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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在这种情境下，世界性、全球化成为话语的关键词，主题词。西方中心主义盛行，中华民族文化被边缘化，特别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在不断被误读、误解、误导下，重新发现儒学，换言之，重新发现中华民族，就成为时代的诉求。 一 发现儒学，并不是说2000多年来儒学不是实存的存在，也不是说儒学是永远被遮蔽的而未被发现。“发现”（discovery）是后起字，甲骨、金文均不见。《说文解字》“发，躬发也，从弓，癹声。”引申为显现、呈现，《诗.周南.关睢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毛传：“发，犹见也。”《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年）记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1]杜预注：“发，见也。”也可申为发觉、发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2]发觉有发现的意思。 “发”训“见”，“见”为“现”的古文，《广韵.霰部》：“见，露也。现，俗。”“现”是“见”的分别字，《广雅.释诂四》：“见，示也。”《汉书.邹阳传》颜师古注：“见，谓显也”。见在显示意义上与现同。“发现”就是显现、发觉、显示、出现之义，是说以往未被发现的事或物、思想与理论被发现了。 在中华民族历史演化中，儒学曾三次被遮蔽，又重新被发现。春秋时期，诸侯国众多，思想自由，道德觉醒，百家争鸣。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与当时各家各派论辩竞争，而成为“显学”，虽后来儒分为八，但经孟子、荀子的阐扬，儒家兴盛。然各诸侯国为争生存、争霸主，东征西伐，战争不止，统治者大讲功利，着力耕战。虽孔子周游列国，孟子宣扬仁义，但被各国统治者所冷落，所不采，被认为不合时宜。先秦学术自由，统治者不能压抑学术发展，所以儒家与诸子百家一样，依然到各国宣传，传播自家学说，而不受阻挠和干涉。 秦国作为诸侯国之一，采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指导思想，富国强兵，统一六国，一法度，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废封建，立郡县，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实现了被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所效法的政治制度，国家体制的大转变，社会的大转型，于是便激发了一场古与今（今犹言传统与现代）的大辩论。秦始皇34年（前213年），嬴政置酒咸阳宫，参与者有大臣及博士70人。会上仆射周青臣歌功颂德，他说：“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3]”秦始皇听了很喜悦。博士齐人淳于越看法不同，他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4]其意思是说“殷周之王千余岁”[5]，是因为其分封子弟，互为枝辅，今去此不师古，怎能维持长久。他的“师古”的言论立即遭到丞相李斯的批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6]这里所谓“当世”，即今犹言现代、当代，他把“师今”与“学古”对立起来，认为“师古”必“非今”，“学古”必“非当世”，非比即彼，势不两立，并以“学古”是“惑乱黔首”，妖言惑众，扰乱人心，破坏国家稳定，危害皇权至尊。于是李斯建议：“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7]《诗》、《书》，百家语是中华民族先秦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诗》、《书》被当时博士奉为经典，百家语是先秦学术宝库。秦始皇、李斯以文化专制主义、学术恐怖主义的政策对待经典文本和儒生博士，实行“烧书坑儒”极端高压手段。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8]始皇怒，贬扶苏于上郡。可见秦皇坑儒，是无可怀疑的。 由分封与郡县制而引发的“古今之辩”，是对传统与现代关系不同意见，即使说诸生“诵法孔子”，也不至于“惑乱黔首”，而动摇强秦的。从博士淳于越的意见来看，完全是从秦王朝长治久安的考虑，而非为“惑乱黔首”的行为，由“古今之辩”而导致“烧书坑儒”，从政治上曲解、误读了儒家，遮蔽了儒学，错焚了《诗》、《书》，误判了儒生，开中华民族历史上大恶列，以致后来，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都效法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代烧李贽的书，清代的文字狱，“文化大革命”中的“扫四旧”等。这是儒学第一次被遮蔽。 秦始皇在长期统一战争以后，未予沉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以休养生息，依然以法为教，严刑峻法，大征劳役，激起人民反抗，强秦只维持14年就迅速灭亡，始皇帝传至万世的愿望成了泡影，到二世就夭折了。汉在人民抗暴秦的烽火中延生。汉初有智慧、有远见的思想家，都在思考和求索强秦为什么速亡这个重大问题，陆贾和贾谊在《新语》和《新书》中，都强调“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观之上古，验之当世”[9]。“夫谋事不竝仁义者后必败”[10]以“仁义不施”，“刑罚太极”是强秦速亡的主要原因。他们理性地思考古与今、仁义与刑罚、“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关系时，从中重新发现了儒学。《史记》记载：“陆生（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刘邦）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卒灭趙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1]这段对话，最能震撼刘邦的是秦统一天下以后，如果“行仁义，法先圣”，那里有你得天下的份。