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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初枝寄给鲁迅的照片，右边有其亲笔题签。 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矛盾重重。一方面，国民党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禁锢思想，封杀言论，在白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可言；另一方面，日本军事力量威逼中国，日本黑社会势力和日本浪人在日本军事集团的怂恿和支持下，寻衅滋事，制造事端，为日本全面侵华制造氛围，创造条件。在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乃至相互掺杂渗透在一起的复杂的情况下，一些别有用心的文痞宵小，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便大肆诋毁鲁迅，造谣生事。他们先是说鲁迅经常拿俄国人的卢布，替苏俄国人干活，是亲俄派，是亲共派，欲借助国民党的专制力量来制裁鲁迅，彻底消灭鲁迅；继而又造谣说鲁迅是汉奸文人，是日本人的间谍，拿着日本的钱来替日本人办事的，若不是这样，为什么鲁迅有那么多日本朋友呢？其真实的目的，就是想借助国民政府的势力和社会上那些“盲动的爱国者”的力量，从舆论上搞臭鲁迅，从精神上摧残鲁迅，从肉体上绞杀鲁迅。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鲁迅不仅忍受着政治的迫害，还受到了文化的“围剿”，甚至还有来自统一战线内部的怀疑、猜测、污蔑和攻击，其精神上所承受的悲苦难言的巨大折磨，可想而知。 在致山本初枝的书信中，他完全将她视作自己的知音，自己可以信赖的挚友，向其倾诉自己内心的悲伤、痛苦、寂寞、孤独和种种委屈：“上海仍寂寞”（1932年11月7日信）；“上海已热，蚊虫颇多，经常咬我，现在还在挨咬……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1933年6月25日信）；“我在提防着，内山书店也难得去，暗杀者大概不会到家里来的，请勿念”（1933年7月11日信）；“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在中国的所谓论敌中有那么卑劣的东西存在，实在言语道断”（1933年9月29日信）；“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我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吧”（1934年1月11日信）；“上海已转暖，春天似乎确实来到了，但对文学界的压力却愈见加重”（1934年2月12日信）；“我自己觉得，好像确有什么事即将临头，因为在上海，以他人的生命来做买卖的人颇多，他们时时在制造危险计划”（1934年4月25日信）；“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进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1934年7月30日信）；“自上月起，我每晚发热，大约休息了三个星期，现在已好转，始终未查明是流行感冒还是疲劳，以致久疏问候……上海尚未下雪，但不景气依然如故，然而有些人似乎依旧很快活，我对面的房子里，留声机从早到晚像被掐住了嗓子的猫似的嘶叫着。跟那样的人作邻居，呆上一年就得发疯，实在不好受”（1934年12月13日信）；“对出版的压迫实在厉害，而且没有定规，一切悉听检察官的尊意，乱七八糟，简直无法忍受。在中国靠笔来生活颇不容易。自今年起，打算不再写短评，想学点什么。当然就是要学点骂人的本事了”（1935年1月4日信）；“龙华的桃花虽已开，但警备司令部占据了那里，大杀风景，游人似乎也少了。倘在上野盖了监狱，即使在热衷于赏花的人，怕也不敢问津了吧”（1935年4月9日信）；“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愈来愈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两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反正还不至于死罢，目前是放心的”（1935年6月27日信）。 