要反抗。她们的队伍也不大， 多以亲戚、朋友和丈夫的旧部为主。她们的反抗，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发性、 盲目性、狭隘性。 在她们的身上既表现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沾染 上一些江湖习气，象贺民英还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毛病，这都是由她们所处的 社会历史环境和自身的经历所决定的。但是，主流是反抗恶势力。 后一个阶段，投身工农革命。 在大革命及其以后的年代，贺家姊妹受到工农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 贺龙的直接影响。贺龙北伐到武汉，就写信叫贺民英去。她从桑植出发，一 路走，一路看，沿途各地工农运动如火如茶，显示出翻天覆地的力量。 她在 汉口住了几个月，形势起了变化，国民党右派露出仇视工农运动的嘴脸，武 汉国民革命政府的一些人也开始动摇，贺民英从贺龙那里要了一批枪，又筹 款买了一些枪弹，返回家乡。她回桑植后，不仅带回了武器，也带回了新思 想。从此，她把个人的抗争同工农革命联系在一起。 关于贺民英的武汉之行， 贺龙在 1962 年 11 月的一次谈话中告诉我：“贺民英的思想变化是从农民运 动中受到启发。以后，又受了我的影响，有革命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汉 口时，她就告诉我，你靠那些国民党左派靠不住”。 贺民英也对我谈过与武 汉之行有关的一件事。那是她从汉口回来经过长沙时，遇见在省城读书并从 事革命活动的桑植籍学生、共产党员朱孔华。应朱的要求，贺民英给了他一 笔钱，作为费用。不久，朱孔华在常德惨遭枪杀，贺民英对他的死深感惋惜和愤慨。 她们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眼界开阔了，目标也提高了，积极投身到工 农革命中去。她们从同情到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从支持到参加党领导下的工 农武装斗争。她们自己也从传统的农民造反者转变成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参 加者。这个阶段，是贺家姊妹一生中最光彩、最重要的阶段。 贺家姊妹从 1928 年洪家关“聚义”时起，为党和红军做了许多事情。我看，起码有这样五件事，或者说是五条贡献。 第一条，1928 年贺龙、周逸群等受党中央派遣回洪家关组织工农革命 军，贺家姊妹把自己的队伍连人带枪都交给了贺龙，交给了党，成为工农革 命军的重要来源之一。后来只是由于斗争的需要，贺龙又退了一部分人枪给 她们。她们这么做不光是出于对贺龙的姊妹情，如果对革命一点印象都没有， 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我记得贺民英最先把自己的队伍交出来时，曾对贺龙讲：“带队伍你比 我强，但你没队伍；我有队伍，但带队伍不如你。我把人枪都交给你。”贺 民英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一种“龙胜于英”的思想。她从多年的斗争生活中，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带队伍，搞武装，贺龙比她强，当了共产 党的贺龙就比她更强。这种“龙胜于英”的思想，反映出她对贺龙的认识和 支持，对革命的认识和支持。 第二条，在工农革命军几起几落的困难时期，贺家姊妹给了力所能及的支援。 1928 年底，贺龙率部从石门转战回来，贺民英、贺戊姐相继派人送去了东西，贺民英还对贺龙谈了自己的建议。 对这件事，贺龙在 1962 年向我谈道：“我们队伍从石门失败回来，大姐问，你们有好多 CP、好多 CY？还说队伍就是队伍，要整顿，要多流动，才能 强大。她给队伍送来棉衣，解决大问题。” 第三条，在红军主力东下洪湖以后，贺民英、贺戊姐、贺戎姑上了四门岩的大山，坚持反“围剿”斗争，并且招待、掩护了一些红军伤病员和党与苏维埃的干部。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相继撤走后，她们仍然在山上坚持，一 直坚持到红军主力回来。 第四条，贺家姊妹的队伍虽然没有正式的游击队番号，队伍里面也没有 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但是她们是坚决跟着贺龙、跟着党的，她们的队 伍是党影响下、领导下的游击武装。贺民英本人曾先后两次提出过入党要求， 尽管她到死也没能入党，但那不是她本人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组织上认为她在党外更方便些。 后来我到红 3 军工作又了解到另一个原因，就是湘鄂边苏 区和红 3 军的党组织都被左倾路线给解散了，贺民英自然不可能再加入党。 第五条，贺家姊妹是为革命而死的。贺民英、贺戊姐是在同一天、同一 地点被敌人枪弹打死的，贺满姑是被敌人抓去后一刀一刀刺死的，贺戎姑在 丈夫刘玉阶当红军营长牺牲后，病逝在最困难的 1934 年。 在湘鄂边反“围剿”的艰苦岁月里，我目睹了贺家姊妹对党的无私奉献， 对革命的坚贞不渝，对敌人的绝不屈服。 斯人虽已去，风范永存留。我永远 怀念她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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