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伟 |《金史》边疆史地校勘问题献疑

《金史》边疆史地校勘问题献疑

陈晓伟 

《金史》所见“胜州”“陇州”“保靖军刺史”“盤安军”“泾州”记载正确，2020年出版的修订本校勘意见不妥。此外，修订本关于仆散奴失不坐诛原因、宗叙北巡时间、郭药师籍属、仆散浑坦官职、任得敬被诛时间等史文也存在误校情况。校勘《金史》应该关注本纪、列传间史料的同源关系，还要注重地理沿革和行政制度的变化。

作者陈晓伟，1983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研究员。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邮编200433。

2020年2月，中华书局隆重推出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金史》，备受学界关注。该书全面吸收学界校订成果，较之1975年版点校本，新出校勘记近900条，纠正标点失误200余处，体现了当代《金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笔者通盘梳理修订本《金史》全书校勘记，并与原点校本对比，发现若干条校勘记仍有可商榷的余地，今择要举证与边疆史地有关的10个案例加以辨析，在此提出个人浅见，谨供参考。

一

《金史·世宗纪上》大定二年（1162）闰二月乙未曰：“尚书兵部侍郎温敦术突剌等与窝斡战，败于胜州。”原点校本旧校第六条认为：

按本书卷二四《地理志》，西京路有东胜州，此外并无“胜州”，疑此处脱“东”字。

修订本新校第十一条稍有改动：

败于胜州。“胜州”，按，本书卷二四《地理志上》，西京路有东胜州，此外并无“胜州”。

此条因袭施国祁《金史详校·世宗纪上》“'胜’上当加'东’。案东胜州，地近西夏，突剌此兵以防契丹兵西突耳，与思敬屯驻同，故《窝斡传》不载”。以上诸家校勘意见均是否定金代“胜州”之存在，应作“东胜州”，实误。金鑫考察移剌窝斡反叛金朝之始末，指出其主攻方向是在临潢路、咸平路、北京路等金境内东部地区，即今内蒙古东部、吉林和辽宁西部一带，此时不当突然率部出现于西部的金夏边境。《辽史·地理志》记载东京道媵州，此处“胜州”似当为“媵州”之误。上述质疑十分正确，从而指出校勘记失误。不过“胜州”“媵州”孰是孰非问题，仍需要深入讨论。

贾敬颜《〈许亢宗行程录〉疏证稿》中检到《松漠纪闻》有作“胜州铺”者，指出“'胜州’，《百官志》作'媵’字，即在威州南百里，而威州位于刘家附近，则胜州必当今怀德镇东北约十里之处也。《纪闻》疑误”。余蔚考证辽代政区建置沿革，判断“胜州”正确，诸如《辽史·百官志》南面方州官条东京道三十七州列“胜”，《松漠纪闻》《金虏图经》《云麓漫钞·御寨行程》亦有“胜州”之记载，辽代石刻《高为裘墓志》《高泽墓志》《亡辽录》《契丹国志》皆载“胜州”。按《辽史·地理志》东京道下记载：“媵州，昌永军，刺史。”原点校本于此处无校勘记，同书卷48《百官志四》“南面方州官”条东京道列“胜”，出了一条校勘记曰：“《地理志》'胜州’作'媵州’。”修订本删《百官志》校勘记，反则校勘《地理志》曰：“本书卷四八《百官志四》南面方州官条及《萧仅墓志》《高为裘墓志》《高泽墓志》均作'胜州’。”意谓《辽史·地理志》“媵州”疑误。据此可见，辽有胜州，《金史·世宗纪上》大定二年（1162）闰二月乙未条作“胜州”毫无嫌疑。

再考大定二年窝斡与金朝诸将作战地点，确实与上述判断完全相符。据《金史·谋衍传》记载：“二年正月，谋衍率诸军讨窝斡，会兵于济州，合甲士万三千人，过泰州，至术虎崖，乃舍辎重，持数日粮，轻骑追之。是时窝斡新败于泰州，将走济州。谋衍兵至长泺南……而都统志宁、克宁等，已败敌众二万余于长泺，追杀甚众，敌遂西遁。志宁军先追及于霿河，急击败之。”按《金史·世宗纪上》大定二年正月庚寅条曰：“遣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师讨萧窝斡。”四月己巳条曰：“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等败窝斡于长泺。”乙亥条曰：“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复败窝斡于霿河。”以上均与《谋衍传》内容相合。由此可知，大定二年窝斡从临潢经过泰州，盘旋于济州及长泺、霿河一带，此外《金史·内族襄传》称“肇州之长泺”。根据洪皓《松漠纪闻》记载说，金上京至燕京驿路，济州“四十里至胜州铺，五十里至小寺铺，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再结合《金史·地理志上》记载，肇州、隆州、信州相互毗邻。《世宗纪上》大定二年闰二月乙未条“胜州”，该州地望正好在上述各州之间。