从致山本初枝的信中，我们看到的鲁迅是一个感性且平凡的男人。他是寂寞的，是孤独的，也是忧伤的。这种寂寞、孤独和忧伤，源于他的内心。其中，既有在上海文坛孤军奋战的孤寂，又有一个平凡男人对琐屑平淡生活的感受。虽然平日里有亲人陪伴，也有朋友交往，但是，均无法排解他内心的孤寂和忧伤。或许，“距离产生美”这句话，颇能契合鲁迅此时的心境。在他的心目中，远在异国的山本初枝，正是一位能了解他的孤寂的女性，能分担他的忧伤的知己。 思想深沉者，时有寂寞之痛；感情丰盈者，常怀孤独之苦。所以，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过的一句话最能发聩：“没有在黑夜中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言人生。”人世间有一位这样的红颜知己，可以交流，可以倾诉，鲁迅应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山本初枝全家福，右上为山本初枝赠给鲁迅的题签。 八 为了鲁迅的身体健康和工作环境考虑，劝鲁迅“休息一两年，疗养一下”的诸多“朋友”中，就有山本初枝。甚至她再三敦促鲁迅到日本旅行并疗养一个时期，换换环境和空气，驰放心灵，舒解压力，不仅有益于身体健康，也有益于精神的丰盈。对此，鲁迅确实是动了心思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成行，但对山本初枝的这份情谊，他是心领的，更是感激的。 在致山本初枝的信函中，他曾多次谈起过这件事情。1933年4月1日的信中说：“我也常想看看日本，但不喜欢让人家招待，也讨厌让便衣盯梢，只想同两三位知己走走。毕竟是乡下长大，总不喜欢西式的招待会或欢迎会，好似画师到野外写生，被看热闹的围着一样。”鲁迅是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在中外均有广泛的影响，所到之处势必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媒体的跟踪报道，这是难免的事情。但他明确的向山本初枝表白说，如果有机会到了日本，不喜欢参加什么“招待会或欢迎会”，“只想同两三位知己走走”。这不仅谈的是自己的生活态度，更是表明了自己的生活情趣；同时也含蓄地暗示山本初枝：你就是“两三位知己”中的一人，是自己引以为同调者。 1933年7月11日的信中说：“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1934年1月11日的信中说：“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吧罢。即使允许上陆，说不定也会派便衣盯梢。身后跟着便衣去看花，实在是离奇的玩笑，因此我觉得还是等等再说为好。”当时，中日关系日益紧张，敌对的情势情绪已经公开化。此时去访问日本，或到日本旅行观光以及疗养度假，都会让日本政府当局或军方组织想入非非的。为了不惹麻烦，减少节外生枝，或其他好事者的猜疑，还是“等等再说为好”。同样的意思，鲁迅在1934年1月27日的信中还说：“现在到日本去，恐怕会引起麻烦。让便衣盯着去观赏花，固然也别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因而目前还没有到日本去旅行的决心。” 鲁迅虽然不能到日本去旅行观光，不能在“两三位知己”的陪同下，到上野公园赏樱花，到东京的深巷里逛书店淘旧书，在风味独特的饭馆里尝美食品清酒，在环境优雅的朋友的句式中谈文学论人生……但是，对于朋友的惦记、牵挂、思念之情，则一仍其旧，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愈益浓厚而真诚。鲁迅与山本初枝二人，为了表达这份独特的情感，不仅鸿雁传书，敞开心扉，倾诉衷肠，而且还相互馈赠礼品，传情达意。山本初枝在寄给鲁迅的礼物中，不仅有给其儿子海婴的玩具、衣物和食品，更多的是专门给鲁迅购置的书籍、画册、杂志、版画与浮世绘等。她知道鲁迅需要这些文化读物，喜欢这些文化读物。有时并没有征询鲁迅的意见，她自己揣度之下，觉得鲁迅喜欢，也买来寄给了鲁迅。鲁迅在回信中不得不委婉地提醒山本初枝道：“《版艺术》日前收到。这本我已有了，但你送我的还是要珍藏，正如富翁不嫌钱多一样。科学社复制的绘画及明信片，亦已收到，并无特色，以后不要再搜集这类印刷品了。”