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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917年4月进入北京大学，一开始任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编纂，同年9月又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此后，周作人就一直在北大任教，直到1937年北大南迁。这期间周作人虽然也在其他大学如燕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兼课，但北京大学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未曾离开。在北大的二十年间，这里不包括后来在伪北大的任职，周作人最主要的事情是教书，除此之外，也会偶尔参与北大的校事校务。作为北京大学教员的周作人，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与教学相关的事情需要与学生沟通。遇到这类事情时，周作人常以《周作人启事》为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北京大学日刊》作为北京大学的校刊，是报导学校大小事务的公共平台，也是师生发布个人信息的有效媒介。以下四则《周作人启事》未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一九〇四—一九四五）》（陈子善、赵国忠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能反映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点滴，具有一定的价值。第一则启事发布于1922年11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119号第1版，内容如下：“同学中那一位有吴梅教授的戏剧史讲义的，可否请借给我一阅，请一示知（交第一院号房转交），以便走领。”周作人想在学生中借吴梅的戏剧史讲义一阅。此时的北京大学很多课程印行讲义供学生领取学习。吴梅在北大教授“词曲”课程，也印有讲义。周作人这时想借阅吴梅的戏剧史讲义阅读，具体目的不知为何，可能是为自己所授课程参考，也可能是想借此了解戏剧史，或者其他什么目的。周作人不直接跟同事吴梅借，却不嫌麻烦在校刊登此启事向学生借阅，颇值得玩味。第二则启事发布于1924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552号第1版，“选修日本散文诸君务请于星期一（二十七日）上午准十时至第一院国文学教授会一谈为要。”1923至1924年度，周作人开设有“散文（日文）”课程，这则启事是通知选修该门课程的学生谈话。大概是有关于课程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通知，所以才登此启事。第三则启事刊于1925年3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641号第1版，“下列二书忘记被那一位借去了。现在另外有人要看，请借用的人检出还我，或交国文教授会代收为要。1.Pater , Renaissance；2.Carpenter,Luve’s Coming-of-age.三月八号。”这则启事比较有意思，是催人还书的。如这类催还书的启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还有不少，钱玄同、高一涵、江绍原、张凤举、高仁山、温源宁、单不庵、陈翰笙等都曾刊登过此类启事，看来借书不还，在当时也较普遍。过了几天后，第一本书已经有人归还，周作人又另发一启事：“下列一书忘记被那一位借去了。现在另外有人要看，请借用的人检出还我，或交国文教授会代收为要。Carpenter,Luve’s Coming-of-age.三月十一号。”这两本书都是外文书，也可见周作人此时阅读的一斑。第四则启事刊于1927年5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第2103号第2版，“诸位写信给我，叫本校信差递送时，以后务请费神添写'八道湾’字样，以免与周作仁先生的信件相混，有投递不到之虞。五月五日。”北京大学经济系有一位叫周作仁的教授，与周作人的发音完全一致。此前大概导致了一些信件递送上面的混淆，所以周作人专门发此启事，提示发信人填写其住址“八道湾”，以免将信件送错了地方。以上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发布的四则“启事”，有向学生借阅讲义的，有通知课程相关事宜的，有催借书者还书的，有提醒写信人注明地址的。今日读来颇觉有趣，会觉得这样的事情竟也可以登到校刊上面去吗。但是联系到当时媒介的有限，而校刊又是师生之间联系的重要平台，就会觉得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情了。这四则启事的内容虽然是教学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但反映了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书生涯的某些侧面。这当然对我们了解周作人，了解《北京大学日刊》会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可补充《周作人集外文》，虽然该书“凡例”第三条称“周作人因职务行为所作的各种公文、演讲、讲话、事务性的通知等，本书不予收录。”这主要是针对周作人任伪职期间的职务行为，而周作人任北大教授期间的一些启事则属于私人行为，不在此列。《周作人集外文》中也确实收录有周作人北大任教期间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周作人启事》一则。以上四则属于同样性质，应收录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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