这就是说，秦速亡的原因是错误地坚持法家为指导思想，没有与时偕行，选择儒家仁义思想治理天下，在社会的转型、朝代的更替、人民的反抗、战争的残酷中重新发现了儒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发现儒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秦的暴政及抗秦战争，社会生存条件毁坏，生产严重破坏，社会需要安定，生产需要恢复，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于是以道家清静无为为主综合各家的黄老之学，适应了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成为社会主导学术思潮达60余年之久，儒学思想受压抑，汉景帝母亲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12]一次黄老学派的黄生与儒家学派的辕固生在景帝前论争汤武是否受命的问题时，辕固生从儒学立场出发，说明汤武革命的合理性，黄生则从汤武非受命，证明其非法性，为此因“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击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应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复罪”[13]，黄老之学得权势者支撑，儒学受遮蔽。 黄老的清静无为之学，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冲突的显露和加深，特别是地方诸侯王势力的膨胀，造成吴楚七国之乱，对中央政府造成威胁，北方匈奴的不断掠夺边境，亦威胁汉王朝，为化解内外的冲突，以求长治久安，建构政治、经济、思想机制，黄老清静无为之学便不适应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了。 汉武帝为刘汉政权“传之亡（无）穷，而施之罔极”[14]，举贤良文学之士，以对策方式“垂问乎天人之应”；“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15]经董仲舒精心致思，认为汉武帝“所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实乃是“《春秋》大一统”问题。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汉武帝根据当时社会所存在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政令刑罚、礼乐教化、学术思想等等不一统的冲突，垂听而问贤良文学士，然“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17]，不能化解这些冲突，唯董仲舒所建构的“天人感应”理论，回应了汉武帝“天人之应”的垂问，化解了上述种种冲突，在“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之时，使后学者有所统一。董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18]，被汉武帝所采纳，“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9]。这就是说，董仲舒、汉武帝在儒学遭秦“焚书坑儒”，《六经》离析之后，重新发现了孔子、重新发现了儒学，奠定了孔子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及儒学的独尊价值。 董仲舒、汉武帝对儒学的重新发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任德教而不任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之治与德礼之治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羞耻之心，羞耻之心作为强烈的道德意识的自觉，其行为中正合德合礼，秦反之，“举措太众，而用刑太极”[20]故致速亡。董仲舒据此，认为秦政之弊在于“废德教而任刑罚”，他从道之大原的形而上的高度，提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21]。“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22]，董氏依其“天人感应”理论，为“任德不任刑”的儒学德治的合理性、合法性做论证，使儒家的德治、德教被汉武帝所接受，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得以贯彻实行。 其二，“本仁祖义，褒德禄贤”。[23]汉武帝认为，以仁义为本始，这是五帝三王所以昌盛的原因所在。要国家兴旺，必须行仁义。“夫仁行而从善，义立则俗易，意奉宪者所以导之未明与？” [24]为贯彻“本仁祖义”，武帝派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别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朕嘉贤者，乐知其人，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详问隐处亡位，及冤失职，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25]慰问鳏寡废疾而无所收入者，贷予钱物；嘉奖贤人；士子有殊才异行的，当特招任职。对不被任用，冤屈而失职的，要予以纠正；对奸猾为害，荒芜田亩，为政细刻的要举奏，以便惩治，这种行仁义的措施是有效的，可贵的。 董仲舒从人与我关系的视角分疏仁与义：“《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26]董仲舒的分疏，非指字形上仁从人，义从我，主要着眼于仁义的功能价值、对象内涵和人际意义，其着力点是爱人和正我，道法两家不爱人而自爱，这不是仁；不端正自我而去端正他人，这不是义。董氏认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27]这是董氏对孔子“仁者爱人”的再发现，再诠释。 其三，“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28]董仲舒认为“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29]必须重建纲常伦理，使人人有所遵循，才不至于象秦那样“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30]必须复修教化习俗，使人的行为有所遵循。