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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有一片富饶的土地，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大的平原，全世界最优质的黑色土壤中，生长着优质的大豆、玉米、高粱和稻米，埋藏着储量丰富的煤、铁、石油等矿藏。此外，广袤森林资源，让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天然林区。这里就是中国东北。 中国东北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东部，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汉、满、蒙古、朝鲜、鄂伦春等12个民族，世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渔猎耕种、繁衍生息、和睦相处。 努尔哈赤从这里发祥，又将这里封禁，他要将自己的宝藏分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图万事无忧。但他没有想到，域外倭寇贪婪的目光早已觊觎着这片富饶的土地。 如今，日本大阪市的大阪城公园中，有一座丰国神社，它是用来供奉16世纪日本的统治者——丰臣秀吉。  丰国神社的丰臣秀吉塑像 1592年，完成统一日本后的丰臣秀吉就带领19万日本的海陆军侵入朝鲜，并将兵锋直指大明王朝。 丰臣秀吉在致朝鲜国王的国书中狂言“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关直入于明，使四百周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 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史称“壬辰倭乱”的侵略战争，最终在中国大明王朝和朝鲜两国军民的联合抗击下归于失败。 1868年，刚刚继位的明治天皇下令重新修建破败的丰国神社，可见，蛰伏于日本统治者内心深处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并没有在将近三个世纪的风雨交替中泯灭。 明治天皇效仿英美法等列强，在国内掀起了明治维新运动。这场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使日本从封建帝国转向资本主义国家。 面对贫瘠的土地和封闭的市场，不甘处岛国之境的明治天皇，追寻丰臣秀吉的侵略轨迹，重燃对外领土扩张的野心。 19世纪60年代，明治天皇宣布了他的“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侵略扩张总方针，一条明确的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基本侵略路线应运而生，拉开了野心驱使下对外侵略的序幕。 16世纪90年代末，丰臣秀吉就开始迈出了海外扩张的步伐，妄图征服朝鲜后，再占领“满洲”，吞并台湾、菲律宾群岛，其后迁都于北京，自己“居守宁波府”，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印度”，最终建立“大亚细亚日本帝国”。 明治天皇的这番狂想，正是三百年前丰臣秀吉尚未得逞的阴谋。 1880年，明治天皇第二次下令重建丰国神社，并且在每年丰臣秀吉的忌日9月18日，举行参拜丰国神社的活动——太阁祭。从此，这一天对于日本人来说便有了特殊含义。 日本“大陆政策”也称“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用战争手段侵略吞并中国和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是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梦想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侵略总方针。 而中国东北因其特殊的地域与丰厚的资源，成为日本实现主义梦想的重要条件。 1890年3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论略》，内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即通往东亚大陆之道路”。 1890年12月，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反复强调主权先和利益线“二线说”及其对外扩张构想，大肆鼓吹日本侵略东亚的扩军备战。以此为标志，日本的“大陆政策”正式形成。 日本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以赶超中国的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明治天皇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建成了一支拥有32艘舰艇的日本海军，和拥有63000人的常备军，23万人的预备军的日本陆军。 1894年9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炮击清军运兵船，不宣而战，由此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清王朝不惜巨资打造的北洋水师，先后于黄海海战、威海海战中全军覆没。日本军队陆续占领中国丹东、大连、旅顺等地。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原本偏于一隅的岛国日本不仅获得了两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还攫取了在中国开埠通商免除关税等特权，而且一举鲸吞了包括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在内的广大地域。 19世纪50年代，沙皇为了侵占中国东北，乘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1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归为己有。 日本在中国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触碰了沙皇俄国在东北的利益。 