二

《金史·章宗纪四》泰和六年（1206）十月庚戌曰：“陇州防御使完颜璘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卷93《承裕传》有谓泰和六年：“与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施国祁《金史详校》卷8下承裕传条指出：“'屯成纪界’，案《章纪》，泰和六年伐宋，作屯陇州、出来远。”孙建权认为，《章宗纪》“陇州”系“秦州”之误。修订本卷12《章宗纪四》新校第十七条云：

陇州防御使完颜璘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陇州”，本书卷九三《承裕传》、卷九八《完颜纲传》皆作“秦州”。

修订本卷93《承裕传》新校第十条曰：

与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秦州防御使”，本书卷九八《完颜纲传》同，卷一二《章宗纪四》泰和六年十月作“陇州防御使”。

修订本卷98《完颜纲传》新校第十三条也指出：

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秦州防御使”，本书卷九三《承裕传》所记与此同，卷一二《章宗纪四》泰和六年十月则作“陇州防御使”。参见卷九三校勘记〔一○〕。

以上修订本《章宗纪四》《承裕传》《完颜纲传》所列屯守地及担任防御使州名歧异问题，其实则是论者将泰和六年两次与南宋交兵的不同事件混为一谈。

今复检《金史·章宗纪四》泰和六年十月条云：

戊申朔，平章政事仆散揆督诸道兵伐宋。庚戌，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以兵三万出涡口，元帅匡以兵二万五千出唐、邓，左监军纥石烈执中以山东兵二万出清口，右监军充以关中兵一万出陈仓，右都监蒲察贞以岐、陇兵一万出成纪，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以汉、蕃步骑一万出临潭，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以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陇州防御使完颜璘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

《金史·仆散揆传》泰和六年十月纪事与上文相合，曰：“揆总大军南伐，分兵为九路进。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此次金朝大举征讨，共分兵九路南进，卷12《章宗纪四》载仆散揆总领及出颍、寿，其余由纥石烈子仁、完颜匡、纥石烈执中、完颜充、蒲察贞、完颜纲、石抹仲温及完颜璘率领。按卷98《完颜纲传》云：“十月，纲以蕃、汉步骑一万出临潭，充以关中兵一万出陈仓，蒲察贞以岐、陇兵一万出成纪，石抹仲温以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完颜璘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该传记述西北五路军，此与卷12《章宗纪四》若合符契。据此考证，完颜璘任陇州防御使以本部兵5000出来远，时间为泰和六年十月。

不妨再看一下《金史·承裕传》所载完颜璘事迹之原委：

泰和六年，伐宋，迁陕西路统军副使，俄改通远军节度使、陕西兵马都统副使，与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宋吴曦兵五万由保岔、姑苏等谷袭秦州，承裕、璘以骑兵千余人击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战，宋兵大败，斩首四千余级。

……宋吴曦使其将冯兴、杨雄、李珪以步骑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御使蒲察秉铉逆击破之。

考卷12《章宗纪四》泰和六年七月甲午条有云：“吴曦兵五万入秦州，陕西路都统副使承裕等败之。”及九月甲辰条曰：“宋吴曦将冯兴、杨雄、李珪等入秦州，陕西都统副使承裕等击破之，斩杨雄、李珪。”由此可见，“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是为了预防吴曦军突袭秦州，时间当在泰和六年（1206）七月以前。《金史·完颜纲传》详细记载泰和六年这次金朝军事防备部署：

六年，与宋连兵，陕西诸将颇相异同，以纲为蜀汉路安抚使、都大提举兵马事，与元帅府参决西事，调羌兵之未附者。于是，知凤翔府事完颜昱、同知平凉府事蒲察秉铉分驻凤翔诸隘，通远军节度使承裕、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知临洮府事石抹仲温驻临洮，同知临洮府事术虎高琪、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备巩州诸镇，乾州刺史完颜思忠扼六盘，陕西路都统副使斡勒牙剌、京兆府推官蒲察秉彝戍虢华、扼潼关蒲津，陕西都统完颜忠本名袅懒、同知京兆府事乌古论兖州守京兆要害，以凤翔、临洮路蕃汉弓箭手及绯翮翅军散据边陲。“绯翮翅”，军名也。元帅右监军充右都监蒲察贞分总其事。

