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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位于福建省东部与浙江省东南部交界，有一支英勇的红军部队。这支英雄部队从1934年10月起，在苏区遭受严重挫折和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依靠畲、汉两族人民群众的支持，独立自主地恢复发展游击根据地。利用当地重山叠岭和海域辽阔等天然屏障，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国民党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反击和挫败了国民党军发动的多次“清剿”，牵制消灭了大量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有力支援和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过艰苦的斗争，最终与国民党当局达成了停战和合作抗日的协议，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后来组建新四军输送了一支1300余人的队伍，完成了保卫南方战略支点的历史任务。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独立坚持战斗在闽东游击区的——闽东红军游击队 闽东苏区的形成与发展 闽东苏区，位于福建省东部与浙江省东南部交界地区，靠山面海。中心区域在闽东北，活动范围包括福建省的宁德、福安、霞浦、福鼎、拓荣、寿宁、周宁、屏南、古田、罗源、连江以及闽侯、政和、松溪、建瓯、浦城和浙江省的泰顺、庆元、景宁、平阳、青田、龙泉、云和等 23 个县境，与闽北和浙南两个游击区毗邻。境内山岭耸峙，白云、太姥、鹫峰等山脉绵亘其间。海域辽阔，岛屿众多，有著名的三都澳、沙埕港等港口。 闽东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早在北伐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6 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闽东建立了连江、古田特别支部和福安党小组，领导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五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斗争。1931 年至 1932 年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先后派邓子恢、陶铸、叶飞等到闽东指导农民革命运动，帮助组建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邓子恢（1896—1972）  陶铸（1908—1969） 1933 年底至 1934 年初，闽东地区共产党组织和各地工农武装利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和 19 路军发动“福建事变”，闽东防务暂时空虚的有利时机，发动了全区武装暴动。1934 年 1 月，闽东党组织在闽东工农游击队基础上成立了红军独立第 2 团和第 13 团，作为闽东革命斗争骨干。同年 2 月，在各县普遍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以马立峰为主席、叶秀蕃为副主席的闽东苏维埃政府，创立了11000 多平方公里的苏区。 1934 年 4 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被破坏。为统一领导闽东苏区的武装斗争，同年 6 月，在福安柏柱洋成立了中共闽东临时特委，书记苏达，委员马立峰、詹如柏、叶飞、曾志、阮英平、阮仓、林孝吉等。8 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闽东，在闽东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克罗源县城和福安穆阳镇，并与叶飞等领导人在宁德赤溪会师。先遣队从闽东苏区补充兵员数百人，并留下一批伤病员和武器弹药后继续北上，9 月，闽东特委于宁德桃花溪支提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独立师由闽东红军独立第 2 团、独立第 13 团（大部）及红 7 军团留下的部分人员组成。师长冯品泰、政委叶飞、副师长赖金彪。下辖 3 个团，2 个独立营，共 1600 余人。  叶飞（1914—1999）开国上将 闽东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失利 闽东地区土地革命的胜利和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普遍建立，红军力量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闽东独立师的成立，连同各县游击队、赤卫队、红带会等武装力量达10000余人，震撼了闽东广大农村的反动统治，反动派深感恐慌。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闽东的工农革命，在北上抗日先遣队北进浙江后，陆续调遣第 87 师等部连同原驻守闽东的新 10 师、海军陆战队等数万之众，集中“围剿”闽东苏区。闽东广大军民在中共闽东临时特委领导下，立即投入反“围剿”斗争。1934年 10 月8日，闽东独立师从宁德桃花溪挥戈北击，全歼石堂守敌，攻克咸村，占领周墩（今周宁城），随后转战柘洋（今柘荣），攻占柘洋城。 闽东红军海上独立营（我军历史上最早的海军部队）则以霞浦西洋、浮鹰、四霜列岛等岛屿为据点，神出鬼没地出现在闽东沿海，封锁海口，打击土豪，以运冰贩鱼为掩护为闽东苏区转送军用物质。并时常截击国民党运输舰，在一次行动中缴获国民党“万茂”号汽船，又于1934年 10 月中旬夜袭国民党“通济”号军舰，毙敌 1 人。随后，巧施疑兵之计，以20条木船采取近战方式，奇迹般打退前来增援“通济”舰的国民党“海筹”号军舰，并击毁“海筹”舰探照灯，伤敌1人，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木船打兵舰”的经典战例。 1934 年 10 月中旬，闽东苏区党政机关所在地福安柏柱洋被新10师3团攻陷，党政机关迁到福（安）霞（浦）交界的岭面村。接着，福安的甘棠、溪柄和柘洋等其他部分县、区苏维埃政府驻地亦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闽东独立师两度谋求收复柏柱洋，均未成功，11 月 2日，闽东独立师主力从周墩、霞浦回到福安，向柏柱洋发起进攻。国民党军抢先一步，占领溪柄山头，独立师第 2 团遭国民党军两路火力夹攻，伤亡很大，团长潘伯成牺牲，部队被迫退守洋溪。独立师第 3 团攻打柏柱洋楼下村，由于国民党援军驰至，也未能攻克，遂撤兵岭头。随即各团立即向霞鼎地区撤离。11 月 19 日，独立师第 1、2 团再次攻打溪柄，与守敌新 10 师第 3 团激战半天，未能攻下，遂向大象转移，这时刚刚组建的闽东红军西南团 3 个连在在团长杨采衡，政委陶仁官的率领下，与国民党军第 87 师 1 个营在连江长龙的山头面激战受挫，向深山转移。  杨采衡（1908—1996） 1934 年 11 月 24 日，蒋介石下令调整闽赣绥靖公署，将两省改设 12 个绥靖区，闽东被划为第 12 绥靖区，以第 87 师师长王敬久为司令，辖 87 师，新 10 师，78 师第 465 团，保安第 1、2、3、11 团，保安特务团，保安特务大队等部。28 日，又调来第 49 师一部。12 月，第 12 绥靖区在宁德三都镇设立“围剿”指挥部。26 日，王敬久令所属各部及各县清乡队、民团、大刀会等武装 10 万之众，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闽东苏区。以新 10 师、第78 师第 465 团及保安第 1、2、3 团、保安特务大队和所属 5 县清乡队为第一路，进犯福安、宁德、福鼎、霞浦、寿宁。以第 87 师第261旅、保安特务团和所属各县清乡队为第二路，进犯屏南、古田、闽清。以第87 师第 259 旅、保安 11 团以及所属三县清乡队为第三路，进犯闽侯、连江、罗源。此外，国民党军还采用堡垒政策，计划从宁德到浙江泰顺沿途构筑 800 座碉堡，以限制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行动。新 10 师师长肖乾还急电国民党南昌行营，要求调派驻漳州空军来闽东侦察轰炸，配合地面“围剿”。同时还派军舰封锁连江海面，占领鹤屿厦官等地，将苏区分割成零星小块。另派新 10 师追击闽东红军独立师，企图将闽东红军一网打尽。 闽东苏区面临国民党军大规模的“围剿”，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形势十分危急。中共闽东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由于与党的上级机关失去联系，不知道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更不了解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通过闽东《红旗报》连续发表文章和十条紧急动员令，要求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紧工作，动员全区军民武装上前线；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为粉碎敌人“围剿”、“为土地为苏维埃”斗争到底。