1895年4月，在俄、德、法三国的共同干涉下，日本被迫放弃了已经割占的辽东半岛，但清政府却为此支付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1895年5月，明治天皇就“三国干涉还辽”一事发表敕语，号召国民“卧薪尝胆”。随后通过了十年扩军计划，决心伺机同俄国展开对中国东北的争夺。 1896年，俄国诱迫清政府同其签订《中俄密约》和《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合同》。随后，开始修筑中东铁路。 1898年，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割取位于中国东北的旅顺和大连，同年，开始修筑哈尔滨至旅顺的中东铁路支线，将辽东半岛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俄国借助镇压义和团运动，出兵中国东北。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波及的地域非常广，在东北也有，这个时候，清政府来不及考虑太多，沙俄就利用这剿灭义和团的机会占领了东北。 俄国把东北占领，触犯到了日本的利益，于是就日本与俄国就此展开了对中国东北的争夺。 1904年2月8日午夜，在中国旅顺口，日本不宣而战，日舰盯住俄国舰队近距离发射了16枚鱼雷，其中3枚命中目标，重创俄国最好的三艘舰船，揭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 1905年1月2日，旅顺被日军占领。 1905年3月1日，日俄两军又在奉天进行日俄战争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陆军会战。战线长达200公里，双方投入的兵力达60余万人。3月10日，日军占领奉天。 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竟然无视帝国主义对自身主权的践踏和侮辱，宣布“局外中立”，任战火在东北的土地上燃烧。  日俄战争时期的中国平民 日本凭借在对马海战的胜利，最终打败了强大的沙皇俄国。 1905年9月5日，通过《朴茨茅斯和约》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取了旅顺、大连租借地和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等权益。至此，日本便以南满为势力范围，沙俄则退居北部，形成日俄在中国东北的南北对峙的局面。 早在日俄战争鏖战正酣之时，日本“满洲军”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就在思考，如何经营战后“满洲”。 儿玉源太郎早已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即便获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但也在战争中耗资巨大，将会面临财政、经济的极度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无法单独称霸东北，因此，在各国列强环伺之下，必须以一种更为隐蔽而形式有效的方式，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范围。 在儿玉源太郎的授意下，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被招至中国东北，并起草了《满洲经营梗概》，提出“战后满洲的唯一要诀在于，表面上经营铁路，背地里白班设施”。 后藤新平在被任命为满铁总裁之前，有统治台湾殖民地的经验。他改变了以往直接进行武力镇压，采取警察统治的手段，他将满铁经营以企业的形式进行运行，避免当地的反对，运用根植于当地的手段来开展政策。 后藤新平的政策简单地说就是以铁路为中心、基础、骨干，对东北进行包括政治在内的各个方面的侵略活动。 1906年11月26日，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东北宣告成立，简称满铁，后藤新平出任第一人总裁。 4个月后，满铁本社前往中国大连，日本以铁路附属地之名，排斥中国主权，实行殖民统治，一个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满铁王国”正悄然形成。 1921年5月17日，日本内阁作出决议，决定“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 1927年6月27日，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组阁担任首相后，在东京召集一些列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史称“东方会议”，会议讨论的核心内容正是“满蒙问题”。 根据“东方会议”精神，田中义一写成《对满蒙之积极政策》的奏折，上奏日本天皇，奏折中更加明确了“大陆政策”的实行步骤，那就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田中义一 “东方会议”还有另一项秘密的部分，其侵略步骤和方法更为毒辣，即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使他成为与日本“肝胆相照”的傀儡，从而把整个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来，窃为己有。 “东方会议”后，趁张作霖还掌握北京政权之机，田中内阁加紧向其索取权益，展开所谓“满蒙交涉”。 面对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租地等种种勒索，张作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抵制，未能满足日本人的要求。日本关东军认为，张作霖已经成了日本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障碍。 就在这时，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逼近京津，奉军节节败退之下，张作霖决定撤回东北。 然而，张作霖全然不知他已经踏上了不归的列车。 1928年6月4日凌晨，就在张作霖的专列经过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汇处的皇姑屯时，被日军炸死。  张作霖 1928年12月29日，背负着家仇国恨的张学良继任东三省报案司令，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张学良毅然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服从蒋介石国民政府。