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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1980年，史济良到上海看望史久荣与蒯卓伦 本文是愚园路749弄22号老住户史济良先生对他父亲史久荣先生的回忆。文中主要记叙了史久荣早年尤其在抗战期间，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卓越贡献，这段故事世人知之甚少。 “洋派”家庭出身的爱国青年  史久荣的父亲史悠明，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出生在上海，190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即圣约翰大学），后远赴西藏担任江孜关监督；在北洋政府时期，先后担任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巴拿马总领事、中国驻秘鲁公使馆公使。史悠明是西藏问题专家，为解决中印边界的棘手问题，曾赴印度执行了为期一年的秘密使命。抗战期间，史悠明率领一支中美联合地质勘探队，在我国西北勘探并发现了著名的玉门油田。然而，由于长年东奔西走，导致积劳成疾，史悠明在1940年病逝于重庆。史久荣的母亲曹美英，上海川沙人，是当地著名宗教人士、律师曹吉福（晚清第一批旅美幼童）的二女儿。曹家有三姐妹，大姐曹秀英嫁给了上海中山医院创办人颜福庆；三妹曹惠英则与宋家三姐妹的小舅舅倪锡纯成婚。史久荣是史家长子，下面还有史久华、史久贤（女）、史久光弟妹三人。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史久荣，受父母等长辈的潜移默化，既有“洋派”的生活习惯，内心又深藏报效祖国的壮志。  史久荣（20世纪30年代） 1928年，史久荣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工程系，并于1930年获得汽车机械专业工程硕士学位。他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在美期间特意到麦斯尼汽车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以获得更多制造汽车的实践经验。 学成回国，史久荣于1932年迎娶了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的五女儿夏璐雅，婚后住在姨妈曹惠英在愚园路的家中，直至1935年。其实，史久荣在上海读大学期间就与姨妈一起生活。那时，史悠明夫妇长住北京，曹惠英很喜欢这个与自家孩子年龄相仿的外甥，把他当作儿子一般看待。因此，史久荣与倪家人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那几年，史久荣在美国通用汽车中国分公司担任工程师，有一辆牌照为“976”的别克轿车，还雇了一个司机开车接送上下班，出入皆西装革履，很有“派头”。 1935年4月18日，史久荣照常坐车去位于福煦路迈尔西爱路（今延安中路茂名南路）的公司上班。9点，车子刚在公司门口停下，突然冲上来四个匪徒，其中两人从车两侧挤入，将史久荣夹持在中间，并掏出手枪示意禁声；另两人钻入车前排，朝司机连击两拳，欲把司机赶下车子。史久荣的司机李阿林十分机智，身处险境仍不忘立即熄火，并大声呼救。此时，正在门口执勤的印度门卫尚不知车内已发生绑票，径直朝史久荣的车子走去。一个绑匪见状，以为行动已暴露，随即拔枪射击，击中了印度人的左腿。枪声一响，自然惊动周围市民，包括附近的一个铜匠弗莱克（俄国人）。他用华语大声呼叫“抓强盗！抓强盗”，见绑匪弃车逃跑，更是奋起追赶。这时候，正好有公共租界的华人巡警开车路过，亦加入追赶，将其中一名绑匪击毙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附近。而法租界巡捕房的大批探捕也随后赶到。所幸，史久荣毫发未损，仅受到惊吓。这起绑架未遂案在上海滩引起轰动，《申报》以《史久荣险遭匪绑》为标题，详细刊登了案件经过。经调查，史久荣被绑匪误认为“目标”，实则一起乌龙事件。 同年秋天，史久荣被聘请到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任教。该系有一个飞机汽车工程组，完全符合他所学的专业。清华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置汽车专业的大学，当时的工学院院长是顾毓琇先生，而机械工程系系主任则是庄前鼎先生。机械工程系的实验室设备大多从欧美国家购置，可以说“比之欧美大学机械实验室设备，实不相上下，堪称国内最完备之机械实验室”。史久荣是系里唯一一位汽车专业出身的教授。 为配合教学，在学校支持下，史久荣从上海中华汽车材料车行订购了一整套载重汽车零部件，并在运抵清华后，主持组装成一辆载重2吨的货车。这是继1931年张学良请美国专家组装一辆卡车后，由中国人组装成功的第一辆进口卡车，尽管只用于教学研究，但仍具有开创意义。