（1934年9月23日的信）对于自己所喜爱的读物，尽管自己已有了一本，但是还是要“珍藏”的，因为“非物之为美，美人之遗”；至于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印刷品”，则告诉山本初枝“不要再搜集”了，既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又透露出善意提醒之意，话语中肯，推心置腹，确是挚友间的口吻，不伪饰，不客套，爽朗而明确，读来确有有一种舒适感和被信任感蕴含其中。 鲁迅馈赠给山本初枝的礼物中，有可供其写诗歌时使用的彩笺，也有供其欣赏并珍藏的《北平笺谱》。特别是《北平笺谱》，是鲁迅和郑振铎二位亲自选定并监印的文化精品，印数有限，至为珍贵，以此馈赠致意，足可见出鲁迅对山本初枝的珍视和深情。1933年元月，山本初枝在东京的家里遇盗，这盗贼颇有一些文化人的气息，因为他连鲁迅写给山本初枝的信札和赠诗也一并偷盗走了，为此山本出之大为懊恼，心情非常沮丧。鲁迅闻知此事，很快就写了一封信，特地安慰她说：“据说你在正月里遇盗，实在是不幸的事。我的信札之类并无什么价值，随它去好了，偷去的人看了，定会大为恼怒的，于他也确是不幸的事。”（1933年3月1日因。说自己的信扎并没有什么价值，小偷盗去之后，反而会徒增烦恼，“是不幸的事”，读着这样的劝慰人的话语，不禁会心一笑。我想，当山本初枝在诵读此信时，也会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涌上心头的。
九 1933年2月17日，爱尔兰作家萧伯纳到上海访问。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的社会知名人士，给予了隆重的接待，他们一同品尝美食，畅谈文化，交流思想，合影留念，在当时传为美谈，并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关于此事，《鲁迅日记》1933年2月17日所载甚详，云：“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同样的一件事情，鲁迅于1933年3月1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萧在上海时，我同他吃了半餐饭，彼此讲了一句话，并照了一张相，蔡先生也在内，此片现已去添印，成后当寄上也。” 当时，他们各自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1933年3月1日上海出版的《论语》杂志第十二期上，刊登有署名为镜涵的一篇文章《萧伯纳过沪谈话记》，记载有萧伯纳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等人的谈话内容，其中与鲁迅的对话如下： 萧伯纳对着鲁迅说：“他们称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更漂亮！” 鲁迅：“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 揣摩其中的意味儿，可以感觉得到，鲁迅和萧伯纳是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的，而鲁迅更显得从容不迫和幽默自信一些。他们这二位世界级的大文豪，此次上海会晤也是十分愉快的。 为了和山本初枝共同分享这份喜悦，鲁迅在致山本初枝的信中，不仅报告了和萧伯纳会见的情况，还将他们的合影寄了一张给山本初枝。萧伯纳本来身材就很高大，照相时他又立于中间的位置，显得更加修长，这样就将鲁迅衬托得愈加矮小而瘦弱。或许，山本初枝见到这幅照片后，出于对鲁迅的敬重之意，在回信中对照片做了一番评论，鲁迅在1933年4月1日的信中回复说：“关于照片，你说得很对，与萧合照的一张，我自己太矮，实在叫人生气，不过也有办法。”从鲁迅的这则回复中可以推测，山本初枝连照片中人物的站位与个子高矮的细节都注意到了，估计还流露出了对摄影师的不满情绪，以及对鲁迅的怜惜之情，所以鲁迅才有这样的回复。如若不是出于真情的关心和爱怜，何以有如此细腻真切的凝眸关注？如果不是对挚友情感变化的格外留意，何以作如此豁达而宽慰的回复？心有灵犀，一点即通。此之谓乎？ 鲁迅在致山本初枝的二十四封信中，有一封写得极为含蓄，当然也令人费解。书信内容节略如下： 拜启：五月廿五日惠函早已奉悉，因种种琐事打扰，迟复为歉……君子闲居为不善。孔夫子漫游一生，且带了许多弟子，除二三可疑之点，大体还可以，但如果闲居下来，又当如何？我实在不能保证。尤其是男性，大概都靠不住，即使在陆上住久了，也还是稀罕陆上的女性。至于会不会有厌倦的时候，倒是个问题，但依我说，还是不要多加议论。上海已热起来，我家前面又造了新屋，吵得没办法，但我还没有考虑迁居。 鲁迅 拜 六月七日 此信写于1934年6月7日，6月8日上午寄出。这在《鲁迅日记》中有所记录，云：“上午复山本夫人信。”