这些通令和号召在苏区得到迅速贯彻执行。独立师和各县独立营先后在寿宁三角林地区打垮国民党军 1 个营的进攻。在寿宁龟岭击溃新 10 师 1 个连。在霞（浦）（福）鼎长岭山上拦击新 10 师 1 个营，毙敌 7 人，伤敌 6 人。在寿宁岗垄击毙国民党军营长 1 名，伤敌30余人。还攻下福安北区岭兜、霞浦岚下、溪浦等地。但是这些局部的胜利未能改变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被动局面，形势继续恶化。闽东红军西南团攻打连江透堡、官坂、黄歧等地，均因敌强我弱而失利。 1935 年 1 月上旬，国民党第 12 绥靖区所属各部已全部进入闽东地区。国民党军第 87 师第 259 旅进驻连江，派舰艇封锁了东冲海面，切断了罗源、连江县委和特委的联系，使连罗地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福安、霞浦、寿宁等苏区遭到国民党军新 10 师、87 师和保安团全面进攻。闽东党政机关临时驻地福安岭面、周厝坑、官洋、雷柏洋等地也相继失守。闽东特委撤往福安洋面一带。国民党新 10 师师长肖乾在福安召开“清剿”会议，将闽东划为东、西、南、北 4 个区，兵分 4 路，分区进行“清剿”，实现了对闽东苏区的分割包围。进攻福安地区的新 10 师。进攻连江、罗源地区的第 87 师。进攻寿宁地区的第 40 师一部兵力在闽浙赣三省边境构筑封锁线，将赣东北、闽北、闽东地区加以分割。并于福（安）宁（德）、福（安）寿（宁）边境各设一联防主任，专门负责配合堵截红军游击队。新10师紧追红军独立师不放。独立师处于敌军重重包围之中，形势非常严峻。 洋面会议 面对苏区被分割封锁，独立师处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之中的严峻现实，闽东特委一些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亟需改变斗争策略，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和被分割包围的困境。为此，闽东特委于1月中旬在福安洋面山召开紧急会议，这是独立师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一次联席会议。会议由叶飞主持，主要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大规模军事“清剿”的对策。会上在如何对付敌人的大举进攻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苏区人民刚刚获得解放，分到土地，党和红军应广泛动员群众，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果实。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面前，红军主力应避敌锋芒，保存实力，提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口号，主张撤出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叶飞在发言中回顾了闽东苏区建立前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指出当前苏区已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独立师的力量只有国民党军的几十分之一，敌我双方力量极为悬殊。只有暂时的退却，保存武装力量。如果硬拼，则人地皆失。因此必须下决心转变斗争策略，独立师立即摆脱国民党军的包围，转移到苏区外围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夜激烈争论，与会者一致同意叶飞的意见，统一了思想。会议最后决定迅速转变战略方针，变苏区为游击区，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上山打游击，独立师在给予敌重创后，迅速撤出苏区，开辟新的游击区，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洋面会议是闽东特委在反“清剿”斗争处于严重关头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会议统一了闽东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认识，转变了单纯保卫苏区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变苏区方式为游击区方式，保存实力，开辟新区，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对于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洋面会议结束后，詹如柏、马立峰、叶秀蕃等立即分赴各地，贯彻会议精神，部署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叶飞、冯品泰、赖金彪等率领独立师主力组织突围。 西竹岔战斗 1935年1月12日，闽东独立师和赤卫队2000多人，从福安洋面出发，分两路向柘洋山区转移。13日拂晓到达洪坑时得到敌情报告：新 10 师一部从石二、西洋分向佳浆、沙坑“搜剿”红军。叶飞、冯品泰分析敌情后认为这是一股专门追击独立师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尚未确切侦知独立师已抵达洪坑，误以为独立师向沙坑、佳浆转移。根据洋面会议决定精神，独立师正好可利用洪坑一带有利地形和当地群众的支持，以及战士们求战情绪高等有利条件，反击敌人“追剿”，然后撤出中心区，向外线转移。遂决定采取“引鳖入瓮”的办法，将敌诱到西竹岔进行伏击。 西竹岔位于柘洋城西侧，是社坪、洪坑、佳浆三个村的交界地，北面葛藤山，南面大湖岗，中间一条小路穿过谷底，通往桂洋桥。再分别通向社坪、苏家洋、葛藤山和大湖岗。这里树木丛生，山势险要，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14 日凌晨，新 10 师第 3 团第 1、2 营由南岩出发，午时路经苏家洋瓦窑岗时，游击队在西竹岔方向打了一枪，吸引敌人。敌不知是计，听到枪声，即回过头向西竹岔方向拥来。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独立师在当地游击队和赤卫队的配合下，居高临下，集中轻重机枪火力和手榴弹向敌军发起攻击。顿时，敌兵死伤惨重。此时敌第 1营营长才知中计，立即组织反攻，又被红军战士用手榴弹炸得乱成一团，留下一片尸体。在红军两面夹击下，敌被压至谷底，一直持续到下午 3 点多钟，敌援兵赶到。独立师领导认为，重创敌人目的已经达到，况且部队弹药也已不足，为了保存实力，遂主动撤出战斗。当晚独立师由堵坪经福安上白石向寿宁边界转移。 西竹岔战斗，闽东独立师以伤亡 200 余人的代价，毙伤敌 500 余人。这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给进犯苏区的敌人一个迎头痛击，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对于以后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独立师突围 1935年 1月25 日，王敬久赶赴福安赛歧，下达“变换方略，重新部署”的命令，以新 10 师和保安团计 6 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剿”、“防剿”、“堵截”同时并举的战术，限于 27 日到达指定地点，分兵合击，围追堵截红军独立师。王敬久调新 10 师第 3 团专事“追剿”。调福建省保安第 1 团堵防三望洋、望竹岭，保安第 2 团增防西塘、上南岸一带，与推进到泰顺的浙江保安团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妄图在最短时间内消灭红军独立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独立师主力迅速转移到寿宁三角林，利用有利地形，击溃敌先头部队 1个连后冲出包围圈，向吾岗亭方向转移。当经过周墩赤林坪进入政和时，又遇国民党军堵击，遂折回寿宁，经福安向宁（德）屏（南）古（田）地区进发。新 10 师第 3 团紧追不舍，企图将红军主力逼到福安下白石予以围歼。3 月 1 日，独立师第 2、3 团转移到宁德与福安交界的官岭附近的茶洋岭头时，遭新 10 师第 3 团 4 个连的包围。独立师英勇还击，激战 2 小时，因弹药不济，伤亡过大，决定撤出战斗。副师长赖金彪率狙击队，担任掩护任务。他们利用复杂地形，击退了新 10 师第 3 团的多次进攻，掩护部队迅速突破敌人包围圈，但赖金彪却在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赖金彪的牺牲，使闽东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是闽东红军和游击区的重大损失。  赖金彪（1906—1935） 3 月 3 日，独立师退到宁德溪里，利用夜幕打击追敌，向屏南及宁德霍童方向转移，6 日，新 10 师第 3 团继续“追剿”。16 日，独立师在宁德坑子里与新 10 师第 3 团激战后，终于甩开国民党军的追击，转移到宁德杨梅岔隐蔽。这时，独立师主力遭受惨重损失，只剩下 200 多人，被迫组成若干小分队和特务队分散隐蔽活动。 留守红军浴血奋战 与此同时，在原苏区内就地坚持的红军游击队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斗争。