董氏把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阐发为三纲，“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有常者斯可矣。’”[31]三纲五纪是社会伦理道德，是善的价值规范和准绳。 董仲舒认为汉得天下70余年以来，欲善治而不可善治，其失就在于“当更化而不更化”，更化就可以善治。如何更化？他说：“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32]“五常”是孟子“四端”的展开，而成为人性善的根本内涵，三纲五常是对儒学的发现，虽可假求于天，但这种发现儒学是在化解现实社会冲突和设计家国长治久安中的创造性的解释。 汉武帝、董仲舒等人“发现儒学”。简言之为这三方面。其实礼乐制度的建构亦是重要的发现，元朔五年汉武帝下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33]兴礼作乐，是更化善治的重要措施和国家大法。 [1] 《春秋左传注》，第122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汉武帝、董仲舒等拂拭了落在儒学和孔子身上的尘埃，重新请理了被遮蔽的儒学和孔子的形象，重新恢复了儒学和孔子的文化价值，即重新发现儒学。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演化，汉武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慢慢地淡化了，儒学经学作为国家政治的主导思想惭惭地异化了。东汉末年以至三国的动乱，独尊的儒学已无力担当化解社会冲突的重任，特别是道教的兴起和印度佛教的传入，在社会动乱中传播着影响力。 在社会动乱中，学术又呼唤着“执—统众”，渐成为魏晋时解释社会冲突的指导思想，意蕴着学术以两汉的经学证实走向魏晋的玄学尚虚，从《春秋公羊学》转换为“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学术风向的转变及依傍诠释文本的转换，意味着儒道之间有与无，名教与自然观念的变化，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立“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用，无爵而贵矣。”[1]以无为本，有恃无而化生成形，无从万物本体意义上说即是“一”，“无”（“一”）对“有”（“众”）具有统摄的功能和作用。 名教出于儒学，自然出于道家，王弼以崇本息末说明名教本于自然，即有本于无。后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换言之，玄学置儒为末、为被化生、成形、成德的地位，道为本、为化生、成形、成德的所恃和根据，汉代“独尊儒学”被解构了，儒学又开始被遮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寺院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思想地位提高。自魏以来，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2]，“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3]”。或“寺夺民居，三分且一”[4]。佛教由于其般若智慧，而获人信仰，寺院“穷极宏丽”，“资产丰沃”，“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5]。在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情况下，人民往往破产以趋佛，以至“天下户口，几亡其半，”[6]加深了社会的危机，儒学亦受排斥。梁武帝萧衍，“晚乃溺信佛道”，“溺于释教，弛于刑典”[7]。他四度捨身入寺。中大通元年（529）他到同泰寺，“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升讲堂法坐，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8]结果“群臣以钱一億万奉赎皇帝菩萨大捨，僧众默许”[9]。他每次捨身，国家要耗费大量钱来赎身，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 由于萧衍溺于佛教，他曾于天监三年（504）下诏以佛教为“正道”。“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候王宗族，宜反伪就真，捨邪入正。”[10]这样外来佛教便获得法定的“正道”独尊的地位，而本土的儒教，道教便为邪道、伪道。他下令要大家反伪就真（佛），捨邪入正，并认为儒、道都是世间之善，不能超凡成圣。在萧衍的影响下，“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懴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11]。在这种堕本勤末，耕夫日少，杼轴日空的情况下，国家人民何以生存。儒学的此岸耕织精神被遮蔽了，经世致用思想被解构。 隋朝佛教仍占“独尊”地位，这与统治者倡导紧密相联。杨坚诏曰：“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见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12]。炀帝杨广亲受菩萨戒，智顗把“总持菩萨”的法名奉给他，炀帝也把“智者大师”的尊号赐给智顗。[13]虽炀帝受菩萨戒文中鼓吹自己“基承积善”，“庭训早趋，胎教夙渐”，“戒善为先”，[14]其实他荒淫无耻，为恶多端，很快而亡国。然而，佛教“独尊”，儒学式微，“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5]儒学被佛教边缘化了。 唐时佛教鼎盛，成为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大特征。李渊祀佛求福，李世民借崇山少林寺僧人平王世充等。佛教在政治、经济和理论上均获得空前的发展。太宗曾诚心发愿：“皇帝菩萨戒弟子，稽首和南方诸佛、菩萨、圣僧、天龙大众……惟以丹诚，归依三宝。谨于宏福道场，奉施斋供，并施净财，以充檀舍”[16]并两次下诏，普度僧尼。李渊父子的崇佛，至使“天下僧尼，数盈十万”。[17]傅奕反佛，太宗对他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18]可见太宗对佛“情深护持”。特别是对玄奘的礼敬和翻译佛经事业的支持，使佛教理论和宗派得以高度发展。