东北易帜促成了当时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摧毁了日本企图将东北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的阴谋。 日本在中国东北掠取的经济利益急剧减少，直接威胁到“满蒙权益”的得失，加上此时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波及日本，导致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社会严重动荡。越来越多的国内势力，支持武力夺取中国东北。 曾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在议会发表演说，声称“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要牢牢确保死守”。 日本关东军，一支臭名昭著的海外驻军，以守卫“关东州”和南满铁路之名，行阴谋颠覆与武力侵略之实，扮演者侵略中国东北急先锋的角色。 1906年，日本将旅顺租借地改称为“关东州”，设置了关东都督府，下设军政、民政两部，就是后来的关东军司令部和关东厅。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司令官由日本天皇任命，下辖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1万多人。分别部署于旅顺、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沿线。 日本关东军，这支野蛮、残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后来不仅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而且还把持操纵伪满傀儡和推行殖民统治与掠夺方面，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天皇的总代表。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年轻时就已经立志“把一生赌在中国”。  板垣征四郎 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板垣征四郎就开始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为日后的侵略战争做详尽的准备。 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认为，日本若想在战略地位上处于有利地位，就一定要建立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1929年7月，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提出《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强调“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问题的解决在于日本对满蒙地区的完全领有”。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宣称“满蒙为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大肆鼓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1931年5月，石原莞尔提出《满蒙问题私见》，指出满蒙为题解决的唯一方法是“将中国东北划归我方领土”。为此，需要营造正当性和拥有实行这一目标的实力为前提。 1931年5月29日，板垣征四郎在日本关东军部队长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演讲。进一步鼓吹出兵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是日本“当前的急务”。 就是这样的两个战争狂人，在1929到1931年间，先后策划了4次名义上的“参谋旅行”，但实际上则是进行实地军事侦察，他们用各种形式完成了对东北地形、军事设施和部队配置的详细侦察，制定出武装占领东北的作战方案。 1931年6月，日本军部以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为中心，制定了武力侵占东北的方案《解决满洲问题方策的大纲》，大纲预定以1932年春季为期，以东北的“排日行动”为口实，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要求各方面对此做好准备。 日本关东军作为侵略东北的急先锋，不赞成中央部“坐等良机到来”的方针，主张“以谋略制造机会”，将占领中国东北的的侵略战争提前到1931年9月下旬。 1931年4月，在日本驻长春领事馆的唆使下，一些朝鲜人在长春以北的万宝山村，私自承租荒地，开沟挖渠，引水灌溉。中国农民因担心汛期农田被淹，耕地被损，与一些朝鲜人发证纠纷。 7月2日，日本领事馆派军警前往镇压，中国农民死伤数十人，遭毒刑拷打十余人，而日本呢竟颠倒黑白制造谣言，煽动仇华情绪，这就是“万宝山事件”。 1931年6月间，日本参谋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4人伪装成农业专家，潜入大兴安岭索伦山一带刺探军事情报，被当地东北军逮捕枪毙，这就是“中村事件”。 日本人以此为借口，发出战争叫嚣。  中村震太郎（图左一) 作为武装侵略“满洲”的借口，日本利用接连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大做文章。一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一方面在国内歇斯底里地煽动战争，叫嚷“利用这个机会诉诸武力”。 1931年7月，两门被称之为日本陆军珍宝的240毫米榴弹炮，被秘密运往东北，配备到了关东军驻奉天独立守备队，并分别对准了东北军驻地大营和奉天飞机场，战争的阴云在东北的上空悄然翻滚。 此时，蒋介石郑爱对中央苏区实施大规模“围剿”。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再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配合蒋介石度苏区的“围剿”，张学良已将东北军精锐调入关内，自己则长期滞留北平。 