宋吴曦以兵六千攻盐川，巩州戍将完颜王善、队校仆散六斤、猛安龙延常击走之，斩首二百级。七月，吴曦兵五万由保坌、姑苏等路寇秦州，承裕、璘以骑千余击之，曦兵大败，追奔四十里。

据《章宗纪四》泰和六年四月丙寅条记载：“升诸道统军司为兵马都统府……陕西统军使充为陕西五路兵马都统使，通远军节度使胡沙（承裕）、知临洮府事石抹仲温副之。河南皆听揆节制如故。尽征诸道籍兵。”此为是年陕西五路军事机构首领任命大概情况，而上文《完颜纲传》所载内容则是军事指挥和防御部署的具体细化。此外，七月承裕、完颜璘于秦州败吴曦兵等，亦与《承裕传》吻合。按《金史·地理志下》记载，凤翔路鄜延路条，成纪为秦州倚廓，上引《承裕传》《完颜纲传》皆云“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这完全合乎备战逻辑，亦可知上述事件发生在泰和六年七月以前。

综合以上考证结论：完颜璘担任秦州防御使屯成纪界的任务是防止宋军袭击，其后败吴曦兵时间在泰和六年七月，而《章宗纪四》所云“陇州防御使完颜璘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则为泰和六年十月事，乃是全面举兵反击，两者并非一回事，显然不宜拿来比较勘同。理由其实很简单，从七月至十月间，由于金宋战事屡有变化，完颜璘任职调整或军事调防属正常现象。

三

《金史·宣宗纪下》兴定四年（1220）九月己酉曰：“夏人陷西宁州，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坐诛，驸马都尉徒单寿春夺官一阶，杖六十。”原点校本未出校，修订本新校第三条认为：

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坐诛。本书卷九三《宣宗三子·守纯传》，兴定四年九月，“及高琪伏诛，守纯劾三人者泄密事，奴失不处死，除名，石鲁剌、胡鲁各杖七十，勒停”，与此异。

修订本《金史·守纯传》新校第六条云：

奴失不处死除名。按，本书卷一○六《术虎高琪传》，兴定三年十二月，“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以英王谋告高琪，论死”，所述奴失不处死原因与此同，但时间有异。本书卷一六《宣宗纪下》，兴定四年九月“己酉，夏人陷西宁州，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坐诛”，所述奴失不处死原因与此相异。

修订者意谓仆散奴失不坐诛的原因有歧异之处：《宣宗纪下》记作由于西夏陷西宁州兵败获罪，而《守纯传》和《术虎高琪传》却称其党附高琪而泄密，此外两者时间有异，前作“四年九月”，后作“兴定三年（1219）十二月”。是故有上述校勘二则。

其实，《宣宗纪下》与《守纯传》《术虎高琪传》对于仆散奴失不事件的记载一致，并无任何抵牾之处。按《金史·术虎高琪传》详细叙述此事之原委：

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欲发其罪，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谋之。石鲁剌、胡鲁以告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以吿高琪。英王惧高琪党与，遂不敢发。顷之，高琪使奴赛不杀其妻，乃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开封府畏高琪，不敢发其实，赛不论死。事觉，宣宗久闻高琪奸恶，遂因此事诛之，时兴定三年十二月也。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以英王谋告高琪，论死。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杖七十，勒停。

不妨再复述一下上文的意思：由于高琪与高汝砺相唱和，专固权宠，擅作威福，拥兵自重等等，守纯身为平章政事“欲发其罪”，于是与尚书省王阿里、蒲鲜石鲁剌和胡鲁三人计议，结果后面这两人私通仆散奴失不泄露这件事，奴失不阿附高琪，遂将守纯告发。守纯由此与高琪结怨。“兴定三年十二月”为宣宗诛杀高琪时间，此与《金史·宣宗纪中》兴定三年十一月丁巳条“右丞相高琪下狱”及十二月条“诛高琪”吻合。高琪死后，宣宗逐步清除其余党，既而追究奴失不一案，只不过《术虎高琪传》未说明判决时间。据《金史·守纯传》记载说：

四年九月，守纯欲发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员外郎王阿里谋之，且属令勿泄，而石鲁剌、胡鲁辄以告都事仆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诛，守纯劾三人者泄密事，奴失不处死，除名，石鲁剌、胡鲁各杖七十，勒停。