这时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面对儒教生命智慧的式微和佛教博大精深的般若智慧及微妙难解的涅槃实相，而被佛教的中国化创新所吸引，从而开出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并影响东亚、南亚和世界各国，相反，佛教发祥地印度在14世纪都几乎湮灭。 在经济上佛强儒弱，“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19]；在思想信仰上佛盛儒衰；在观念价值上佛教成为当时强势文化，儒已成弱势文化。面对这种形势，韩愈在汉末至唐近400年的动乱和在佛道俩教的激荡、冲击下，为争儒教的生存地位，他撰《原道》、《原性》、《原人》等篇；试图回归儒学的源头，重新发现被遮蔽、误解了的儒学。后人认为，这几篇可“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20]即重新呈现儒学的基本内涵，“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为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21]儒学所讲的道德仁义与佛老不同，但由于“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22]儒学被长期遮蔽了，以至成为杨墨老佛的附庸，所以佛老都说“孔子，吾师之弟子也”[23]。剥夺了孔子与佛老平等的地位。韩愈要重新恢复儒学被歪曲了的身份地位。基于此，韩愈提出了可与佛教“法统”相对应的“道统”说，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其后不得其传。这个儒学的“道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24]。从而凸显了儒学的主体身份和独立地位。 虽然韩愈在重新发现儒学中有其功绩，但由于他没有出入佛老，“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有所未睹”[25]，所以不能从理论上与佛教平等对话，以至援佛入儒，即变入于老佛为入于儒。由于接踵而来的是唐末和五代的大动乱，韩愈的“发现儒学”完全被现实的动乱摧毁了，礼乐制度、伦理道德亦被破坏。“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延、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与！”[26]道乖、失序，便违背了儒学的基本精神道德仁义。“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27]这就是说，韩愈等所重新发现儒学的努力被破坏殆尽，儒学又被蒙上厚重的尘埃。 如果说韩愈等开两宋重新发现儒学之先河，那么，两宋道学家才真实地焕然大明儒学，第二次重新发现儒学、发现孔子。《宋史·道学传》载：“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28]。否定汉武帝、董仲舒在秦“焚出坑儒”后第一次发现儒学的历史价值是失之偏颇的，改为两汉之后，较合事实！《道学传》接着说：“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暸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在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子者与。”[29]概括地描述了周、张、程、朱重新发现儒学，拂去厚重尘埃，使儒学焕然大明的进程。 道学家重新发现儒学的要旨，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30]，可谓真谛。第一，为天地立心，建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形而上之道。苏辙曾以智慧眼光指出韩愈发现儒学的缺失：“愈之学，朝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31]所以，道学家的历史使命是在外来印度佛教、本土道教与儒教的冲突中，从形而上之道层面做出回应。这就是把元典儒学中还滞留在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从形而上学本体论高度给以观照，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之学和价值理想、终极关切建构在具有理性力度的形上学本体思维之上，诠释了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性命与修养的联结，以及人与生存、意义、可能三个世界的关系，使儒学道德学说获得形上性、整体性的论证。传统儒学内部逻辑结构、价值结构和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而获得新的智慧生命。改变了以仁义礼智为道德之实，而道德之位为虚的情境。 第二，为生民立道，建构新的道德仁义规范机制。道学家重新发现孔子的仁学，它既是人与人的关系之学，也是生生之学。人之心即人心。孔子自述他修业进德的历程：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从修业而言，心在体认外在各种制度规矩、道德规范中，道德心与外物一致，而不相违；从进德来说，心作为道德主体意识，由于体认的提升，而达道德自觉和完善，即“存天理，去人欲”，与道德规范完全一致，而达自由境界。道学家宣扬《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彰明高尚道德，革除旧染，而为新人，以趋至善道德境界。人最可贵之处便是“知止”，这是“至善”的所在。为人君、臣、子、父、国人，便止于仁、敬、孝、慈、信。三纲领化为八条目，便是由内圣到外王的心性修养过程，即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度越的内圣，而开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使内圣与外王不二，这便为生民立道立命。 第三，为去圣继绝学，弘扬儒学传统元典精神，拂拭一切曲解、误读和尘埃，重新发现“绝学”，使之焕然光大。所谓“绝学”就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承的儒学。韩愈排列了“道统”的谱系，并以自己为传道者，但道学家不认同，这可能与他对“道统”的内涵无明确界说有关。道学家接过“道统”论，并由朱熹发现了《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话，作为尧、舜、禹心心相授的“道统”真传[32]。