战斗在连（江）罗（源）地区的闽东红军西南团迭遭国民党军的进攻。1 月 24 日，国民党军第 87 师 1个连、常备队 1个排、水警队和兵舰 2 艘由连江黄歧出发“清剿”奇达。西南团英勇反击，激战5小时后向厦宫、初芦方向转移。1 月 31 日，中共连江县委在下屿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西南团撤往连江丹阳一带山区打游击。会议刚结束，下屿即被国民党军包围，红军西南团指战员沉着应战，奋勇突围后，原来1500余人的队伍仅存 300 余人，分别由团长杨采衡和政委陶仁官率领分两路撤往霞浦西洋岛和连罗山区。陶仁官率 3 个连向丹阳一带转移，在连江青塘附近，遭敌截击，遂开往罗源飞竹分散隐蔽。不久，陶仁官被捕牺牲。  陶仁官（1910—1935） 2 月 1 日，杨采衡率西南团 2 个连穿插迂回到厦宫，据险阻击 87 师 259 旅 517 团第 3 营一部。激战 2 小时后，西南团撤出战斗，向家奢方向转移。2 月 8 日，闽东临时特委委员、连江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林孝吉在连江鹤屿被捕（6 月被杀害）。2 月中旬，在海上游击独立营的掩护下，杨采衡率部撤到霞浦西洋岛后疏散隐蔽到其他岛屿。  林孝吉（1897—1935） 此时，以西洋、浮鹰等岛屿为依托的闽东红军海上游击独立营也遭到国民党军的“清剿”。3月14日，国民党军派出两架侦察机盘旋在西洋岛、浮鹰岛上空，并用军舰“楚同”号、“海明”号、“通济”号封锁海面，另以海军陆战队配合87师 259旅517团，连同一些民团包围了西洋岛和浮鹰岛。闽东红军海上游击独立营奋起抵抗，损失很大。营长柯成贵在前往凤门屿秘密岩洞为隐蔽于此的西南团指战员运送食物时不幸被捕，被压往福州省保安司令部监狱关押，1935年5月1日在福州鸡角弄英勇就义。副营长林红弟等人前往福州组织营救柯成贵期间，留守西洋岛的游击队分队长陈依奴等人发生内讧，国民党政府乘机派人前往招安“收编”，把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 40余人“收编”押到霞浦县城，关押在关帝庙，次日拂晓，敌人用机枪扫射，除个别跳窗逃跑的幸存者外，其余全被打死。林红弟营救柯成贵失败，回到西洋岛附近岛屿，秘密组织旧部，继续开展游击斗争，后遭霞浦民团夜间偷袭，负伤后被捕，被敌杀害于福安渡头。西南团主要骨干20多人由杨采衡等带领，驾舟辗转到闽中后，和闽中红军游击队会合坚持游击战争。  柯成贵烈士衣冠墓碑 柯成贵（1908—1935）又名柯润，字伯戽，福建霞浦人。1931年底在西洋岛组织渔工自卫武装与渔霸进行斗争。1934年1月率部参加红军，任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营长，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海上独立营党支部。曾两次率队袭击日本侵略者的船艇，保卫祖国海疆。1935年3月被敌围捕，后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林红弟（1916—1935），福建周墩人。1934年春参加革命斗争，历任周墩南区工农赤卫队队员、周墩县工农游击队战士、工农红军福寿游击队班长。1934年初任闽东红军海上独立营副营长，1935年12月牺牲，年仅19岁。 闽东苏区丧失，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 自独立师洋面山突围，红军西南团、海上独立营等相继遭受国民党军残酷“清剿”，到 1935 年 3 月，闽东苏区大部分丧失，各县独立营、游击队也遭受重大损失，仅剩下宁屏古、福寿、霞鼎 3 块被国民党军分割开的小块根据地。闽东各级党组织遭受严重摧残。地主豪绅和各地民团、清乡队等对根据地人民疯狂反扑，反攻倒算，实行白色恐怖。一方面扶植地方反动武装，设立联保，不断搜山，企图断绝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强化法西斯统治，设立联保处，编制保甲连坐，残酷屠杀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和群众。霎时间，根据地内腥风血雨，乌云密布，革命群众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仅福安、宁德、霞浦等县部分区乡先后被毁村庄 150 多个，被杀害干部、群众达 3000余人，被围困致死者近 3 万人。骇人听闻的鹤屿惨案，一次就被反动派打死打伤 120 多人，其中全家被杀害的达 20 多户。留在连江的 100 多名北上抗日先遣队伤病员在转移时，亦全部惨遭杀害。整个苏区，哀鸿遍野，其状惨不忍睹。独立师突出重围后，转战在深山野泽中。时值初春季节，阴雨连绵，寒气袭人，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加之缺医少药，处境十分艰难。 在残酷斗争形势面前，革命队伍中一些投机分子和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经不起失败、艰苦和生死的考验，悲观动摇，叛变投敌。安福独立营营长、安德独立营营长和政委、罗源独立营参谋长等先后投敌叛变。更为严重的是独立师师长冯品泰也阴谋投敌，好在被他指派前往国民党军送投降信件的战士黄子清是一个坚定的红色革命主义战士，觉察有异，偷开信件发现冯品泰投敌事实后，立即向独立师特派员和政委叶飞揭发举报。鉴于当时斗争形势复杂、环境极其险恶，独立师政委叶飞与闽东特委领导人叶秀藩等人商议后，将冯品泰诱捕审讯后将其处决。  冯品泰（ ？—1935） 在这种形势下，詹如柏、马立峰、叶秀蕃以及坚持各地斗争的负责人阮英平、范式人、许旺等人，根据洋面会议精神，一面深入各地帮助群众疏散隐蔽，一面带领各县、区、乡干部和部分红军游击队上山打游击，隐蔽在宁屏古、福寿、霞鼎等边沿地区坚持斗争。根据地群众更是与红军游击队鱼水相依，并肩战斗，共度难关。各地群众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想尽一切办法，冒死掩护和支援、帮助红军游击队。范式人和独立师特务队队长陈挺等患病、负伤后，就是在寿宁北区坑口和宁德霍童大坪岗等地群众的掩护和精心护理下才得以康复。 由于叛徒的出卖，一些领导人相继遇害。2 月 8 日，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被叛徒杀害于柘洋陈家山凤落坝。3 月 1 日，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在化装寻找独立师的途中因叛徒出卖落入敌手，18 日在福安赛歧镇英勇就义。闽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叶秀蕃也因叛徒出卖于 5 月 24 日被反动派杀害于寿宁官宅的深山密林中。闽东革命领导力量受到重大损失。  马立峰（1909—1935）  詹如柏（1902—1935） 叶秀蕃（1904—1935） 自反“清剿”斗争以来，闽东红军独立师和各地游击队，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英勇反击了数十倍于已的国民党军的残酷“清剿”，连连突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更重要的是，闽东地区实现了由苏区方式向游击区方式的战略转变，保存了骨干力量，为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基本条件。 恢复与开辟游击根据地 1935 年 4 月，国民党军以为闽东革命力量已被消灭，便放松对闽东地区 的“清剿”。继而抽调大批兵力，进抵寿（宁）庆（元）边境托溪、溪底、南阳一带，阻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闽东地区。坚持在闽东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行动起来，发展武装力量，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宁屏古地区新的游击根据地发展起来了。福寿地区重建了官宅、含溪周围的党支部，恢复了含溪区委，成立含溪中心区苏维埃政府。霞鼎地区也恢复了 4 个区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中共霞鼎中心县委，并把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游击队 200 余人合编为独立师第 4 团。独立师得知各地逐渐有所恢复的情况后，决定返回原苏区，帮助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开创新的斗争局面。叶飞率领独立师首先同坚持在福安、宁德边区斗争的阮英平会合，留下一部分部队在宁屏古地区活动，由阮英平指挥。独立师主力继续向苏区挺进，到达福安、寿宁地区，与在福寿边区坚持斗争的范式人会合，又留下一部分部队由范式人指挥。叶飞进一步摸清根据地的情况后，得知许旺在霞浦、福鼎边区坚持斗争，便率部去霞鼎，与许旺等人及红 4 团会合。 范式人（1909—1986） 枫岔头伏击战 1935年4月上旬，国民党浙江保安旅自恃武器精良，加之没有发现红军主力部队前去，妄图以 1 个加强连袭击许旺领导的游击武装。叶飞得知情报后，经与许旺、陈挺研究决定，在敌人必经的枫岔头设伏歼敌。枫岔头位于福鼎县蒲林东，南邻霞浦县，是两座相连的大山，中间有一条 200 多米长的通道，形同壕沟的狭窄石板道，是沟通霞鼎两县唯一的通道。通道两边多是陡坡和树林，敌人一旦进入这个地方，把窄道两头一堵，敌插翅难飞。按照部署，独立师第 4 团和特务连在枫岔头秘密设伏。