从那时起，一个“国产汽车梦”在史久荣的心中生根发芽，成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史久荣到清华大学任职后，夏璐雅就带着孩子搬到了愚园路749弄22号的娘家居住。1936年下半年，史久荣到山东大学担任教授，夏璐雅和孩子跟他一起住在青岛，1937年夏一家人又回到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史久荣便参加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抗战工作，前往香港，并于1938年秋天与妻小在港汇合。   上图：史久荣在清华大学主持组装的卡车；下图：1935年，史久荣（前排左三）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师生合影 为抗战赴美设计出“第一辆中国卡车” 为解决战时军工与民生之需，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业的计划。资源委员会将中央机器厂从湖南湘潭迁至云南昆明，并于1939年9月正式投入生产，以巩固国内机械事业基础。中央机器厂的总经理是我国著名科学家、物理学家王守竞，该厂下设5个分厂、4个处，其中第5分厂就是汽车制造厂。这是我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因创建于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之时，故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王守竞任命史久荣担任汽车制造厂的厂长。史久荣上任后第一个任务，就是代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去美国纽约水牛城，买下当地斯蒂瓦特汽车厂的全部设备，并运回国内用以生产载货卡车。 1939年5月，正在美国的化工专家、资源委员会专员侯德榜向国内报告，水牛城的斯蒂瓦特汽车厂行将破产，急欲将工厂设备廉价出售。资源委员会当即决定，买下全部器材与设备，交与中央机器厂制造中型货车。王守竞遂派史久荣与钱学榘赴美洽购。两人到达美国后，很快办好所有交易手续，其间过程相当顺利。斯蒂瓦特汽车厂的设备共1500余吨，加上史久荣在当地采购的汽车零部件，总计2000余吨物品需打包、验收和办理运输，耗时数月。在这段时间里，史久荣开始着手设计适合中国路面的载重汽车。半年后，他在美国设计出可在中国西南部山地长途行驶的4吨中型货车，命名“资源牌”。这是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卡车！ 1940年夏天，四辆“资源牌”卡车在底特律组装完毕，并分别加上汽油和酒精进行试车。史久荣亲自驾驶一辆汽油车载着约4500千克生铁从底特律出发开往纽约。这次试车很成功，事实证明“资源牌”卡车的质量良好，于是四辆卡车立即被拆散、打包，准备船运回国。然而，此次行程却一波三折：最初计划直接运抵国内，因日军封锁了中国沿海港口，只得作罢；后决定由美国货船载至越南海防市，再用火车装载运回中国，可是到了海防后，发现日军炸毁了中越之间的铁路，火车不通了；最后只得用汽车装运到缅甸仰光，将“资源牌”卡车重新组装好后，沿着滇缅公路驶往云南昆明。而后，史久荣驾驶其中一辆卡车再从昆明到重庆，向国民政府做了汇报。 这批“资源牌”卡车（回国后又制造了两辆，共六辆）一直由中央机器厂（后改名为昆明机器厂）使用，直至1956年“解放牌”卡车问世后才报废。 在1941年8月25日召开的资源委员会（重庆）总理纪念周会上，史久荣撰写并演讲了题为《中国公路行驶车辆之需要与资源牌汽车之设计及其成绩》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资源牌”卡车的设计与制造过程。同年9月出版的《资源委员会公报》第一卷第三期上还刊登了这篇报告的节略。史久荣在报告中指出，“资源牌”卡车是针对中国西南部糟糕的路况而自主设计的车辆，完全适合在国内行驶。当时我国西南部的道路大都用泥土或石子铺成，路面不平，且一旦遇到降雨，就会形成陷坑；有许多急转弯的狭小道口，极易失事；路面坡度太大，在将要上坡时常有弯道，使车辆无法为登坡预先加速。此外，由于没有国产汽油和柴油，国内常用酒精、煤或炭气代替发动汽车，而美国卡车的引擎一般不能使用这类燃料，即使能用，发动力也很小。因此，依据中国公路的实际情形及需要，史久荣认为“要作彻底设计，选用最优良、最高等、最可靠的材料”“一定要自己动手，一则为供给目前一部分之需要，二则是为建立将来交通工具的基础。将来的汽车一定需要自给自足”。同时，他还介绍了“资源牌”卡车轮胎的负重，以及具有强于爬坡、灵活转弯、坚固耐用等特点。报告最后讲到，“这四辆车的机件到了仰光，就装配车身，于完成后，即驶至畹町，装货四吨以上，开往昆明。第一辆车现在已经在国内、国外合计行驶了一万六千余千米。我们可以说，像普通美国货车的毛病，'资源牌’车绝对没有”。 之前，史久荣与钱学榘在美国采购的1000余箱设备，自1939年8月起从美国陆续启运，于1940年5月前已经全部运到越南海防市，准备经滇越铁路运往昆明。与此同时，正在昆明建设的汽车制造厂厂房也已接近尾声，当年可安装调试完毕机器，1941年投产后计划月产300辆、年产3600辆“资源牌”卡车。孰料战争年代，形势瞬息万变，这个计划很快成为泡影。