他说：“《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33]。尽管王守仁心学与朱熹理学有异，但对“道统”本真的体认上有相似之处。他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原也。”[34]并认为“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35]”宋明理学家对“道统”真传的重新发现，[36]使“绝学”得以复兴，并发扬光大而影响东南亚。 第四，为万世开太平，建构长治久安的、大同理想的可能世界。太平之世就是太和、和合之世。张载所描述的太平世界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37]。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都要复三代王道之治，就是以存天理的太平世界。朱熹与陈亮所论争“王霸义利”，也是想设计一个万世太平的世界。这是对儒学价值理想的新发现。 宋明理学重新发现儒学，是在新时代、新学风氛围中转生的新儒学，它是对“绝学”创造性的新诠释，是对儒学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是对儒学意义的价值重审。因此，有人称其为宋明新儒学，这是中华民族学术思想演化史上第二次发现儒学。 [1] 《王衍传》《晋书》卷43，第1236页，中华书局，1974。
中华民族自宋以降，经历元清两次草原文明对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的残酷的打击，使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差距逐渐拉大[1]。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工业文明依靠其军事和经济势力不断侵略中国，不断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给国人以巨大的耻辱感。各列强假“租借”之名，行瓜分中国之实，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呼声。在民族危亡的深渊中激发了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人士认为要救亡必须学西方，他们拿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作为冲决君主专制的网罗、伦常的网罗的指导。谭嗣同批判“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2]他抨击“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3]。二千多年来，由于儒学的政治化、制度化，谭氏的批判是对于以儒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冲决，是对于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君主制度体系的冲决。这种“冲决”的思维方式，便导致“破坏”的思维理念。梁启超说：“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曰：破坏而已”[4]。这种“破坏”思维理念便导致了“不破不立”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紧张，换言之，要学西学，必须冲决儒学，冲决孔子。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与这个制度相依的、政治化、制度化儒学也随之成为批判的对象，“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5]。“《论语》一书多半言仁……其根本观念盖在防人犯上作乱，欲使天下为忠臣孝子”[6]。凡人认为，由于孔学定于一尊，才造成两千多年来学术专制，使“今中国学术之黑暗与进化之迟滞”[7]。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模仿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政治化、制度化儒学就在这建制中退隐。然而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曾抬出儒学和孔子，这就更坚定了知识阶层以儒学为保守、落后的认识，也加剧了对儒学的批判和解构。吴虞说：“主张孔学者，其精神必与共和政体相反，此其较然者也！”[8]这个被誉为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在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中，将儒学的“仁义道德”当做“吃人”后，吴虞对其做了论证，并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9]满口讲儒学关键理念“仁义道德”的人，却张口“吃人”！“理能杀人”，“仁义道德吃人”，儒学便成为以“软刀子”杀人的凶手！ 五四运动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掀起了批儒批孔高潮。陈独秀等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就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0]。将民主和科学与孔教和礼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学与西学绝对对立起来，要拥护此，必反对彼，做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由于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被当时知识界所认同，并成为主导思想，在知识界普遍崇拜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潮流中，中国传统儒学，孔学的价值评价就不可避免地被非理性的情感化所代替，儒学的被片面化、被误解，也就是情理中了。 1949年以后儒学、孔学在大陆的命运，基本上是被否定的。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说：“《论语》中讲仁的地方最多，孔子并且提出'已所不欲，毋施于人，作为实行仁的方法。