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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88年的十月，大将灌婴忽然接到命令，率领着一支军队，从长安赶赴荥阳。 这是一次戒严性质的军事行动，意味着帝国内部有大事要发生，因此派遣中央军队驻扎要地，以备不虞。 等到八月份的时候，未央宫里传来年轻的孝惠帝驾崩的消息，年仅二十三岁。这说明，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的身体状况都十分令人担忧，随时会有不测。 孝惠帝更年幼的儿子刘恭即位，是为前少帝。他是后宫女子所生，但吕后杀死其生母，令张皇后以亲生母亲名义抚养他，才被立为太子。少帝的年龄此时不会超过十岁，因此吕后称制，大权独揽。 《史记 吕太后本纪》：“元年，号令一出太后。” 吕后终于成了母子矛盾最终的胜利者，尽管代价是亲儿子英年早逝。不知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面对如此胜局，心里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 据说，在孝惠帝的丧礼上，吕后只是干哭，一滴眼泪都没有。群臣虽然觉得异样，但无人知道原因。 张良十五岁的儿子张辟疆时为侍中，看在眼里，悄悄问丞相：“孝惠帝可是太后唯一的儿子，如今驾崩，太后虽哭却不悲，君可知为何？” “为何？”丞相问道。 张辟疆道：“孝惠帝的儿子都还年幼，无法主政。太后如此反应，实在是因为害怕君等一干大臣。如今，只有君等主动请太后拜吕台、吕产、吕禄等吕氏外戚担任将军，统领南北两军，让诸吕子孙等入宫用事，护卫少帝，如此太后自然心安，君等也就可以幸免遇难了。” 《史记 吕太后本纪》称：丞相当即按照张辟疆说的照做了，吕后无后顾之忧，这才把心底丧子的哀伤和痛苦一齐释放了出来。而吕氏的掌权也从此时发端。（丞相乃如辟疆计。太后说（通“悦”），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 细心的人读到这里，难免要问一句：既然孝惠帝六年，汉帝国的丞相从一员改成了两员，惠帝派系的王陵任右丞相，吕后派系的陈平任左丞相，那么张辟疆在这里谈话的对象究竟是哪一位呢？ 这个答案要到《汉书 外戚传》里去找，外戚传里就明明白白记载着，是左丞相陈平采纳了这一条建议。 而王陵并没有因为孝惠帝的驾崩，就立刻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事实上，他作为一名性格耿直的功臣元老，仍然坚定地站在吕后的对立面。 因为孝惠帝的早逝，吕后重新把封吕氏外戚为王的计划提上议程，征求左右两位丞相和太尉周勃的意见。 王陵表示坚决反对，他理直气壮道：“当初高帝和众功臣杀白马互相盟誓：非刘氏为王者，天下共击之。如今太后想要封吕氏为王，不符合先前的约定。” 吕后碰了一鼻子灰，非常郁闷，转过头问陈平和周勃。 陈周二人则回答道：“高帝平定天下，所以分封弟子为王。如今太后治理国家，所以分封吕氏，合情合理，有何不可？” 吕后这才转恼为喜。 罢朝之后，耿直的王陵拉住二人，怒斥道：“当年和高帝歃血为盟时，两位莫非不在场吗？为何如今背叛誓言，谄媚女主。君等有何面目见高帝于九泉之下！”（始与高帝啑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史记 吕太后本纪》） 陈、周二人回应道：“在朝廷上据理力争、面斥陛下，我们不如君。但将来保全刘氏社稷江山，君却未必比得上我们。” 李开元先生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中曾提及：“西汉初年，汉政府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对于历史记载曾多次进行修改。其较大的修改至少有三次。一，对于秦王朝历史的修改……二，汉王朝对于汉曾经从属于楚，汉王国乃是项羽的封国等有关汉之由来的隐瞒……三，对于吕氏政权的历史所加的修改……”。 