4月10日上午 9 时，敌军大摇大摆开进伏击圈，红军游击队发出攻击信号。顿时两侧山上所有武器开火，敌军顿时倒下一片，活着的想掉头往后退，退路已堵死。想往前窜，又遭到迎头痛击，1个连的敌兵被压在窄道上。红 4 团和特务队从山坡上冲杀下来，经过1个小时的激烈白刃战，红军将敌 1 个连全歼。共计毙敌40余人，俘60余人，缴获步枪 100 多支和机关枪1挺。这场战斗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勇气，对于鼓舞群众信心，恢复和发展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之后，红军游击队乘胜扩大战果。红 4 团南下福安，袭击茜洋民团，摧毁敌炮楼。不久，又在霞浦北部桃坑附近，打垮新 10 师 1 个连，歼敌 1 个排。在此期间，叶飞带着独立师特务队离开霞鼎去（福）鼎平（阳） 地区，在那里又组织起150余人的独立师第 5 团。 含溪会议 鉴于闽东主要领导人詹如柏、马立峰、叶秀蕃等先后牺牲，闽东特委机构已不健全，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1935 年 5 月底，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召集隐蔽在各地坚持斗争的负责人在寿宁含溪举行会议。会议总结了反“清剿”斗争以来的经验教训，主要对重建闽东临时特委，加强党的领导，研究制定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重建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由叶飞任书记，委员为阮英平、范式人、许旺等。确定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一方面波浪式向外发展新区，一方面对内恢复老区，提出了实行“白皮红心”政策，以对付敌人的保甲制度，等等。 含溪会议是闽东转入游击战争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从组织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以及有关政治经济斗争的政策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为恢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含溪会议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史上是又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后，特委委员即分赴各地，范式人、许旺分别到福寿、霞鼎地区开展恢复老区工作。阮英平率领独立师一部到屏南、政和一带开辟新区。叶飞率独立师一部在太姥山脉闽浙边区开展游击活动。 突袭流坑亭、奇袭沙埕 6月10日，叶飞率独立师特务队在霞鼎游击队的配合下，在福鼎白林郭阳乡流坑亭村，袭击国民党军第87师521团运输队，击溃敌人1个排，缴获军用品30多担。紧接着又化装奇袭了福鼎港口重镇沙埕，全歼守军水警队，俘敌10余人，缴枪70余支，子弹数千发，占领沙埕一天，震惊了福鼎敌人。并和在鼎平地区坚持斗争的鼎平独立团郑宗毓会合。6月17日，独立师主力和霞浦游击队集中500多人的优势兵力，在福鼎桑园附近伏击前往霞浦步竹“搜剿”的新 10 师1个连，毙、伤敌营、连长等 30 余名。7月，陈挺率独立师主力在福寿地区岗垄又伏击了国民党军陈式正部数百人，击毙敌40余人，缴枪70多支。独立师的这些行动，打通了原先被敌人分割的宁屏古、福寿、霞鼎、鼎平4块地区之间的联系，开创了闽东游击区坚持斗争的新局面。 陈挺（1911—2005）开国少将 随着游击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决定充实和健全特委领导机构，书记叶飞，组织部长阮英平，宣传部长范式人，委员许旺、陈挺、范义生、郑宗毓、詹嫩弟等。根据当时各块地区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批准设立宁屏古、福寿、霞鼎、鼎平4个特委办事处，分别以阮英平、范式人、许旺、郑宗毓为书记，负责领导各地区的斗争。会议还确认把独立师分为三个纵队，以纵队为单位在各个地区活动，恢复和开辟地方工作。并决定叶飞任独立师师长兼政委，范式人任政治部主任。中共闽东特委的充实、健全，特委办事处的建立和独立师建制的调整，有效地加强了党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使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会后，独立师第1纵队、第3纵队和周墩独立营在周墩的肖家岭，伏击福建省保安第8团300余人，毙伤敌连排长等40余人。肖家岭战斗后，3个纵队分赴各地，为进一步恢复老区，开辟新区进行斗争。 开辟新区，发展老区 独立师各纵队在开辟新区、发展老区的过程中，采取外线出击与内线作战相结合，恢复老区与开辟新区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建立根据地相结合，在开辟新区时，部队行动与地方工作相结合，部队每到一地，先培养一批骨干，再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区委，然后发给枪支，成立游击队，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开始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再逐步发展成大块游击根据地。红军游击队昼伏夜行，来去无踪。每次从一块根据地出发袭击敌人，完成任务后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夜里又一个急行军，跳到另一个根据地，部队行动不走回头路。这种“狡兔三窟”的战术，使国民党军摸不清红军游击队的行踪，常常被红军游击队搅得晕头转向。在具体战斗中，红军游击队“吃软不吃硬”，避强击弱，避实就虚，与敌迂回周旋，见敌被拖得疲惫不堪、精神恍惚之际，再给予致命一击。 第 1 纵队以福寿边区为依托开展活动。首先在福寿后溪头、洋溪、霞鼎桃坑、杉洋、王宿地、玛坑等地歼灭了国民党守军和地方民团。福寿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建立了5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含溪中心区委和区苏维埃，恢复了寿宁县委。1935 年秋，福寿县委从福安北区迁往寿宁含溪，充实扩建为福寿中心县委。尔后，第 1 纵队向浙江的泰顺、景宁、庆元、龙泉、丽水一带发展，建立了寿泰、寿景庆等县委，开辟了寿景庆游击区。 第 2 纵队在各地迂回牵制敌人，减轻老区的压力，保障老区的恢复和发 展。1935 年 9 月，叶飞和陈挺带领第 2 纵队到达周墩地区一带活动，先后恢 复了碧岩、茶广、梧柏洋、芹太丘、桐子坑等 20 多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周墩县苏维埃政府。1935 年 9 月，在周墩紫云成立了中共周墩中心县委。尔后，转战到太姥山脉的鼎平地区，在那里建立了鼎平中心县委，发展武装力量，打通了闽东与浙西南的交通线。 第 3 纵队回到宁屏古地区后，很快恢复和新建了古田谈书店、毗源、杉洋、章地等交通站，沟通了古田、连江、罗源、宁德之间的联络线。在政（和）屏（南）边区先后建立了岩后、仰头、文山、牛山、东盘等 10 多个党支部，成立了政屏中心区委和政屏游击队，开辟了政屏游击根据地，成为闽东、闽北红军来往的依托。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基本上以宁屏古、福寿、霞鼎、鼎平 4 块根据地为依托，长期坚持斗争。在这期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残酷“清剿”，恢复和发展游击根据地，产生了积极影响，形成了闽东游击区斗争的新格局。到 1935 年底，独立师发展到 4 个纵队。寿宁、福安、罗源、古田、政屏、霞鼎等地恢复建立了 11 支游击队。还组织了福安上白石、下白石到宁德三都一线的船民武装队伍，在沿海的宁德斗帽、三都等地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开辟了直达福州、长乐的地下航线。从而使红军游击队更充分利用闽东江海优势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保障了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寿宁会师与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 1935年10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挺进师一部，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到达寿宁郑家坑村，与叶飞、范式人等率领的闽东独立师一部会合，双方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鉴于当时各自都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能在战略行动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共同反击国民党军的“清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刘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任组织部长兼军区司令员，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 粟裕（1907—1984）共和国大将 刘英（1903—1942） 1935年11 月7日，临时省委在浙江泰顺县白柯湾村召开会议，调整充实省委成员。