1931年8月1日，曾担任过张作霖军事顾问对东北军了如指掌的本庄繁，被昭和天皇特任为关东军司令官。 刚刚上任他就向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部署了《满洲时局对策的根本方针》，并审查石原莞尔等人制定的作战计划。  石原莞尔 9月7日开始，本庄繁对南满路和安奉路沿线的海城、鞍山、本溪、连山关、公主岭、长春、奉天等地的日军进行巡视检阅，并组织多次演习，把东北军兵营作为攻击目标，平均每隔一天就有一次，从白天到深夜，枪炮声不断，气焰嚣张至极。 1931年6月份，日本关东军就制定了一个《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他们认为坐等良机不如采取谋略，来制造机会，他们就急不可耐地要提前发动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幕降临，关东军铁道守备队的中尉河本末守率领7名工兵，悄悄潜入了位于沈阳城北2.5公里的柳条湖，将42包小型黄色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的铁轨接头处。当晚10点20分，炸药点燃。 在爆炸后的硝烟中，河本末守中尉立即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奉天特务机关谎称“北大营中国士兵炸毁铁路，正在激战中”。 而此时，守候在特务机关的板垣征四郎，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连续发出攻击命令，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 9月18日22点20分，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开始猛烈进攻。 9月19日0点50分，日军第二师团第29联队向沈阳城区发起进攻。 3点30分，本庄繁乘火车至沈阳坐镇指挥。 4点45分，日军驻辽阳第2师团主力赶到沈阳加入战斗。 6点30分，日军占领全部沈阳城。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沿线展开全面攻势，迅速占领了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长春等地。 随后，日军席卷了辽、吉两省，30余座城市陷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9月19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 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痛斥了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案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号召民众一致行动起来，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工人、学生及群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1年11月4日，马占山将军率领的东北边防军在嫩江桥头和三间房一带，对进攻的日军进行了殊死抵抗，日军被迫不断增兵，投入大量精锐部队，战斗极为惨烈。 江桥抗战期间，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发动工人、农民、学生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冒着枪林弹雨为马占山部队提供支援。 全国各地的抗日组织，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同胞慷慨解囊，捐款捐物，甚至捐献飞机，掀起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汹涌浪潮。  报纸宣扬马占山将军 1931年9月19日深夜，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24小时，日本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陪同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来到奉天大和饭店背后的一家名叫沈阳馆的日式旅馆内，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秘密会谈。 这场密谋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在东北现政权崩溃后，对中国东北实行永久占领，以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根据建川美次的主张，密谋最终在9月22日达成一致意见，建立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国防、外交、交通和通信等主要部门均由日本控制。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随即发出一封代号为关参411号的电报，呈送给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 虽然关东军入侵了中国东北，但是关东军入侵之后缺乏详细的规划，许多关东军将领认为应该建立新的殖民地，就像朝鲜半岛或者台湾一样，用军队统治这些地方。但是日本政府否决了这一提议。 因为世界大环境已经改变，自从他们吞并了朝鲜半岛，特别是一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的人民，对建立殖民地产生了恐惧和厌恶，使建立殖民地变得不可能，人们知道这一做法是不可取的，应该在第一时间作出自己的决定，然后建立伪政府。 无论日本侵略者筹划出怎样的“满蒙新政权”，都离不开对东北原有汉奸势力的利用。 因此，日本关东军网罗汉奸投降派的阴谋活动从未松懈，作为正式建立伪满政权的一种准备，过渡性的汉奸伪机构纷纷成立。 10月21日，日本关东军又制定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 就在日本关东军加紧策划“新政权”的同时，日本奉天特务机关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按照日本关东军密谋的计划，前往天津，去见曾经的宣统皇帝、清朝废帝——爱新觉罗.