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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我既做不上拯救苍生的神灵，那便做一头野兽吧——千古奸相的罪名，我担了，亡国罪臣的罪名，我担了，民生凋敝的罪名，我担了。 可我最开始，也不过是想要改变那个时代而已。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人们都说，敢与太阳争辉的人，要么是天真任性的混头小子，要么是极端自负的浪漫主义者，我自认不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却也不是揽长风，邀明月的浪漫者，但有一腔孤勇，不负皇恩，踽踽独行，只为将大宋王朝的沉疴旧疾悉数剔除干净，“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至于后世如何评说，我王介甫本就不是一个很在乎这些虚名的人，即使吾名蒙尘，成世人笑资，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圣人千虑尚有一失，我自不是圣人，不过是，尽一尽做臣子的本分罢了。
一、十六年为变法，变法建议不被采纳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是一个说动荡不算动荡，说太平却又不算太平的年代，家父曾任临江军判官，故而待我年纪稍长一些后，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了解民间疾苦，为入仕做准备。 久在官场的人怎么会知道百姓的疾苦？富民妻妾成群，盆满钵满，贫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可那些常年在官场，整日想着如何搜刮民脂民膏的人又怎么会关心这些问题呢？ 幸好，以文会友，我凭借自己的文章结识到了很多达官显贵，也许是因为看多了民间疾苦，我的文章总是立论高深，一丝不苟，常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风格犀利颇具批判性，与当时一众文人或浮华或清丽的文风格格不入。 而这也是我的标签——不平则鸣。 靠着能写一手好文章，我结识了毕生的挚友曾巩，在曾巩的推荐下，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也看到了我的文章，他大为赞赏，“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我们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欧阳公也期望我可以一扫当时文坛的浮艳之风，开辟诗文革新之路。
这一年，是1037年，这一年，十六岁的我，想要革新的可不仅仅是诗文。 庆历二年（1042年），我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任淮南节度判官，我知道，让我施展拳脚的大舞台，正式拉开了帷幕，后来，我又放弃了京试，转任鄞县知县，1051年，任舒州通判，随后又任群牧判官，常州知州等职位，在这期间，宰相文彦博曾向皇上谏言褒奖于我，我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严词拒绝了，后欧阳公又想举荐我为谏官，我也以祖母年事已高的为由推辞了。 在任期间，我兴修水利，扩办学校，人人都说我政绩斐然，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政治蓝图才刚刚展开了画卷的一角，去当谏官自然不错，可久在朝廷，远离民间，闭目塞听，又怎么能彻底了解民生疾苦，又怎么能对症下药，治好这个已经久病成疾的王朝呢？ 我在各个地方辗转了十六年，当了十六年的地方父母官，我已经深深认识到，这个积贫积弱的局面仅靠小打小闹是没有用的，经济陷入困境，社会风气败坏，内忧外患频发，这些都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沉疴旧疾，而要破除，就要革新。 法度是国家的命脉，自古先贤都提到制度的优越性，而现在的大宋朝只图“逸豫”，不知变革，如此下去终将覆灭。
我将自己这些年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统统写于纸上，言辞恳切，字字泣血，这是我十六年的心血，也是那个十几岁的少年有感于国家衰败之时，有感于“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之时，便深深埋在胸腔中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要革新，要大刀阔斧地革新！ 可我洋洋洒洒上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官家眼里就是一篇跑了题的“述职报告”，也许有些言辞过于犀利甚至刺痛了他，官家轻描淡写地否定了我的变法主张。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百姓赋税沉重，又遭州官勒索，然上不求变革，我一介臣子又能如何？
我的政治抱负没有官家的支持就是空中楼阁。 那些年，京城那些士大夫们都以为我不求仕途，无意功名，连朝廷的委任都数次推脱不去——其实，不是我不爱功名利禄，只是我追求的功名利禄，不是在一潭死水中与逃避现状，安于享受的官员一起溺毙其中。 1063年，高堂病逝，我回江宁奔丧，并以此为由多次拒绝入京任职，那个死气沉沉的朝廷，我大抵是不想再回去了。