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刘达云（后叛变）、方志富、许旺等11人组成。临时省委辖浙西南特委和闽东特委。临时省委决定调挺进师原政委会秘书许信焜担任闽东独立师师长。闽东恃委将鼎平地区连同鼎平独立团划归临时省委直接领导，支援挺进师恢复浙西南根据地的斗争。独立师与挺进师的会合，临时省委的成立，加强了闽浙边地区反“清剿”斗争的领导。 反“清剿”斗争 闽东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闽东独立师的不断壮大，和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35 年 11 月，国民党驻闽第 4 绥靖区增调第 9 师 25 旅 2 个团到闽东，由旅长张琼亲临“督剿”，重拟“清剿”计划。布置了福鼎到寿宁、福安到霞浦两道封锁线，以 6 个团的兵力加强对上述 4 个县的封锁、“清剿”。福建省水警总队也调派海岛警艇开抵闽东沿海“协剿”。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封锁，独立师与挺进师协同作战，相互支援。粟裕、刘英率挺进师以鼎平地区为依托，在浙南开展游击战争，恢复和发展浙南游击区。活动在福寿、霞鼎地区的独立师部队则积极向浙江边境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挺进师收复浙西南根据地的斗争。叶飞率闽东独立师主力昼伏夜行，采取快速猛进、外围歼敌、长途奔袭、化装奇袭等战术，转战宁屏古地区，经古田、闽清到达闽江边，拟渡闽江向闽中地区挺进，打通与闽中地区的联系，并恢复连罗根据地。后因缺乏渡江船只而转抵福州近郊，接连袭击闽侯、连江、古田、宁德等地国民党军。这些行动打乱了第 4 绥靖区的“清剿”部署。1936 年 1 月，国民党调整闽浙边区的“清剿”部署。调张发奎接任闽浙赣边区“清剿”总指挥，驻闽绥靖区由 4 个缩为 3 个，闽东划为第 2 绥靖区，由第 56 师师长刘和鼎任司令。2 月，增调第 56 师一部，从鼎平地区起，经浙江平阳、丽水、龙泉直到庆元设置封锁线，企图围困独立师和挺进师。闽东特委派福寿边区各部队迅速挺进寿政庆边界活动，牵制国民党军，配合挺进师粟裕部转战浙江遂昌、龙泉一带，与国民党军兜圈子，相机歼敌。挺进师另一部和闽东红 5 团以鼎平地区为依托，袭击了平阳、丽水的国民党军。7 月，独立师一部从闽浙边直插霞鼎根据地，进逼霞浦城郊，派侦察班化装袭击塔头尾街守军，迫使进山“清剿”的国民党军撤兵回防。8 月，又在福寿游击队和群众的配合下，于寿宁仙宫岗伏击国民党军 1 个连，毙俘伤敌连长以下 40 余人，缴枪 70 多支和一批弹药。 红军游击队出没无常，行踪不定，使国民党军无法捉摸，陷入被动，其“清剿”计划终于被打破，游击区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至 1936 年冬，闽东游击区范围扩大到南抵福州附近，北至浙江的龙泉、青田、庆元，西达闽北政和，东及东海之滨的广大区域；各地党的基层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仅福寿、宁屏古、霞鼎 3 个地区即新建 260 多个支部，发展党员 1000 多名，各个游击根据地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意见分歧，中断与浙南地区的联系 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对于加强闽东和浙南游击战争的领导，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后来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指导方针上，临时省委内部逐渐产生分歧，无法统一。临时省委主要领导人要求闽东独立师离开闽东游击区，到浙西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则认为独立师在闽东土生土长，与本地群众有着血肉相连的联系，只有坚持在有深厚群众基础的闽东游击根据地，才能与国民党军周旋。如果闽东独立师离开了闽东老区，闽东根据地就无法坚持，因而不同意独立师离开闽东游击区。根据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时即已提出的待与闽北游击区取得联系后，由闽北、闽东、浙南三方面共同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的意向，1936年4月，叶飞与闽北游击区黄道、吴先喜、曾镜冰等主要领导人在政和县宫洞山仰头村会晤，商讨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有关问题。由于条件不成熟，双方只就成立闽赣临时省委问题进行了磋商。后来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一次会上，由于对成立闽浙赣边临时省委以及闽浙边临时省委的组织人事安排等问题，闽浙边临时省委内部又发生严重分歧，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闽东特委遂宣布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随之，许信焜也离开闽东独立师，返回浙南。 黄道（1900—1939） 1936年6月，黄道在崇安县岚谷宣布成立直辖闽北、闽东两游击区的闽赣临时省委。但由于各种原因，在实际斗争中，闽赣省委并未对闽东游击区实施统一领导。闽北、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仍然各自独立坚持本地区的斗争，只是双方联系配合更为密切。此后，原闽北独立师政委卢文卿到闽东任独立师师长。8月，卢文卿与闽东独立师第1纵队队长范义生在与闽北独立师一部联合攻打周墩葡萄洋的战斗中不幸牺牲。1936 年秋，浙南红军挺进师领导人在浙江庆元县南阳村以宴请为名，约见闽东领导人，不料在宴席上挺进师方面突然武装扣押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以及陈挺等人。后在押送途中遭国民党军袭击，叶、陈乘机脱险。挺进师的这一错误作法给闽浙边地区的游击战争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从此，双方关系就完全中断了。 反击国民党军“清剿”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被迫接受国共合作抗日，但却坚持“北和南剿”方针，继续派兵“清剿”南方各省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1936 年 12 月，国民党当局成立闽浙赣皖四省边区绥靖公署，集中第 19、52、16 师、新编 34 师及 80 师王继祥旅、第63 师 118 旅、整编 11 旅、福建独立旅等部，配合闽浙两省原有驻军和保安团，在第 19 师师长李觉的统一指挥下，向闽浙边发动大规模“清剿”。第 80 师、新 10 师、福建独立旅、福建保安第 2 旅等部，由民团、清乡队为向导，重点进攻福寿、霞鼎、宁屏古根据地。 国民党军这次“清剿”，采用移光、并光、烧光、杀光、抢光的“五光十杀”政策，用斩首示众、分四腿、挖心肝、火烧、碎割等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手段，疯狂屠杀根据地军民。仅霞鼎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被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群众就有 700 多人，被烧房屋 3200 多间，70 多个村庄被毁。所有游击基点村几乎被烧光、抢光。在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些叛徒，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面对敌人的残酷“清剿”和疯狂屠杀，闽东红军和游击队在特委领导下，紧紧依靠畲、汉两族人民，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福寿、宁屏古、霞鼎、鼎平等 4 块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在遍及闽浙两省 20 多个县的广阔游击区域内与国民党军周旋。 1937 年 1 月，国民党军10000余人分 5 路“清剿”寿宁岗垄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军游击队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相机歼灭敌人。独立师第 1、2 纵队在负责掩护驻扎岗垄的特委办事处和群众转移后，在原地坚持斗争，并向浙江庆元、龙泉方向挺进，接连袭击国民党区公所、联保处、民团，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清剿” 部署，减轻了岗垄的压力。在宁屏古地区活动的独立师第 3 纵队则西出政和、屏南，袭击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伺机歼灭小股国民党军。