上述整个告密事件过程与《术虎高琪传》大体相同，所谓“四年九月”，乃是高琪伏诛后守纯揭发奴失不及石鲁剌、胡鲁三人罪状及治罪时间，并且同时追叙此事之缘起。修订本该卷第五条校勘记则认为：“'四年九月守纯欲发丞相高琪罪’至'及高琪伏诛’。按，《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卷一〇六《术虎高琪传》记高琪被诛事在兴定三年十二月。当是。”据此上文分析，此条新校当删。

以上赘述，便是奴失不告密案件之经过和结果，总体看来，《金史》叙事线索非常清晰。《金史·宣宗纪下》兴定四年九月己酉条“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坐诛”只不过简单记述此事而已，其实与《守纯传》《术虎高琪传》详略互证。而系于该条下的“夏人陷西宁州”，则是另外一件事。《金史·西夏传》云：兴定四年九月“夏人围绥平寨、安定堡，未几，陷西宁州，遂攻定西，乌古论长寿击却之。”又《金史·乌古论长寿传》亦载此事说：“夏人已破西宁，乃犯定西，长寿击却之，斩首三百级。既而三万骑复至，攻城甚急，长寿乘城拒战，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数千，被创者众，乃解去。”可知乌古论长寿才是防御西夏的主将，尽管有失守西宁州的罪过，但后来在定西州击退夏人。身为尚书省都事的仆散奴失不与金夏战事有何干系呢？何来治罪一说？如此看来，“夏人陷西宁州”与“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坐诛”作为两码事，我建议将两者间的逗号改为句号，以避免发生误会。

四

《金史·地理志上》北京路条曰：“建州，下，保靖军刺史。辽初名军曰武宁，后更，金因之。”原点校本旧校二十六条指出：

建州下保靖军刺史。按“保靖”《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作“保静”。

修订本新校第三十八条对原校勘记有较大调整：

保靖军刺史。“保靖”，《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作“保静”。本书卷一二八《循史·王政传》：“天眷元年，迁保静军节度使。”《遗山集》卷一六《王黄华墓碑》：“政事金朝，官至金吾卫上将军，建州保静军节度使。”皆作“保静”。另，“刺史”疑当作“节度使”。

按原点校本《金史·循吏传·王政》“迁保静军节度使”句下校勘云：

按《遗山文集》卷一六《王黄华墓碑》，“政事金朝，官至金吾卫上将军、建州保静军节度使”。又本书卷二四《地理志》，北京路建州作“保靖军”，且为刺史非节镇。与此异。

意谓文献所见建州性质有“刺史”“节镇”之歧异，未作判断，较为稳妥。此据施国祁《金史详校》卷10循吏传王政条。修订本则删《循吏传·王政》上述校勘记，将该意见改写进本卷《地理志上》，认为建州“刺史”疑当作“节度使”。

以上诸家结论失当。今检《金史·术虎高琪传》云：“大定二十七年充护卫，转十人长，出职河间都总管判官，召为武卫军钤辖，迁宿直将军，除建州刺史。”以及《金史·忠义传一·九住》谓贞祐二年十一月蒙古兵破武州，孛果速阵亡，诏赠“孛果速建州刺史，加镇国上将军”。《术虎高琪》《九住传》皆作“建州刺史”，时间为金中后期。笔者在此还可以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大概成书于明昌间的张棣《金虏图经》，该书记载刺史74处，其中就有“建州”。《大金国志·京府州军》称刺史75处，下等36处中见有“建州”。上述举例均与《地理志上》吻合，金中后叶建州为刺史州当无疑问。

上文校勘记引述《金史·循吏传·王政》“天眷元年，迁保静军节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及元好问撰《王黄华墓碑》叙王政履历“事金朝，官至金吾卫上将军、建州保静军节度使”，均称建州节度，这其实与《地理志上》北京路建州条“保靖军刺史”并无抵牾。据余蔚解释说，建州于天会二年（1124）降金，仍相沿辽朝旧制作为节度州，《大金吊伐录》即载天会四年“保静军节度使杨天吉”“保静军节度使萧庆”，本文所论天眷二年（1139）王政“迁保静军节度使”亦如此，“疑是熙宗皇统三年（1143）东北政区大调整之时，将建州降为刺史，为兴中之支郡”。其说可从，这便解决了《地理志》和《循吏传·王政》的矛盾。从文献叙事年代和建置演变考虑，原点校本及修订本两卷中校勘记均应删掉。

五

《金史·地理志上》北京路条下曰：“全州，下，盤安军节度使。承安二年置。”该州下辖安丰县：“承安元年十月改丰州铺为安丰县，隶临潢府，二年置全州盤安军节度使治。”原点校本旧校第二十九条指出：