特别是第三次对吕氏政权历史的修改，基本已是学界公论。而之所以能成为公论，正是因为修改得手段并不高明，露出的马脚过多。但也因此，我们对于此段历史，阅读时尤其要抱一种怀疑精神，处处要打一个问号。 比如上一段王陵廷争的故事里，问题就不少，马脚很明显。 1、吕氏的确在建国期间立有功勋，即使吕后分封吕氏为王侯，最多是背约。但陈周二人的回答，“但将来保全刘氏社稷江山”，倒像是一开始就下了结论，直接认定吕后将要把帝国改刘姓吕，预知将来会有诛杀吕氏之变一般。 2、在吕后和王陵面前如此圆滑的两段回答，出自陈平之口固然可信，“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史记 绛侯周勃世家》），忠厚呐言的周勃是否也能异口同声说出谄媚吕后之语？周勃一直非吕后阵营，起初吕后妹夫樊哙攻打燕王卢绾时，高帝在病床上疑心樊哙党于吕后，就是派周勃前去接替军权。且周勃等沛县元老素来与陈平不和，据《史记 郦生陆贾列传》，直到陈平也在吕后面前失势时，才通过陆贾的从中斡旋，将相和好，结成反吕利益联盟。“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结？……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综以上三点因素，周勃在此时是否能和陈平一齐巴结吕后，深为可疑。故同样的一件事，在《史记 陈丞相世家》里，叙述就略有不同，“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只有陈平一人表达了对吕后的逢迎。 3、上述故事里最可疑的一点，当属王陵口中的“白马之盟”，即刘邦生前是否曾和大臣们有过“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这样一个盟誓。 白马之盟的真伪，至今尚无定论。一些学者认为确凿无疑，理由是它并不仅仅出现在王陵口中，直接间接提到该誓词的还有吕后本人、周勃的儿子周亚夫等，且在诛吕之变后，非刘氏不王的规定基本为两汉严格执行。 对于这样一段有明文的史料，证伪要比证实难得多。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学者在蛛丝马迹中，寻到了诸多不合理之处，较具代表性的有刘鸣的《“白马之盟”真伪辩》。归结众多质疑之文，“白马之盟”大约有以下几个疑点。 第一，出处的可疑。这是学者间一致的看法，即便认为“白马之盟”为真实者，也不得不承认，它缺乏直接的记载。大凡重要盟誓，都有具体年月、详细内容和相关细节。而“白马之盟”作为一条贯穿两汉的执政理念，却没有任何直接证明，只是在几位人物的对话里被提及到，而且提及的内容除了“共击非刘氏王”，别无其他细节内容可以互相佐证。 第二，时间的可疑。假如“白马之盟”为真，那么刘邦究竟在什么时间能作出这一盟誓？因为在高祖十二年的三月，刘邦还亲自下过一道诏令，肯定了目前功臣上至王侯、下至食邑的局面，然后对需要讨伐的对象也作了说明，明确表示：只有起兵谋逆者，天下共诛之。 “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 高帝纪》 在这封明显带有总结一生、嘱托后事意味的诏书里，刘邦没有对异姓封王提出任何异议。而颁布了这封诏书后一个月，刘邦就撒手人寰。这一个月里，当然他有小概率可能会反悔遗诏，只不过这个可能，又与前述王陵质问陈平和周勃的话有所矛盾。照前面所说，王陵曾痛骂陈周二人：盟誓的时候，你们两个难道不在场吗？“始与高帝啑血盟，诸君不在邪？”但细心的人一定能够回想起，刘邦生前最后一个月，陈平和周勃恰好都在替代樊哙，出征卢绾的路程中，不可能有当面和刘邦歃血为盟的机会。故此，“白马之盟”时间上疑云重重。 第三，形式的可疑。诸多学者列举各种“盟”“誓”文本，大凡盟誓，都约定双方权利义务。而所谓“白马之盟”，“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却只有功臣一方的义务，不合情理。