2 月，与闽北独立师一部在屏南节桥头联合击溃 87 师 1 个连，毙伤敌 10 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在国民党军占领区内，闽东特委还发动群众挖敌人炮台，砍电线，破坏国民党驻军的据点和通讯设施，粉碎国民党军的“联防”。1937 年 1 月间，国民党军独立旅“进剿”宁屏古周墩一区，屯兵碧岩和沈洋两地，强迫群众修筑炮台，架设电线，团团包围一区游击根据地。周墩一区的岭头、溪底、梧柏洋等 13 个村的党支部，在区委的统一指挥下，先后 5 次把国民党军架设的从犁坪到咸村长 20 余公里的电话线全部割断，砍倒并运走电线杆，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通讯设施。并在其中一次行动当中，在一座故意留下的电线杆下埋设一颗土质地雷，炸死国民党军架线工兵 1 名。2 月，桐子坑等村的群众被迫在沈洋修筑碉堡炮楼，在党组织领导下，白天采取“磨洋工”的办法消极怠工，晚上将碉堡挖掉，并贴上红军来过的标语，使碉堡迟迟筑不起来，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红军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 由于根据地内军民团结一心，在特委和各县、区委的领导下，致使国民党军的“清剿”计划一再受挫。在反“清剿”斗争中，闽东特委在领导红军游击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反击国民党军事“清剿”的同时，还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政治斗争方面，针对国民党推行的保甲制度、联保连坐的法西斯统治，采取革命两面派的斗争策略。特委对保甲长、联保主任等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镇压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同情分子。允许中间立场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充当“两面派”。古田大甲珠洋的联保主任和程际村的保长，不但为红军游击队购买弹药和医药用品，还经常到古田、福州等地探听敌情，为红军游击队通风报信。同时特委还派出一批忠诚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去当联保主任、保甲长。这种“白皮红心”两面政权，明里应付国民党，暗里进行革命活动，负责交通联络，收集传递情报，变“白色保甲”为“红色联防”。各地群众在有组织地分散转移到根据地边沿居住时，仍然和红军游击队保持联系，在深山密林里建造了许多“秘密寮”和地洞，埋藏粮食财物，实行坚壁清野，反对国民党军的集中并村和封锁围困。各地区的党组织还发动群众拒绝向国民党政府、地主豪绅交纳粮税租债。坚决镇压催粮、索税、逼租、讨债的反动分子。在商业政策方面，允许国民党军占领区内的商贩来根据地经商做生意，保证安全，来往自由，买卖公平。通过这些商旅活动，不仅供给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群众许多军需和民用物资，有的还为红军游击队提供情报，有效地打破了国民党的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 畲族群众对游击战争的贡献 在红军游击队深入开展游击战争，反击国民党军“清剿”的斗争中，闽东人民群众特别是畲族群众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给了闽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以极大的支持。闽东系畲族群众聚居地，人口占全国畲族总数的近一半，1700 多个畲族村庄分布在各县交界的偏僻山区里。这些地方山势险峻，岩洞沟壑众多。畲民多散居在穷乡僻壤，远离县城，交通十分闭塞，具有隐蔽性，有利于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有利于游击战争迂回战术的开展，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反动军队与当地民团武装，是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依托地。畲族人民在历史上深受多重压迫，倍遭歧视和凌辱，他们最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斗争中团结一致、保守秘密，革命十分坚决。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医院、“秘密寮”、兵工厂等大部分建在畲乡，广大畲乡成了红军游击队的可靠后方基地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死亡陷阱。 畲乡是闽东重要的游击战场，数百名畲族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广大畲族群众投身反“清剿”的斗争。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独立师和红军游击队正是依靠了畲族人民的支持和掩护才得以坚持。在 1936 年到 1937 年初的反“清剿”斗争中，国民党军包围了竹洲山、苧园坪一带舍村，隐蔽在那里的红军队伍和伤病员在畲族群众的掩护下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国民党军扑了个空，抓走雷银弟等8 位老人和妇女，逼问红军医院和兵工厂在何处，用放火烧房子和砍头相威胁，但雷银弟等畲族群众守口如瓶，使国民党军一无所得。不久，国民党军又以更大的兵力合围竹洲山，杀害苏维埃主席雷良俊，烧毁全部茅房，把躲避在山林的群众赶下山，实行并村，编保甲，订连坐。但是畲族共产党员雷成波等仍冒着生命危险，活动在群山密林之中，掩护着红军后方医院和兵工厂。 雷良俊（1864—1936），畲族，福建周墩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苎园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苎园坪支部书记，参加了周墩游击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和闽东北苏区的反“围剿”游击战争。1936年12月在大前坪采买物资时被敌抓捕，历经酷刑，坚贞不屈，被敌残忍杀害。 1937年2月，安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60 多岁的钟日住，为掩护红军伤病员转移，不幸被捕，在国民党军的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威逼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西胜乡南山村 13 岁的雷石祥，敌人要他带路寻找红军，他故意把敌人引向险路后自己跳进将军潭壮烈牺牲。这样可歌可泣的事例举不胜举。许多畲族妇女和儿童在斗争中也不畏艰险，积极为红军游击队担任秘密交通员传递情报，站岗放哨，购买物品，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共有 5600 多名畲族革命群众、干部和党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正是在广大畲、汉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英勇反击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取得了游击战争的胜利。 转变斗争策略，成立闽东军政委员会 1936 年冬，闽东特委在长期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过多方努力，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等多种渠道，获悉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等文件。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闽东特委意识到国内外政治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正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为此，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在反击国民党军事“清剿”的同时，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号召闽东各界民众迅速自动地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卖国辱国的行径，实行对日作战。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动员和领导闽东人民投入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闽东特委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关于成立闽东军政委员会的通令》，阐明了“坚决地发动与领导广大的群众斗争，粉碎敌人的进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任务。