二年置全州盤安军节度使治。“盤”原作“磐”。据殿本改。

修订本删此条校勘记，而是据安丰县条原文作“磐安”者校改其上文作全州条为“磐安军节度使”，新校第四十条陈述理由如下：

磐安军节度使。“磐安军”，原作“盤安军”，下文作“全州磐安军”。《金史详校》卷三上：“'盤’，元作'磐’，是。”今据改。

今覆检施国祁《金史详校》卷3上地理志上条，如此校改的证据有二。其一云：“案《辽志》东京道渌州下丰州，渤海置磐安郡，故县四，一安丰。名取此。”其二安丰县条所谓：“元作'磐’。”事实上，今检《辽史·地理志》书作“渤海置盤安郡”，并不支持施国祁的说法，反而构成一则反证，这样一来唯有安丰县条作“磐安军”。那么，这条证据是否能经得起检验呢？

最关键的一条证据，当数《金史·章宗纪二》承安二年六月甲寅曰：“置全州盤安军节度使，治安丰县。”此文与《地理志上》亦正相合。据《金史·忠义传一·乌古孙兀屯》云：“明昌七年，以本兵充万户，备边有功，除归德军节度副使，改盤安军，察廉，迁同知速频路节度使事。”《金史·循吏传·孙德渊》亦称：“大安初，迁盤安军节度使。”以及卷129《酷吏传·高闾山》曰：“迁蒲与路节度使，移临海军、盤安军、宁昌军。”笔者通检《金史》全书，结果正如上文所示，除上引《地理志》安丰县条“磐安军”外，其余皆作“盤安军”。此外，赵秉文撰《姬平叔墓表》有谓：“泰和八年冬，十有一月丙辰，盤安军节度副使姬公平叔，以疾卒于泰州官署之正寝。”其履历有“授知盤安军节度副使，俄规措东北路军储临”。此人即宗端修（避讳改姬姓），《金史·忠义传三·姬汝作》作“全州节度副使端修之侄孙也”。以上均与《地理志》北京路全州条及《章宗纪二》承安二年六月甲寅条相印证。据上文考证，原点校本安丰县条“磐安军”校改作“盤安军”是，理当恢复。

六

《金史·宗叙传》叙述传主履历说：“（大定）十一年，奉诏巡边。六月，至军中，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宗叙还。七月，病甚，遗表朝政得失，及边防利害，力疾，使其子上之。薨，年四十六。”原点校本旧校第十一条云：

十一年奉诏巡边。按本书卷六《世宗纪》，“遣参知政事宗叙北巡”在大定十年八月壬申。

此据施国祁《金史详校》卷7宗叙传条。修订本新校第十六条根据上述线索，进一步判断说“'十一年’，疑当作'十年’”。

以上诸家均未审明《宗叙传》文义，属误校。据《金史·世宗纪上》大定十一年（1171）七月甲申曰：“参知政事宗叙薨。”上引《宗叙传》大定十一年七月记载与此相合。据此可知，传文中“十一年”当承下文，其中一句谓“六月，至军中，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宗叙还”。这件事参酌《金史·纥石烈志宁传》可证，其谓“十一年，代宗叙北征”。若“'十一年’疑当作'十年’”，结果则会导致下文六月宗叙还，及七月病薨系年皆无所属。这么说来，卷6《世宗纪上》大定十年八月壬申云“遣参知政事宗叙北巡”，所谓“遣”，意谓朝廷颁旨时间，而本传次年“奉诏巡边”既为宗叙真正执行此事日期，亦作为下文叙事之缘起。总之，《宗叙传》与《世宗纪》上述纪事系年并无任何抵牾。