可是孔子所说的'已所不欲，毋施于人’，也就只打算对于他本阶级以内的人适用，他绝不会想到他自己不愿意受别人剥削，因此他也不剥削别人。”[11]把孔子说成是剥削阶级代表，其思想为剥削阶级服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儒学是作为“四旧”之一被打倒的，后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把儒学作为反动的、落后的、保守的思想，孔子为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丘钻营奔走，为奴隶主大贵族出谋献策，效尽犬马之劳。他疯狂地诅咒奴隶起义，攻击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及其他各国的改革措施。同时，他为了篡政夺权，利用教育作为搞复辟的工具，他一方面按奴隶主阶级的要求，整理并窜改文化典籍，一方面招徕门徒，传移、宣扬复辟之道，大造反革命舆论，为奴隶主贵族培养接班人。这样，以孔丘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儒家学派，他们以研究学问为名，处心积虑地进行复辟奴隶制的阴谋话动[12]”。把孔子说成是历史的罪人。又无中生有地把两千年后的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把'克已复礼’作为反党的政治纲领，把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妄图在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壁资本主义，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13]。孔子便成为罪大恶极，帮助林彪颠覆、复辟、建立法西斯王朝祸首。 毛泽东在1973年8月5日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一首：“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4]批孔学为秕糠，颂秦政行百代，他以秦皇自比。“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百倍”[15]毛泽东的儒学价值观、秦皇价值评价以及其孔学观，是反儒反孔的。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仍然把孔子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而且在以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赏识和利用。他的那套唯心主义理论和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被改造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统治达两千年之久”[16]。又说：“孔丘的天命观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最后根据，也是他直接制止劳动人民犯上作乱的法宝”。[17]儒学和孔子仍然受批孔批儒思维定势的影响。 中国大陆在十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解构“文革”思维形态，实现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转变，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儒学的被遮蔽、被误解才会被拂去。学术思想界面临着第三次发现儒学。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大背景下，第三次发现儒学要比前两次艰难曲折。其发现儒学，意蕴着发现中国自己，儒学自我。它必须度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视阈，超越西化优越论的观念，对儒学做出价值重估，对孔子做出价值重审，它必须冲决欧风美雨的网罗，突破苏云斯雪的桎梏，对儒学做出重新诠释，对孔子做出重新定位。 发现儒学，在儒学面对全球化，面对21世纪的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的社会危机，人与人冲突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冲突的价值危机之际，儒学能否开发出回应和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的资源？能否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发现儒学，就是发现为人类的21世纪和平、幸福生存下去的孔子的智慧；发现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的儒学化解之道，发现能融合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不二的思维之方；发现东西南北文明对话，互相谅解、同情的价值理念。这样，儒学才能在世界文明对话中获得话语权，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所。 发现儒学，就是发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对民族的生命存在和民族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民族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执着追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思想、精神灵魂。各个民族都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无脊梁的民族就不能挺立于世，永远只能卑躬屈膝；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主心骨，无主心骨的民族就没有自己的主体之见，永远只能任人指使；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之根，无根的民族就不能发芽结果，永远不能生生不息。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气质、心理、品格、神韵的体现；也是这个民族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表征；亦是这个民族实践民族自我发展的主导意识的表现。