在日军的炮火下，汽车厂毁于一旦，史久荣多年的心血被击得粉碎，令他备受打击。 桥牌牵线第二段“火烧冰激凌”婚姻 夏璐雅在上海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总是住在愚园路749弄22号的大房子里。1942年愚园路夏家大宅被卖掉，夏璐雅和孩子便搬到七妹夏璐瑛夫妇居住的地方。因为史久荣在云南，战争年代无法往上海汇款，夏璐雅不得不外出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孩子。  1934年，史久荣（前排右一）与夏家老小在愚园路749弄22号合影，他手里抱着的是儿子史济良 日本投降后，史久荣于1945年底从云南回到上海，也住进了夏璐瑛在安福路上的公寓，并再次进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中国分公司工作。他很高兴从此和家人有了安定的生活。1946年中期，史久荣一家从安福路公寓搬到三姐夏璐懿住的瑞华公寓。然而，史久荣在第二年初却独自搬离瑞华公寓，住到了公司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不久后，史久荣便与夏璐雅离了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史久荣的许多老同事、老朋友纷纷离开上海各奔前程，他在抗战期间的顶头上司王守竞带着家人去了美国，他所服务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撤离了上海。可是，史久荣却选择留在上海，还大手笔地在延安西路上建了一栋三层楼的独立花园洋房，门牌号是“1295号”，与倪家表弟的房子为邻。这时，史久荣与蒯卓伦相识，并在新造的房子里迎娶了这位女士。蒯家是一个很有情趣的大家庭，在业余时间尤其是周末，一家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打桥牌。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蒯家老太太邵婉香与大姐蒯卓英、余良夫妇，都住进了延安西路1295号。史久荣当时已去济南工作，一年中只有很短的时间回上海休假。那时，几乎每个周日家里宾朋满座，来打牌的、来看牌的、来学牌的，济济一堂，非常热闹，史久荣的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桥牌之家”。 蒯卓伦的脾气非常好，婚后从未与史久荣发生过争执，一旦史久荣的倔脾气上来了，她就会悄悄地走开，和自己姐姐待在一起。固执的史久荣遇到如此温柔的蒯卓伦，互补的性格被周围的朋友们戏称为“火烧冰激凌”。  20世纪50年代，史久荣、蒯卓伦夫妇与蒯家老太太邵婉香合影 在济南终于实现国产汽车梦 1951年新中国开始布局工业发展之际，史久荣在中央交通部上海办事处担任工程师；1953年他被调到山东省济南市，在山东省交通厅运输局任技术室主任；1954年任山东省交通厅工程师。蒯卓伦每年去济南探望史久荣一两次，每次在那里住几星期，史久荣则每年春节回上海探亲一次。蒯卓伦并不是因为济南的生活条件不如上海，而不愿留在济南。她曾解释说，只要自己继续留在上海，那么史久荣退休之后就能够回上海。事实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1972年史久荣退休后的确如愿回到了上海。 史久荣在济南工作了19年，与在抗战时期一样，他依旧埋头于汽车工业的研发与创新，从来不愿意跟人谈起，以至于连他的家人都不清楚他在那些年究竟干了些什么。直到几十年后，人们才从一些资料中发现了他人生中的这一闪亮片段。在山东省交通厅担任工程师期间，史久荣主要在济南汽车制造总厂开展具体工作，参与了该厂于1956年开始的重型货车研发。1960年，中国宣布第一辆国产“黄河牌”8吨重型卡车诞生，消息轰动全国乃至世界，毛泽东与朱德先后亲临汽车制造厂参观。那一刻，史久荣多年的国产汽车梦终于成真！作为一个始终把发展国产汽车当成自己毕生事业的参与者，他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蒯卓伦及家人被赶出延安西路的花园洋房，住进了武夷路100号底楼的两个汽车间里，史久荣退休回沪后也住在里面。虽然，他们在汽车间里生活得非常艰苦，但精神上并不颓废，经常苦中作乐，与朋友们相聚打桥牌，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落实政策，史久荣与家人被安排住到镇宁路405弄164号2楼有两间卧室的房子，条件比之前的汽车间要好了很多。 1981年1月4日，史久荣与世长辞，享年78岁。他的遗体火化后被家人带到美国，安葬在纽约阿德斯利的芬克利夫公墓。1996年蒯卓伦去世，也同样被安葬在芬克利夫公墓。 （本文由宋路霞补充完成并提供图片，杨敏翻译部分英文资料） END 编辑：曹 琪 审核：冯 晔 签发：吴一峻 本文选自2022年第6期《上海滩》杂志 来源：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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