二、得遇明主支持，轰轰烈烈熙宁变法 可当宋神宗即位之时，我心中的那颗种子又开始悄悄冒了头，年轻的新皇帝和他的父辈们不同，他是一个勤勉的、大胆的、励精图治的统治者，自他启用我为江宁知府之时，我便看到了一丝可能性。 果然，1068年，官家召见了我，我的政治主张终于被这个年轻的最高统治者所肯定，我受到鼓舞，又作《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细述宋初百年表面太平安定实则危机四伏的社会现状。 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官家任我为参知政事，自此，我终于进入了大宋王朝的执政行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移风易俗，确立法度，这都是当务之急，不论是军事还是政治，都需要彻底的破旧立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事物总会替代旧事物，自1069年熙宁变法始，官家便给了我最大的支持，我感念他的知遇之恩，唯有尽好臣子本分，才不枉官家的这份信任和这份胆识。 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大丈夫便当如伊吕，既遇明主，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思量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诸葛亮又算什么？尧舜大帝也不过如此，我们君臣齐心，定能造就比他们还要厉害的丰功伟绩！
可我错了，我只想富国强兵，扭转羸弱局面，可我动了保守派的蛋糕，变法仅仅持续了一年，朝中便泾渭分明地分出了两大党派，新党和旧党日日争论不休，不断有人因为与我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就连我的挚友曾巩也痛斥了我此次变法太过犀利，我们因此分道扬镳。 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于我，列举变法种种弊端，我回《答司马谏议书》，将他的指责一一反驳回去，为了这次变法， 我殚精竭虑，逆流而行，废除旧制本就是开天辟地之举，有阻力在所难免，只要我能坚持下去，一定能改变目前的局面。 可渐渐地，官家开始迷茫了，他犹豫了，他动摇了——当百姓为了逃避保甲法自断手腕，当百姓哭诉免行钱的繁重，当大小官员接连辞官回乡，当为民请命的郑侠绘困苦图进献，当草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向他哭诉“王安石乱天下”之时，官家将我罢免了。 “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他们说我有罪，他们说我做错了，可明明新法已经初显成效，明明百年来第一次出现了繁荣景象，可所有人都说我错了。
1075年，为了压制掌控大权的吕惠卿，我再次拜相，可变法之势已经一去不回，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我知道，新法已经彻底推行不下去了，我的政治理想彻底化为了泡影。 1076年，我的长子病故，十月，我被二次罢相，王介甫的时代，结束了。 三、变法功败垂成，两次罢相郁郁而终如果说，熙宁九年以前的我，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实干家，一个实打实的政客，那么，熙宁九年以后的我，就是一个游者，一个隐者，一个无心朝政的老人，曾经的雄心壮志被这个消磨人心的朝代逐渐瓦解，官场党争，利字当头，宋朝出能人，可能人都在党争中迷失了自我。 我的前半生，诗文都为理想而生，或阐佛理，或鸣不平，见不到玉树庭花，见不到残月流水，大抵是为人和性格便是如此，见不得那些小词的絮絮绵绵，柔弱无力，我的诗词，便和我的人一样，一定要刚硬有力，要掷地有声，要不平则鸣，要犀利果敢。
可后来，我也变了，人老了，理想也死了，我开始写花花草草，看山山水水，曾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鲜明活力早已经被磨灭殆尽，剩下的只有“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一腔孤傲和满身傲骨了。 可即便如此，在那些寄情山水的诗词中，也蛰伏着曾经那个宏伟而磅礴的志向，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了整个大宋王朝，连同我的政治理想，我的人生追求，我的一切。 退居江宁后，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九年，那个埋葬了曾经的王介甫的京城，我再也未曾踏足。 结语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一生寂寞无归路——站在荆公的视角，我们得以代入其中，去揣摩他的理想与抱负，跳出荆公的视角，我们得以用上帝视角，去看尽他的一生，但无论如何，王安石就是王安石，我们所看到的，了解到的，推测到的，也终究不过是一点皮毛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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