决定将军事机关与政权机关合并成立闽东军政委员会，叶飞为主席，阮英平、范式人为副主席，将闽东红军各纵队番号一律改为“中国人民红军闽东抗日纵队”。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和肃反委员会，由阮英平任司令部参谋长，范式人任政治部主任兼肃反委员会主任。同时将闽东分为3 个分区，以许旺、缪英、叶藩分别为分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并责成各分区成立各县、区军政委员会。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声，顽固坚持“攘外心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1937年春，蒋介石继续调兵遣将，“清剿”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对闽东游击区根据地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更是变本加厉地残酷“清剿”和疯狂屠杀，斗争极其尖锐、残酷。闽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谢作霖于 4 月间叛变投敌。6月，闽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 1 作战分区军政委员会主席许旺，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 许旺（1903—1937） 在此期间，闽东特委和各级军政委员会领导闽东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畲汉两族人民的大力支持，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在遍及闽浙两省 20 多个县的广阔游击区内与敌周旋，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清剿”。 1937 年 6 月，闽东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进一步转变斗争政策，以闽东军政委员会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闽东军政委员会布告》，阐明了闽东特委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严正立场，呼吁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使之更适合当前抗日民族革命斗争的需要。7月5日，中共闽东特委又发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告民众书》，强调“用民众的力量逼迫南京政府立刻放弃对日投降政策，立即停止内战”，“集中全国人力、兵力、财力立刻发动抗日”，呼吁“全中国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一致联合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宏伟的民族阵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闽东抗日军政委员会的《布告》和特委的《告民众书》，在闽东游击区以至国民党统治区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各阶层人民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浪潮中。闽东独立师和游击队积极宣传中共闽东特委和军政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到处张贴特委《告民众书》和军政委员会的《布告》，散发传单，书写标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闽东各县还组织了抗日巡回宣讲团、晨呼队、妇女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先进群众团体，在广大城乡通过刊物、标语、墙报、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中共福安县委争取团结了国民党县政府秘书，通过其安排郭文焕等 10 多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当局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工作。 郭文焕（1900—1941）福建福安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任中共福安县委书记，1938年2月奉命留在闽东坚持斗争，历任中共闽东特委委员、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后方留守处秘书长，中共闽东特委书记。1939年9月8日赴周宁参加特委会议途中与国民党保安队相遇被捕，囚于三元梅列集中营。在狱中成立秘密支部，领导狱中斗争，后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惨遭酷刑折磨。1941年2月2日凌晨，在战友的怀中溘然谢世，壮烈牺牲。 “八一三”淞沪激战时，前线急需补充兵员，闽东特委从民族利益出发，通过在后援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动员了 600 多名青壮年应征入伍。福安赛江两岸 100 多名船民加入了船舶中队的救亡工作。连江、福安、霞浦等县积极开展抵制、销毁日货活动。在闽东特委的政策感召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原 19 路军的一个排长于七七事变后，带了一个班起义参加红军。 几个月来，闽东特委、军政委员会和广大军民为制止内战、抗日救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英勇抗击和成功地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清剿”。特委和军政委员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广泛动员了一大批爱国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停止内战，实现国共和谈和合作抗日，创造了必要条件。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进一步了解全国形势的变化，弄清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消息是否确切，8 月，叶飞率独立师主力打下宁德八都重镇，缴获了大量国民党报纸。从《申报》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等党的公开文件，了解到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准备开赴抗日前线。闽东特委即由“反蒋”、“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正式向国民党福建当局提出停战谈判，合作抗日的要求。但是国民党当局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继续对闽东红军游击队进行军事“清剿”。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平谈判，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坚决实行自卫反击，以打促谈。 亲母岭反击战 亲母岭，位于宁德北部无坪山东面的邑堡村约1公里处，这里是红军游击队的基点村，群众基础很好。1937 年 8 月，叶飞率独立师主力在这一带活动，陈挺率第 2 纵队就驻扎在邑堡村。一天，得到群众报告说，洋中敌人出动，企图袭击邑堡。下午两点多钟，敌人已到邑堡对面山上的胡坑尾村。邑堡和胡坑尾村都位于海拔很高的两座大山上，直线距离只有 2 公里，但两山之间却隔着一条很深的山沟。从胡坑尾过来，先要走 5 里的下山路，过沟底一条小溪，再爬上 5 里很陡的上山路才能到达邑堡。第 2 纵队在邑堡这边，可以清楚看见对面山上的省保安旅士兵一个个沿着那条又小又陡的山路蠕动着，粗略估计有 100 多人。除了眼前这股敌人外，其它方向没有听到敌人出动的消息，于是叶飞下决心要打掉这股敌人。 第2纵队纵队长陈挺迅速带队伍到亲母岭，这里是从胡坑尾村到邑堡村的必经之地。第 1 支队隐蔽在岭头之上，第 2、3 支队埋伏在岭前上山路边的杂树林里在，敌人先头部队快要爬到岭头时突然开火。由于敌我距离太近，第2、3支队迅速将敌拦腰切断。岭头上的第 1 支队也猛冲下来，很快将敌人先头部队全歼。后面的敌人被第 2、3 支队冲得四下逃散，直往岭下山沟里躲藏。独立师指战员在邑堡村许多自动赶来助战的群众的帮助下将残敌全部俘获。这次战斗，红军游击队仅以4人轻伤的代价，全歼了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2旅1个加强连。计毙敌40多人，俘敌连长以下7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亲母岭一战，震动闽东国民党当局，对今后进行和平谈判，起到了促进作用。 