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 从溥仪离开紫禁城，日本人就开始盯上他了，后来把他送到天津的日租界里，先安排住在张园，后来又搬到静园。为的是要利用溥仪在侵华的某一时期，让他出面办事。日本明确的对溥仪表示，对他的安全负有保护义务。 1929年7月，溥仪一行从张园搬到了乾园，后来溥仪将乾园更名为静园，意在放下乾坤，心静如水。 自从被赶出紫禁城以来，溥仪虽身处静园却从不曾静心而居。他正在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实现复国还宫的迷梦。 而这一点对于物色“新政权”代理人日本来说，东北是清室的发祥地，旧清宫贵族和封建势力对废帝溥仪仍抱有遗存之恩。推出溥仪还可以利用“大清帝尊”之名，来平息中华民族抗日的怒火。 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贤二走进天津租界里的静园。带着早已谋划好的讲稿，用三寸不烂之舌，土肥原贤二向溥仪勾画了一个满足其梦想的蓝图。他希望溥仪回到祖先的发祥地，领导这个由溥仪完全自主的“新国家”。 对于溥仪的疑惑，土肥原贤二总是顺着溥仪说，比如，你放心日本人对东北没有领土野心，日本想真心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一个“新国家”，希望你到那去主持大计。  土肥原贤二 对于这个“新国家”，溥仪最关心的莫过于它是不是“帝制”，土肥原贤二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当然是帝制，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溥仪来说，只要是“帝制”他重登皇帝宝座，恢复祖业的愿望也就可以实现了。 1931年11月12日，在驶向辽东湾的日本商船淡路丸号上，日本大连汽船株式会社的船员为溥仪拍摄了一张合影。端坐在中间的溥仪脸上洋溢着就为的自信和从容，在他看来，龙袍加身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洋溢着自信和从容的溥仪 当溥仪被逮到鞍山附近的汤岗子温泉，住进对翠阁旅馆后，日本人就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溥仪隐约地感到，这里哪里像土肥原贤二在静园时承诺的那样，是一切可以自己做主的一国之君，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关东军的笼中之鸟。 1931年9月19日，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受命在国联理事会上，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要求国联立即采取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 9月22日，由英法操纵的国联理事会，通过了要求中日双方撤军的决议，这种不区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决议，实际上是压制中国，袒护日本。 日本一面口头声明执行撤军决议，一面却大举进攻吉林。 9月30日至10月23日，国联先后两次作出决议，限定日军撤军时间，但日本置若罔闻，继续把战火扩大到整个东北。 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终于做出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现场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情况。 国联调查团的成立并没有阻止日军侵华的步伐。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就在锦州沦陷的第二天，板垣征四郎被日本政府和军部招至东京。 他们告诉板垣征四郎，伪满新政权成立的具体时间确定为2月中旬，最迟至2月末3月初，在国联调查团到达之前，必须把伪满洲国建立起来。 1932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奉天召集各部紧急讨论“满蒙独立”的计划，由板垣征四郎直送东京。 1月6日，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根据板垣征四郎的报告，制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决定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伪政权。 1932年2月3日，国联调查团从欧洲启程，前往中国。 2月10日，日本关东军紧急召开幕僚会议，商讨“满蒙新国家”建国的步骤。 2月16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 2月18日，发布《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 2月24日，伪行政委员会作出决议通过：“国号”——“满洲国”，“国旗”——五色旗，“年号”——大同。 2月29日，国联调查团抵达东京。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建国宣言》在沈阳发布，这一天正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建立伪满洲国的最后期限。 1932年3月8日早晨8时20分，载有溥仪一行的特别列车，从汤岗子车站热热闹闹地出发了。 下午3时，专列开到长春车站，当溥仪看到混杂在人群里的黄袍马褂，几乎热泪盈眶。 破旧不堪的长春道尹衙门在清扫一番后，作为溥仪的“执政府”。3月9日下午3时，溥仪的“就职典礼”在这里举行，藏式毅和张景惠向溥仪献上用黄绫包裹的“执政印”。 溥仪和他的“执政印” 一心幻想复辟的溥仪，最终走向了背叛民族和国家的深渊。 以“日满一体”作为立国基石的所谓“新国家”，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组织、实施的一个巨大阴谋。 阴谋之下，交织着奴役与镇压，掠夺与暴力，血腥与杀戮的历史就此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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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兰博2000 > 《中国近代史(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