七

《金史·郭药师传》曰：“郭药师，渤海铁州人也。辽国募辽东人为兵，使报怨于女直，号曰'怨军’，药师为其渠帅。”原点校本未出校，修订本新校第二条认为：

渤海铁州人也。“铁州”，据下文“辽国募辽东人为兵”，应为辽代铁州，非渤海国之铁州，此处当作“铁州渤海人也”。

修订者根据上下文义判断，似意谓郭药师籍贯为辽朝铁州，族属渤海人。这完全乖离文义，与史实有悖，明显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今检讨宋金两方文献，称郭药师与渤海人身份有关者，似乎仅见《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徽宗皇帝》宣和五年（1123）正月童贯蔡攸入燕条，有云：“粘罕犹欲止割涿、易，阿骨打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则为之。’海上初约，燕人归南朝，奚、契丹、渤海人皆属金国。而郭药师等渤海人，上下方以为挠议，欲对换。”上文所谓“郭药师等渤海人”，经笔者核查，蔡绦《北征纪实》有详细记载。按《三朝北盟会编》卷16引此书曰：“始金人约，燕地人民尽归南朝，契丹、奚、渤海等人民皆属金国。既议分割，则常胜军郭药师铁州人，其下诸将高望等，又多渤海、契丹人，即令归金国，上下方以为挠，如金人则已掳掠燕地人物职官等，将携之归。方议欲对换，而贯为群下所误。”对比原文，可知最初实作“郭药师铁州人”，而“铁州”却被《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作者改纂为“渤海”。此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3宣和五年二月丙戌条与此有关，谓兀室曰：“本朝欲起燕京职官、富户、工匠亦缘元约，燕北人合归北朝，如郭药师常胜军皆燕北人，药师亦铁州人。”此亦称郭药师铁州人，而未提渤海。

根据《宋史》所叙述履历云：“郭药师，渤海铁州人也。辽之将亡，燕王淳募辽东饥民为兵，使之报怨于女真，目曰'怨军’，药师为之渠首。”可知《金史·郭药师传》上文与此同。笔者初步判断，《宋史·郭药师传》与《中兴姓氏·叛逆传》郭药师条有关，按《三朝北盟会编》卷46节引此书谓：“郭药师，契丹将也。初辽人，为女真人所攻，召募辽东饥民。先是宜州募到者，谓之'前宜营’，后募到者，谓之'后宜营’，如前锦、后锦、乾显大营、严州营，总谓之'怨军’。”这段文字并未交代郭药师的具体来历。值得注意的是，《三朝北盟会编》卷10有一条线索，有云：“郭药师者，渤海之铁州人也。善战，虏以为禆将，领常胜军。常胜军，本谓之'怨军’，辽人始以征伐女真，为女真所败，多杀其父兄，乃立是军，使之报怨女真，故谓之'怨军’。”可惜作者并未注明史源，不过我认为“渤海之铁州人也”是为最妥帖的表述，《金史·郭药师传》“渤海铁州人也”实际与此同义，“渤海”盖指称辽东地区，恐非民族身份，如《三朝北盟会编》卷87引王以宁上书曰“郭药师者辽东一小羗尔”，以及卷15宣和五年四月十四日条谓“常胜军郭药师等八千余户，元系辽东人也”就是这个意思，但论证郭药师系渤海人的证据则明显不足。

八

《金史·仆散浑坦传》曰：“世宗即位，以为广宁尹。窝斡反，为行军都统，与曷懒路总管徒单克宁俱在左翼，败窝斡于长泺。”修订本新校第十条认为：

为行军都统。“都统”，本书卷八六《尼厖古钞兀传》作“副统”。

修订本卷86《尼厖古钞兀传》新校第十条有一则校勘亦云：

“副统”，本书卷八二《仆散浑坦传》记此事作“行军都统”。

原点校本《仆散浑坦传》《尼厖古钞兀传》均未出校。两者载浑坦军职有所歧异的原因，其实是叙事记载时间不同而已，笔者根据《金史》对此问题稍作梳理。

《仆散浑坦传》叙述浑坦担任行军都统与曷懒路总管徒单克宁作为左翼，败窝斡于长泺。《金史·徒单克宁传》亦载此事云：“迁左翼都统。诏与广宁尹仆散浑坦、同知广宁尹完颜岩雅、肇州防御使唐括乌也，从右副元帅完颜谋衍讨契丹窝斡。趋济州。谋衍用契丹降吏乣者计策袭贼辎重，克宁与纥石烈志宁为殿，与贼遇于长泺……左翼万户襄与大军合击之，贼遂败，追奔十余里，二年四月一日也。”《金史·世宗纪上》将“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等败窝斡于长泺”系于大定二年四月己巳条，可知此时仆散浑坦任行军都统，主将为谋衍。