也就是说，就算内容是真的，它也不应该称为“盟”，而更应该认为是一种命令，就像上述刘邦的另一条诏令一样：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 第四，内容的可疑。从内容上来看，“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也毫不合理。可以与高祖十二年三月那条诏令相对比。诏令称“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伐诛的对象很明显，是谋逆起兵者，法理也很清晰，因为他背叛天子。而白马之盟称“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细细琢磨，问题是很大的。“非刘氏为王”存在两种情况：其一，非刘氏自己称王，则白马之盟的性质就与十二年三月诏令重复，没有必要再次盟誓一遍；其二，是帝国的继承者新天子任命非刘氏为王，那“击之”的对象则变得模棱两可，究竟刘邦是让大臣们击被封的非刘氏王，还是击乱行分封的新天子呢，如是前者，相当于刘邦鼓励大臣不遵从新天子之命，如是后者，相当于刘邦鼓励大臣谋逆。无论是哪一种，对于继任的新天子，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刘邦作为一名帝国兆基者，有什么理由给自己的儿子、孙子设置这样的障碍呢？即便刘邦想达到限制分封异姓王的目的，直接和子孙内部通过遗诏的方式来规定即可，远比和功臣盟誓有效得多。 因此，“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这个内容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才会变得合理。即刘邦十分确定帝国权柄会被一个非自己子孙握在手中，而这个人将会大封异姓王，才会留下这样一条命令。但既然如此，他又为何不在死前就处理掉这一人呢？ 基于这些理由，“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时间形式上错漏百出，内容上也不合情合理，但针对性却特别强，矛头直指吕后。因此“白马之盟”更像是诛吕之变后，功臣集团为了提高政变合法性而捏造的一条理由。只不过虽系捏造，这一理由却可以有效防止后世再次发生外戚掌权的现象，因此被文帝朝廷将错就错，干脆以假当真继承和保留了下来。 那么当初是谁在记载历史时，把虚构的“白马之盟”安插了进去呢？有一个人物值得怀疑。他就是陆贾，陆贾既是反吕联盟的联络人，又是《楚汉春秋》的编写者，而《楚汉春秋》是司马迁写《史记》中汉初历史的主要参考文本。 把视角重新拉回到故事的主线上，孝惠帝既然已死，吕后自然可以着手料理朝中的人事安排，以解决两派争锋相对的局面。 第一个解决的就是硬骨头右丞相王陵。吕后对他实行明升暗降，一个月后就任命他为少年新天子的太傅，也就是“帝师”这一职务，身份尊贵无比，实际却离开了政府系统，不再拥有实权。吕后把效忠于自己的左丞相陈平提拔为右丞相，又以宠臣审食其为左丞相。由陈平处理朝中政务，审食其虽居丞相之位，却不治事，只出入宫中，充当吕后身边的侍臣，但大小事务，均要靠他和吕后沟通决断。 吕后又提拔任敖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任敖也是沛县元老之一，曾是狱吏，和刘邦交好。有一回刘邦因事逃匿，县衙将吕后抓入牢中，狱卒对其不礼，任敖大怒而起击伤狱卒，保护了吕后的尊严。吕后能以他为三公，自然不仅仅因为救命之恩，任敖必然在站位上选择了亲近吕后。 趁第一年的冬天还未结束，吕后追封了两名吕氏为王，一名是她的亡父吕公，一名是她亡兄，在建国征战期间立下不小功绩的吕泽。如前所述，在这之前，吕后已经妥善地安排好了舆论环境，三公里从陈平到审食其到任敖，无不是忠于她的，自然无人表示反对。但也侧面说明，吕后之前在王陵、陈平、周勃三人之中讨论的，应该也只不过是分封这两名逝去的吕氏先人，不包括其他，否则大可以此时一步到位。而王陵以“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回应，击的目标当然不可能是已死之人，那就只有击吕后本人了，更显“白马之盟”之无稽。 