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与此同时，在寿宁、庆元等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独立师一部，也遭到浙江省一个保安团的进攻。独立师被迫应战，在庆元、南阳地区击溃了该团。由于闽东独立师坚持自卫反击，使国民党当局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未能得逞。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进一步高涨，加之上海战事紧张，国民党军第 70、80、87 等 3 个师相继调往上海，福建军事力量减弱，福州直接受到闽东红军的威胁，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不得不停止对闽东游击区的全面“清剿”，同意与闽东军政委员会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国民党当局提出由叶飞亲自前往谈判。闽东特委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派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范式人作为全权代表，与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进行谈判，并由郭文焕从中斡旋。同时确定了和平谈判的五项条件。特委还决定将独立师各纵队迅速向宁德桃花溪根据地集中，以防止国民党当局在停战谈判中的不测。 1937 年 8 月底，范式人前往宁德霍童，与国民党福建省当局代表黄苏举行谈判。谈判中范式人阐述了闽东特委关于谈判的五项条件。国民党方面对于和平谈判并无诚意，妄图在谈判桌上获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黄苏坚持要把闽东独立师收编为福建保安师，范式人坚持闽东独立师只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支队，保持共产党的领导，拒绝将闽东红军收编为保安师的无理要求。一方坚持改编，一方坚持收编，一字之差，相争不下，而这一字之差正是合作抗日的原则问题，谈判陷入僵局。 国民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不久，国民党福建当局派王调勋（叛徒）到桃花溪红军驻地附近一个村子，提出向叶飞面陈意见。闽东特委当即识破国民党当局旨在刺探军情，妄图偷袭闽东红军领导机关的阴谋，遂将计就计，命令独立师主力在会谈村子附近设阵以待。次日拂晓，福建保安师果然出1个加强连前来偷袭。独立师当即出击，不到一小时即全歼来敌，次日，闽东特委派范式人下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提出继续谈判。9 月，在宁德县城东门外马祖庙继续举行谈判。由于国民党代表继续玩弄“收编”阴谋，拒绝接受闽东特委提出的条件，妄图采取封官许愿等手段，用高官厚禄收买红军游击队，理所当然地遭到闽东代表义正辞严的拒绝。继而，国民党代表又提出要闽东特委派人到福州，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面议，又把谈判拖延下来。10 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张云逸来福州，准备到闽东与闽东待委和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但国民党当局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挠。在此期间，闽东军政委员会还分别与闽浙边区国民党驻军第 82 师、70师、独立 6 旅以及闽东各县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国民党方面不但拒不接受合作抗日提议，而且继续对抗日红军实行封锁，破坏抗日组织。 张云逸（1892—1974）共和国大将 10月4日，闽东军政委员会致函国民党浙江省庆元县政府，重申闽东特委和军政委员会对合作抗日谈判的立场和条件。指出和谈所以迟迟未能实现，责任全在国民党军政方面。要求以民族利益为重，取消一切成见，立即停战，互派代表，约定地点商谈。强调闽东红军为实现合作抗日，巩固抗日后方，对一切破坏、镇压抗日运动的顽固分子将予以严惩。11 月下旬，范式人前往福州谈判。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斗争，终于在以下几个条件上同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1.闽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 2支队。 2.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支队由共产党领导。 3.划屏南为闽东红军驻区，100 里内国民党不得驻兵。 4.以中共闽东特委名义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并公诸报端。 至此，经过几个月艰苦复杂的谈判斗争，终于胜利告一段落。闽东国共和谈的成功，是闽东特委在谈判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闽东的胜利，也是闽东军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 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闽东特委和国民党福建省当局达成协议后，斗争并未停止。在部队集结、整编过程中，还充满了一系列矛盾和斗争。首先是部队点编问题。国民党当局要求闽东红军游击队开往宁德县城集中点编。这时范式人带回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县城集中被国民党军队缴械（漳浦事件）的消息，引起了特委和独立师领导的警惕。在部队集结地点上，独立师坚持“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不开到县城集中，而在宁德的游击根据地中心桃花溪集中。关于点编的方式，国民党方面坚持全体集中点编，独立师则强调场地小，部队还必须担负驻地周围的警戒任务，不同意全部集中，只能一个连一个连地点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国民党点编官员无可奈何地只得照独立师的意见办，避免了“漳浦事件”在闽东的重演。 部队集中在桃花溪以后，独立师按照协议规定，停止了打土豪筹集经费，因此部队给养发生困难，就向福州国民党当局提出解决给养问题的要求。国民党当局以为有机可乘，又故伎重演，老调重弹。要挟地提出以独立师改称保安师为条件，才予解决。独立师当然不予理睬，提出用暂借的办法解决，国民党当局依然不肯。独立师针锋相对，表示要“自由行动，自己解决给养问题”。这意味着红军游击队又要打土豪筹款，国民党当局顿时慌张起来，才不得不借给独立师 700 套棉衣和 5000 块钱，被迫履行了协议，解决了部队在集结期间的经费给养问题。12 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参谋顾王良到达闽东，向闽东特委和独立师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谈判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的指示，并陪同叶飞下山经福州赴江西省南昌市新四军军部接受任务。在此期间，闽东红军游击队从宁德桃花溪开赴屏南待命改编。闽东国共和谈和红军游击队的改编，经历了艰苦曲折的过程。闽东特委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当局企图“收编”红军独立师的阴谋，保持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取得了和谈和改编的胜利。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1938 年 1 月下旬，叶飞从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受任务后，陪同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到达屏南棠口，传达了新四军军部命令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决定。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 3 支队第 6 团， 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调整中共闽东特委组织机构，范式人任书记。设立新四军第 6 团后方宁德留守处。 阮英平（1913—1948） 1938年2月14日，1300 余名闽东游击队指战员告别了闽东人民，由叶飞、阮英平率领从屏南双溪、棠口出发，奔赴皖南抗日前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是“革命战略支点”的指示精神，留下一部分武装力量和党的骨干，在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完成了高举红旗十八年不倒的英雄壮举，直到全国胜利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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