民族精神无形中指导着这个民族的价值趋向、为人处事、行为选择、审美导向；指点着人的行止、喜怒、态度、中和。发现儒学，就是发现儒学如何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如何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道德文明、精神文明？而成为世界“礼仪之邦”、“文明之乡”。 发现儒学，就是发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自立心、自律心。中国近百年来落后、挨打，使一些人产生了殖民地意识，崇洋媚外，一切都是西方的比中国的好，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弃之犹恐不及，甚至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一些享有治外法权的洋人，自视为“高等民族”，视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以至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上海的公园里，挂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一些人在这种心态中，把中华民族的落后、挨打、耻辱归咎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落后，甚至视儒学为主犯，从而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其实是要虚掉整个中华民族，虚掉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尊、自立和自律，其结果是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发现儒学就是重新恢复、发现由儒学塑造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和位育、公平正直、经世致用、团结御侮、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重新建立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尊、自立和自律的观念和机制。 发现儒学，就是重新发现中华儒学和文化、思想、哲学、艺术的“自我”和“讲自己”。20世纪初以来，西学像钱塘江大潮似的涌进，在西学强烈冲击下，中华民族传统的学术方式、表述方式、言说方式全面退缩，或全面退隐。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学术出现严重断裂现象，加上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和教育的单向化，也加剧了这个断裂的拉大。在现代性学术规范的观照下，换言之，在西方现代性学术方式统摄下，中华民族绵延了两千年、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学术、表述、言说方式统统丧失了其合法性。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以至思维和书写方式都被逐渐纳入西方学术规范、思维模式之中，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传统话语言说方式被西方话语言说方式所替代，其独特的学术、哲学的问思方式亦被西式的致思方式所代替。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是谁？我是谁？确实成了大问号。 发现儒学，首要是发现我是谁。在全球化、西式化的当下，世界多元化逐渐趋同，而逐渐丧失其差分性，慢慢形成全球文化的同质文化，这种全球文化的同质文化，说到底是一种以西方文化为核心、为实质的文化，以及以此文化为话语的言说方式。如果世界文化果真只有一种文化，那么，这是世界文化的末日，是人类的悲剧。我们说去掉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遮蔽，拂拭去西学对儒学的尘埃，重新恢复中华民族文化的真容，显露儒学的本真，明确儒学文化身份的我，并不是说要拒斥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交流、对话、互动、参照和吸收。其实多元的异质文化、学术、哲学和交流、对话、互动是当代学术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儒学若封闭自我，自我设限，只能使儒学的生命智慧枯萎，既不能发展自我，亦不能在世界文化学术之林中获得话语权。当今儒学要主动地、积极地请进来、走出去，即拿来又输出，儒学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融突中，化生新的和合体，以新理论思维形态展现在世界文化之林。 发现儒学，就是重新开发儒学资源，在中华民族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交流、对话、互动中融突而和合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形态，塑造中华民族现代化中的新文化精神。这种新文化形态和新文化精神，是对当代人类所共同而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化解的中国化的、儒学化的致思的结晶，是对当代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和主题的把握，是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精神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便是和合学与和合精神。这是第三次发现儒学，不过这个发现还是“在途中”。 [1] 参见拙文：《哲学迷失与哲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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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老玉米棒 > 《问题导向治吏安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