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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曾在20世纪30年代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不过如今，人们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反而更多了。 自动化确实导致了大规模失业，只不过我们用大量硬造出来的“挂名岗位”把这个失业口子补上了而已。随之而来的是，那些无意义的工作也增多了。 数据显示，至少40%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无意义的，即那些“狗屁工作”。而这些工作被创造出来，就好像是为了让人们一直一直工作。我们将整个社会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让工作本身成了我们的目标和一切意义之所在。 “工作、睡觉、醒来再工作，再睡觉……不断重复”，这也成为了如今很多人的常态。996、007工作模式之下，很多年轻人活活把自己活成了一颗“卷心菜”。 2013年，前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在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文章一经刊登，就引发热烈讨论，并且被翻译成了十几种语言。格雷伯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的工作对世界做出贡献了吗？是否产生了实际价值？ 格雷伯认为，有些工作即使不存在，对这个世界也不会产生什么看得见的变化。他认为有些“狗屁工作”的存在，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而无暇顾及其他。比如，给狗狗洗澡以及24小时送披萨的工作。 为了更系统地论述“狗屁工作”现象、“狗屁工作”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狗屁工作”的危害，格雷伯在文章基础上又写了《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他认为，只有认清那些无意义的工作，才会获得实实在在的劳动价值。 “打造一个闲暇的社会，每周只需上班20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这本来是可以轻松做到的，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整个社会，所有的人，似乎都陷入了某种悲惨的境况：我们将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了工作，投入了那些我们知道对这个世界毫无贡献的工作中。”格雷伯写道。 01 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 在收集了很多读者的来信之后，格雷伯给“狗屁工作”下了个定义。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他把“狗屁工作”分为以下五种类型：随从、打手、拼接修补者、打钩者和分派者。最典型如随从，随从存在的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是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比如电梯操作员——只需要在电梯口站着，来人的时候帮忙摁电梯。 而且世界上没有哪份工作，你可以说它一点儿无用和愚蠢的内容都不涉及。尤其是从事一份工作长达30年或更久的人，无一不觉得这些年他们工作中的“狗屁”指数增加了。比如，很多人认为自己80%的工作时间都被文书工作和会议占据。 “狗屁工作”的另一种例子如，工作时间的80%都在做本职工作以外的事，虽然可能同事知道，或者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他本人绝对不会产生一种自己在有效工作的幻觉。 所以格雷伯认为，在这个社会中，起码有一半的工作可以被删除，而且删除后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虽然“狗屁工作”往往能带来很不错的收人，工作环境也极佳，只不过毫无意义。 一位豆瓣网友在书评中写道，“我自己就是在做着书里说的狗屁工作，看上去一切都蛮好，独立办公室，工资较高，文职甚至很少加班，然而并不产生任何意义，每天下班都感觉自己被掏空，空的一滴都不剩了，就想躺着，感觉做饭和说话都要费尽气力。” 他目前能想到的应对方法，就是压缩无意义的工作时间，每天腾出半天来自己做点有意义的事。 02 “狗屁工作”是一种精神暴力 老板：你为什么没在工作？ 员工：没事情做。 老板：好吧，你应该假装在工作的。 员工：嘿，我有个更好的办法，要不你假装看到了我在工作，毕竟你收入比我高。 以上对话，来自比尔·希克斯的一档喜剧节目。 事实上，所有拿过工资上过班的人对这一点都深有感触：那些在密切监视下工作过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工作中最令人恼怒、最令人发狂的一点便是“假装工作”。 因为工作是有目标的，本该是有目标的。 格雷伯认为，如果说游戏时“相信虚幻”是人类自由最彻底的表达，那么工作时被迫“相信虛假”便是人类不自由最为极致的体现。 伪装成公益事业、实则无用甚至有害的工作或许是最糟糕的，“狗屁工作”常常引发绝望、忧郁和自我怨恨。这种影响可以被称作“精神暴力”，抹杀着我们作为一个人最本质的意义。 这种暴力已经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感受力造成了影响。最重要的是，这种精神暴力影响了我们的年青一代。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年轻人（全世界范围的年轻人也有这个趋势）正在接受一种心理上的准备，那就是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是正常的。我们的年青一代被教导着如何假装工作，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领着进入“狗屁岗位”，开始从事那些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毫无意义的工作。 03 人需要对世界产生意义 早在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就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已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异常开心。比如，某个婴儿随机动了一下胳膊，铅笔就动了，然后他发现自己重新做一次刚才那个动作，铅笔又动了，这个婴儿的脸上就会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 对此，格鲁斯创造了“身为原因的快感”这个说法。在他看来，快感就是为了行使权力而行使权力。 如果我们让孩子先发现和体会到了“身为原因的快感”，然后突然又把这种机会拿走，会在孩子身上产生非常戏剧化的结果：他们先是感到愤怒，然后会拒绝配合，随后出现某种紧张性精神症特征的自我封闭倾向。 如果上述判断成立，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开始理解，为何“狗屁工作”会对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雇用你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而获得了这个岗位，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但又不得不配合表演，假装自己是有用的，假装这个岗位是有用的。 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一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 有无数的经验证据能支撑上述说法。比如：工人阶级若是赢了彩票成了千万富翁，几乎都不会辞去以前的工作；在有些监狱，囚犯吃住免费，还不用工作，这种情况下，剥夺他们在监狱洗衣房熨衣服、在监狱体育馆刷厕所等资格，正是一种惩罚手段。哪怕熨衣服、刷厕所等工作是没有酬劳的，哪怕囚犯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依然能感受到被惩罚。 【感谢您的阅读，转发是最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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