因为时间久远而资料缺失的原因，我们已经看不到山本初枝寄给鲁迅原信的具体内容了，但从鲁迅的复信中，略略透露出了以下一些信息：日清汽船公司解散后，山本正雄从中国返回日本，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家赋闲，以至于“在家看孩子”（参见鲁迅1932年11月7日致山本初枝信）。或许因为无所事事的原因吧，心情就变得抑郁寡欢，似乎此时他们夫妇在感情上也出现了一丝隔阂，山本初枝甚至还疑心丈夫对别的女人有了好感，对自己有些“厌倦”了，于是就把满腹的心事向鲁迅倾吐了出来。因此，鲁迅在这封信中才有“君子闲居为不善”的话语，并举孔夫子周游列国事加以佐证，说正是因为他带领众弟子周游天下，才能做出一番成就，如果他也闲居下来，结果如何则另当别论。山本正雄时船长出身，长期生活在水上，所以信里才有“陆上”之说。针对山本初枝臆测其夫君“希罕陆上的女性”，鲁迅劝告她“不要妄加议论”，否则事与愿违，闹得不可收拾也未为可知。男人么，就是要出去做些事情，不可长期闲居在家，在这方面不妨想些办法，努力一下；或许他有了合适的工作，心情得到了调适，一切都会自然好起来的。信札的最后，还不忘记告知对方自己的近况，以周边环境“吵得没办法”为例，意在说明天下没有绝对的净土，一切都须自己坚忍，要有随遇而安的心理准备。鲁迅此信，委婉含蓄，引经据典，例说生活，枝蔓缠绕，花叶关情，可谓煞费苦心。惟有知己，方能如此。
山本初枝寄给鲁迅的杂志，左边有其亲笔题签。 十 鲁迅在致山本初枝的书信中，除了谈孩子，谈教育，谈时局，谈生活，谈情感之外，还在信中谈学问，谈翻译，谈创作，谈汉学，谈周氏兄弟……对于山本初枝提出的问题，鲁迅均一一回答，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与爱心： “田鸡”，即青蛙。堇不作食用。据书上说，有吃“蒲公英”的，不过只限于荒年。养兰花是颇麻烦的事，我的曾祖栽培过许多兰花，还特地为此盖了三间房子。不过这些房子，全被我卖了，这委实是兰花的不幸。（1933年11月14日信） 周作人是位颇有福相的教授先生，乃周建人之兄，并非一人。（1934年7月30日信） 佐保神的语言源，中国好像没有。中国有、雪、风、月、雷、电、雨、霜等神的名字，但春神至今尚未听说过。或许中国没有春神。《万叶集》里有不少从中国传出去的语汇罢？但因此就学汉文，我却不以为然。《万叶集》时代的诗人用汉文，就让他用去罢，但现在的日本诗人应当使用当代的日语。不然，就永远也跳不出古人的窠臼。（1934年12月13日信） 中国诗中，病雁难得见到，病鹤倒不少。《清六家诗钞》中一定也有的。鹤是人饲养的，病了便知道；雁则为野生，病了也没人知道。棠棣花是中国传去的名词，《诗经》中即已出现。至于那是怎样的花，说法颇多。普通所谓棠棣花，即现在叫做“郁李”的，日本名字不详，总之是像李一样的东西。开花期与花形也跟梨李一样，花为白色，只是略小而已。果实犹如小樱桃，孩子们是吃的，但一般不认为是水果。然而也有人说棠棣花就是棣棠花。（1935年1月17日信） 阅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一方面感叹于鲁迅对挚友的关心、耐心和热诚亲切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惊叹于鲁迅渊博的学识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特别是关于语言、文学、生物学等方面的深厚学养与修为。对于山本初枝这位异国知己，鲁迅在回信中，处处都显得温馨而浪漫，字里行间常常会出现上野的樱花、龙华的桃花、上海冬天的冷雨雪、日本幽美的风景、内山书店的漫谈、雨后的蛙声、乡间的狗吠、客厅里盛开的松竹梅盆景等生活中诸多美妙得令人怦然心动的场景和细节。 鲁迅还曾得意地告知山本初枝：“实物绝决没有书本、画册和照片上看到的那样秀丽”。这个结论，源于他多年前西安之行的一次切身体验：“五六年前，我为了写一本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1934年1月11日信）人们大都知道，鲁迅有过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念头，为此曾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还寻找机会专门到西安考察调研了一番，后来却杳无音信，只字不提此事了。从这封信中，我们才寻到了真实的答案：因为他到西安考察了历史遗迹之后，“千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事过境迁，流韵难觅，搞得自己连创作的激情和欲望都一并丧失了。 