要再等四个月后，吕后才分封了第一位活着的吕氏外戚，侄子吕台为吕王，但同时也分封了孝惠帝的两名儿子为王。 吕后独自执政的八年中，累计有刘氏子孙七人封王，吕氏外戚五人封王，功臣集团及其后代十九人封侯。 纵观这八年的人事安排，很清晰地可以看见她的心思和计划，即以保护嫡系继承为终极目标，以加强刘吕姻亲为坚实依靠，以打造亲信宠臣班子为政治保障。 为何要保护嫡系继承，可以通过数百年后唐朝的另一个故事来参考。 据说，武则天建立大周国后，随着年老衰朽，在考虑继承人时，曾咨询狄仁杰是否该传位于侄子武三思。狄仁杰用一句话打消了武则天的顾虑。 他是这么说的：陛下有没有看过侄子在祖庙里供奉姑姑牌位祭祀的先例呢？ 这个故事是否为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透露了一个古代非常重要的生死观念：祭祀。即古人非常重视死后能不能进入宗庙、祠堂得到后代的供奉，这也是古代传宗接代的目的之一。即便无法生育，哪怕采取过继、收养的方式，也要确定一名继承人，将来能够祭祀自己。 狄仁杰的意思即是：一旦武三思即位，供奉的自然是其父母，武则天只有传位给亲儿子，才能死后进入祖庙得到血食。 吕后同理。这也是她从保护孝惠帝太子地位，再到保护嫡系继承的一贯理念。 为何要加强刘吕姻亲，则是因为相对于功臣集团来说，刘吕二家毕竟有血缘之亲，更值得信赖，一旦有变，可以成为互相依靠互相庇佑的力量。 吕后加强二家姻亲的方式，是将吕家女性纷纷嫁给刘氏子孙，比如将妹妹吕嬃的女儿嫁给了营陵侯刘泽，将吕产的女儿嫁给了赵王刘恢。不仅如此，吕后还将选亲信的贴身婢女，赠与诸侯王为妃。“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史记 外戚世家》”。 在送出去的这批婢女中，有一名姓窦的良家子，因为老家在清河，便请求主办这件事的宦官，把她分配到赵国去，可以离家近一些。宦官却不小心忘记了这回事，也有可能是根本没放在心上，最终窦氏去了代国，成为代王刘恒的王妃，也即后来著名的窦太后。 除此之外，吕后还任信赖的刘氏子弟在宫中担任要职，其中最重要的两人，为齐王刘肥的儿子：刘章、刘兴居。 如前所述，刘肥积极向吕后表示诚意，而吕后也始终把刘肥作为值得依靠的同盟，这大约可见刘邦未发迹尚在民间时，吕后就和这名私生子关系不错。此时，刘肥已死，其长子刘襄继任齐王之位。吕后又封其次子刘章为朱虚侯，封其三子刘兴居为东弁侯，先后令两人入宫宿卫。 宿卫一职，非比寻常，即保护禁宫的安全，相当于太后身边最近距离的卫兵，非亲信之人不足以任。吕后对齐王一系的信任程度，可见一般。 特别是朱虚侯刘章，年方二十左右，血气方刚。吕后不仅将自己安危交由其护卫，又嫁以吕氏女儿，且似乎交给他执行家法，治理吕氏中行为不轨之人的权力。 高后七年，刘章在太后的私人宴会上，当场斩杀了一名不守酒令的吕氏家人。没有吕后默许，刘章何敢如此。 “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资治通鉴 卷十三 汉纪五》 诸吕和大臣怕的不是刘章，而是吕后赋予刘章的权力。 吕后对于非嫡系刘氏子孙的态度是：主动投诚的，像刘章刘兴居等，便加以重用。拒绝合作的，则除之后快绝不手软。她将吕氏女儿嫁给各诸侯王，并非单纯联姻一个目的，也有利用吕氏女儿严格监控诸侯王动向和态度之意。在赵王刘如意死后，又有连续两任赵王刘友、刘恢因为和吕氏女儿不合，遭到告密被处死。 不仅如此，当逐渐长大的前少帝得知亲生母亲是被吕后杀死时，也表达出了强烈的反抗之意。吕后毫不犹豫，将之废除幽禁，重新立孝惠帝另一名儿子为后少帝。 在吕后看来，稳固的江山里不容有异己，她所做的一切，清楚的所有敌人，联合的所有力量，都是为了嫡系可以牢牢地掌握帝国命脉，而自己则可以在死后安然进入祖庙，千秋万代接受子孙供奉。但她无论如何都意料不到，将来首起祸端的，正是自己委以重任、信赖无比之人——朱虚侯刘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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