据卷86《尼厖古钞兀传》纪事云：“会世宗即位辽阳，钞兀迎谒，迁辅国上将军，与都统吾札忽、副统浑坦讨窝斡。钞兀行至窊历，与窝斡遇，左军小却，钞兀挺枪驰入其阵，手杀二十余人，贼乃退。”可考证窊历之战详情，根据《金史·叛臣传·移剌窝斡》记载，正隆六年（1161）十二月己亥，窝斡称帝，是时“世宗使元帅左都监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颜骨只救临潢，昼夜兼行，比至临潢，贼已解围去攻泰州。吾扎忽追及于窊历，两军已阵将战，押军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兵应贼，吾扎忽军遂败”。此事发生在大定二年（1162）正月完颜谋衍率诸军北征窝斡之前。按卷6《世宗纪上》大定元年（1161）十一月癸未云：“遣权元帅左都监吾札忽、右都监神土懑、广宁尹仆散浑坦讨契丹诸部。”《尼厖古钞兀传》上文正与此相合，据此可知“副统浑坦讨窝斡”时为大定元年，主持讨伐者系都统吾扎忽。

综上所述，浑坦于大定元年、二年分别从属主将吾扎忽、完颜谋衍征讨窝斡，其军职前后有所变化，即由副都统变为行军都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九

《金史·忠义传一·夹古守中》叙述夹古守中殉节事云：

大安二年，为秦州防御使，迁通远军节度使。至宁末，移彰化军，未行，夏兵数万入巩州。守中乘城备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尽降，守中独不屈。夏人壮之，且诱且胁，守中益坚，遂载而西。至平凉，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许，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尽且遁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杀之。

施国祁《金史详校》卷9夹谷守中条校正说：“彰德军，'德’当作'化’。案此指泾州。”按，彰德军明昌三年（1192）升为府，治安阳，《忠义传一·夹古守中》所叙之事与此无涉，施国祁校改为“彰化军”正确，点校本和修订本从之，改正原文。不过本卷内容仍有疑点，至宁元年（1213）当年九月即改元贞祐，“至宁末”意谓是年年底。据本传文云：“遂载而西。至平凉，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许，至城下。”倘若以巩州为始发地，平凉府位于其东面，则与“遂载而西”相抵牾。孙建权据此指出，此文当改作“遂载而东”。这一校勘意见看似很有道理，实际却与金朝文献相关记载龃龉不合。

与《忠义传一·夹古守中》“夏兵数万入巩州”相歧异者，有《金史·交聘表下》夏栏贞祐元年十二月癸亥云：“夏人陷泾州，节度使夹谷守中死之。”此为百衲本影印洪武复刻本原文，原点校本增补“巩州”二字，遂改作：“夏人陷巩州，泾州节度使夹谷守中死之。”据旧校第三十三条考证说：

十二月癸亥夏人陷巩州泾州节度使夹谷守中死之。原脱“巩州”二字。按本书卷一二一《夹谷守中传》，“至宁末，移彰化军，未行，夏兵数万入巩州，守中独不屈”。彰化军即泾州，见本书卷二六《地理志》。今据补“巩州”二字。又此事不见于《宣宗纪》，疑当从《夹谷守中传》系至宁元年。卫绍王无实录，故卷一三《卫绍王本纪》亦失载。

修订本从之。这一改动殊误。实际上，夏人攻陷之城暨夹古守中守备者应为泾州，绝非巩州。据《金史·卢庸传》记载说，“至宁元年，改陕西按察副使。夏人犯边，庸缮治平凉城池，积刍粟，团结土兵为备。十一月，夏人掠镇戎，陷泾、邠，遂围平凉。”从行军路线角度略作分析，上文所涉镇戎州、平凉府皆属凤翔路，泾州、邠州同隶属庆原路，四地相毗邻。而巩州隶属临洮路，与上述四地相距甚远，大约有500余里，故笔者认为至宁元年十一月内这支夏兵似乎难以涉足此地。据此初步判断，《交聘表》与《卢庸传》亦正相合，均谓“泾州”当是。

为坐实上述结论，不妨引述更多证据说明。《金史·西夏传》谓贞祐元年十二月，“陷泾州”。原点校本第九条校勘记同样认为，“或是'巩州’之误”。修订本新校第十条详细论述说：

十二月陷泾州。“泾州”，疑当作“巩州”。按，本书卷一二一《忠义传一·夹谷守中传》，“大安二年，为秦州防御使，迁通远军节度使。至宁末，移彰化军，未行，夏兵数万入巩州。（中略）守中独不屈”。通远军即巩州，彰化军即泾州。

上述校勘记当属误校。对比可知，此《西夏传》与《卢庸传》叙事相同。更为可靠的文献元好问《中州集》韩玉小传亦载此事云：大安三年后（1211），“夏人连陷邠、泾。陕西安抚司檄温甫，以凤翔总管判官为都统府募军，旬月得万人”。《金史·韩玉传》与此相同。此文“夏人连陷邠、泾”即指至宁元年事。根据上述种种线索，可知夏人攻陷夹古守中戍守的泾州城后，便向西围攻相隔不远的平凉府。值得注意的一条记载是，《忠义传一·夹古守中》提到：“兴定元年，监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事以闻。”泾州因泾水而得名，大体属秦中地域范围，郭著于此访求获得夹古守中忠义死节之事。

