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战略家毛泽东：预判、引领和掌控时局的能力无人能及

1936年7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初次见面，毛泽东留给斯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位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无独有偶，同时代的许多日本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不久就爆发了“西安事变”，也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展现出了无人能及的预判、引领和掌控时局的能力，而这正是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伟大之处。

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

1、预判时局：毛泽东最早提出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说来的确是匪夷所思，毛泽东这种天才战略家的禀赋，其实早在1917年，他还只有24岁时就已经展露出来了。

当时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即将改组的消息传到中国，很多人幼稚地寄希望于他下台后日本会改善对华政策，而毛泽东却在7月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敏锐地断言：中日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并提出要国人自强以警惕日本。

19年后，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谈及当时中国人民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及这样的观点：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取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因此，抗日战争的前途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获取胜利的战略方针是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再辅以局部的阵地战。

要知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每战必败，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为保住上海而进行的淞沪会战投入70余万兵力，最终还是全线溃败。从此亡国论长时间笼罩着全国。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竟然能对时局作出如此超前而又精准的预判，毛泽东这种超越同时代所有杰出人物的战略眼光是非常了不起的。

西安事变前后的蒋介石

2、引领时局：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毛泽东在准确预判时局的情况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引领时局向好的方向发展。要知道，时局要向好的方向发展，等是等不来的，靠也靠不了谁，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时局从严重恶化向好的方向引领。毛泽东在这方面又展现了他天才战略家的一面。

蒋介石从五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开始，就铁了心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逼迫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数万里长征，把红军赶到了西北，还不甘心，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疯狂围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及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其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重点就是想办法联合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而这项工作就是由毛泽东本人亲自领导的。

毛泽东经过数月工作，比如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就此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并开始形成了“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以及互派代表”的崭新格局。

毛泽东通过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既让他们慢慢理解、接受和支持了中共的主张，又从大局和私人感情上给他们极好的建议和关心，让他们深受感动，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为红军的友军，并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

3、掌控时局：毛泽东用软的和硬的两手实现了“逼蒋抗日”的目标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在通电中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并把对蒋介石的称呼从“蒋贼”改为“蒋氏”，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6月20日，中共中央同国民党直接对话，发布《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我们愿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8月，毛泽东又提出现在不适合提“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而是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

毛泽东及时把“抗日反蒋”的政策调整为“逼蒋抗日”，提出，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的国民党各派，作为统一战线的主要争取对象，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我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的路上，如果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直接和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又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钦佩和赞扬；还努力联系各地实力派，如李宗仁、白崇禧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和支持。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工作。

“两广事变”后，蒋介石把毛泽东的争取和忠告视为软弱可欺，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向西北大举进攻，围剿红军，想给红军以重创后再到谈判桌上来和中共谈条件。彭德怀和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夺取了山城堡战役大捷，粉碎了蒋介石进攻，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嚣张气焰，把他们乖乖打回谈判桌上，有力促成了“逼蒋抗日”目标的实现。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变本加厉地调集30万大军准备加大力度“围剿红军”，带着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蒋鼎文、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卫立煌和军政部次长陈诚，以及其他军政要员十多名飞抵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队开到陕甘前线围剿红军。

张学良和杨虎城无法接受蒋介石的逼迫，痛哭流涕向蒋介石“苦谏”，反遭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张杨二人被逼入绝境。与此同时，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终于迫使张杨二人下定决心，于12月12日凌晨对蒋介石采取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可以说，“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促成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转变，结束了十年内战的错误政策，转而达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因而，西安事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全民抗战的真正开始。而这一切，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战略家毛泽东运筹帷幄而争取来的美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