鲁迅于1932年11月7日夜间，写给山本初枝的信函中，还悄悄地向这位异国的知己吐露了隐藏于心中的一则秘密：“倘使双方都出来漂流，也许会在某地相遇的。”鲁迅已经与许广平有了一次毅然“私奔”的经历，现在还在幻想着与山本初枝这位异国红颜，再有一次美丽的“邂逅”。这位荷戟前行而又身心疲惫的“大先生”，此时，真是浪漫得可以。或许，此时他真的想挣脱所有的羁绊，架一叶扁舟，浪迹江湖，任意西东，漂流到一个清静之所，与生命中的知己不期而遇，远离尘嚣，得大自在。当然，这也不过是他用一双灵巧的双手，所编织出的一个美丽而虚幻的梦境，藉此来抚慰一下自己寂寞而凄苦的灵魂而已。但是，这样的梦境又是多么的美好啊。
十一 鲁迅的这个美好的梦还没有做完，他的生命就已经走到了尽头。1936年10月19日晨，鲁迅在上海家中逝世，终年五十六岁。消息传到日本，山本初枝悲伤欲绝，痛哭不已，于10月26日含泪给上海的许广平发出唁电，道：“无言可以奉慰，实表万分同情。令郎想十分悲痛，我亦有一男孩，（设身处地）益觉怜悯。务请保重贵体为祷。”并奉上奠仪五元，以示哀痛之情怀。 鲁迅逝去了，却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了山本初枝。从此，她以短歌的形式，屡屡表达自己的这份哀痛和思念。1960年12月，她曾写下短歌道：“曾经居上海，追溯当时像，下定一决心，想写鲁迅传。”1965年7月，山本初枝又写下短歌道：“至今尤不忘，鲁迅在心中，笔墨已用罄，难表我深情。”同年，山本初枝还依毅然担任了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于次年四月又写下短歌一首，道：“鲁迅先生逝，不觉三十年，秋季纪念会，发起人我担。”绵绵思念之情，虽历时空的隔阻而没有任何衰减，至今想来，犹令人动容。山本初枝怀着对鲁迅的无尽思念，于1966年9月23日告别人寰，步入了天国。不知在天国中，两位互为知己的平凡而卓越的人物，是否真的能够“邂逅”？两颗伟大的灵魂，是否还能够一如既往地悦纳互动？ 据载，1956年许广平随中日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时，还特意会见了山本初枝，向这位美丽且善良的日本女性，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和敬意。山本初枝晚年时，曾经向友人内山松藻夫人吐露心声道：“我是多么向往中国，怀念鲁迅先生啊！真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找回被人偷去的鲁迅的信札、诗稿等遗物，将其送回中国去！”如今，鲁迅寄给山本初枝的信札、诗稿以及其他礼物，或许均已不复存在了；但时，山本初枝赠送给鲁迅的全家福照片、书籍、画册、浮世绘以及部分木刻作品等，仍被作为鲁迅的遗物，被妥善的保存着。作为实物，它们见证了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中，两位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之间超越年龄、超越性别、超越国界、超越生死的那份真诚而浓厚的情谊。可以说，在鲁迅苦难多舛的一生中，正是有了山本初枝这位异国且异性的挚友，才使他的单调而寂寞的生活变得鲜活而丰富了许多，也给他的枯寂沉闷的生活基调上涂抹了一层亮丽的颜色。
在阅读《鲁迅日记》的这段日子里，我曾经不断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人的一生中，最稀缺的或者说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思考的答案是：真淳温婉的挚友及其相关联的无私且厚重的友情。 什么是挚友？心情愉悦时，想与之分享；情绪悲伤时，想向其倾诉；孤苦无助时，是精神的慰藉；徘徊歧途时，是导路的灯标。挚友，可以跨越国界，可以超越时空，可以忽略年龄，可以不计性别。挚友，是情感的契合，是灵犀的闪动，是善良品性的自然流露，是价值取向的高度趋同。鲁迅曾手书过一副名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真是阅历有得之谈！这是嚼透黄莲之后的自然回甘，是历经磨难之后的精神升华……
鲁迅使用过的名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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