综上所述，《忠义传一·夹古守中》所记“至宁末，移彰化军，未行，夏兵数万入巩州”，“巩州”当作“泾州”，这样“遂载而西”之语反而能印证笔者这一判断。根据上述分析，笔者理解如下：夹古守中由巩州通远军节度使改授泾州彰化军节度使，其实未及履职，恰遇夏人掠取泾州。守中事迹采访自乡土口耳之间，并且“未行”二字易滋歧义，施国祁《金史详校》卷9认为“巩州”是，而“《交聘表》及《西夏传》《卢庸传》等传作'泾州’，非也”。《金史》原点校本和修订本信据此说，为了牵就《忠义传一·夹古守中》，竟将全书中凡是与此抵牾的正确记载全部校改，结果是错中生错。

十

《金史·西夏传》叙述权臣任得敬分国及被诛杀详细经过云：

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与得敬，自为国，且上表为得敬求封。世宗以问宰相，尚书令李石等曰：“事系彼国，我何预焉，不如因而许之。”上曰：“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岁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乃却其贡物，赐仁孝诏曰：“自我国家戡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于乃父，继而锡命于尔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纪，藩臣之礼既务践修，先业所传亦当固守。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尔。所有贡物，已令发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蜡丸书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医附表进礼物，欲以尝试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谋诛之。八月晦，仁孝诛得敬及其党与。上表谢，并以所执宋人及蜡丸书来上。

原点校本未出校，修订本新校第六条认为：

仁孝乃谋诛之。据上下文，此事在大定十年八月以前。按，本书卷六《世宗纪上》记此事在大定十年十一月。《宋元通鉴》记此事在是年八月。均与此异。

修订者并未弄清《西夏传》编纂体例和史源问题，以致对上下文义存有误解。

通检《金史》全书，不难发现诸帝本纪所涉西夏交聘、《交聘表》夏栏及《西夏传》诸条相关史文可以质证相发明，充分说明三者同源于金源历朝实录。谨以本卷任得敬事诸条为线索，对此如下：

第一，“大定十年（1170），乃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与得敬，自为国”。按，卷6《世宗纪上》大定十年闰五月庚辰条云：“夏国任得敬胁其主李仁孝，使上表，请中分其国。上问宰臣李石，石等以为事系彼国，不如许之。上曰：'彼劫于权臣耳。’诏不许，并却其贡物。”卷62《交聘表中》夏栏大定十年闰五月乙未条云：“夏权臣任得敬中分其国，胁其主李仁孝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参知政事杨彦敬、押进翰林学士焦景颜等上表为得敬求封，诏不许，遣使详问。”

第二，“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蜡丸书答得敬，夏人得之”。按，《世宗纪上》不载此事。《交聘表中》夏栏大定十年七月庚子曰：“宋人以蜡丸书遗任得敬，夏执其人并书以来。”

第三，“上表谢，并以所执宋人及蜡丸书来上”。按，《世宗纪上》大定十年十一月癸巳云：“夏国以诛任得敬遣使来谢，诏慰谕之。”《交聘表中》夏栏大定十年十一月癸巳亦载：“夏以诛任得敬，遣其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枢密直学士高岳等上表陈谢。”

根据以上比较可见，三者纪事尽管详略有别，但同取自《世宗实录》。《西夏传》“得敬始因求医附表进礼物，欲以尝试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谋诛之。八月晦，仁孝诛得敬及其党与”云云，因该事纯属西夏内部政变，或许考虑到体例要求，今本《世宗纪》《交聘表》本着叙事从简的原则而舍去此文。以上诸条史料同出一源，即《世宗实录》，并且叙述线索十分清晰，无任何抵牾之处：大定十年闰五月，任得敬向金朝求封不许，于是七月与宋人交通。李仁孝查获此事后开始谋划铲除叛逆，八月晦日得敬伏诛，到十一月将挫败任得敬内变之事通报金朝。与上引《世宗纪》《交聘表》稍有不同的是，《西夏传》不过删掉诸条史文的系年而已。

总之，修订本没有理解“仁孝乃谋诛之”的语义，而且还把“上表陈谢”当作诛杀任得敬时间。这本来就是一桩纪年条理顺畅的史事，其中李仁孝诛任得敬于是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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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