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明崇祯年间的“登莱之乱”（亦称“孔有德之乱”），是胶东历史上的大事件。其战事虽主要发生在半岛一隅，但影响却体现在全局层面，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明亡清兴”的进程。
正因为有着深远的影响，“登莱之乱”也俨然成为明末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著述甚多，不胜枚举。
不过，以往的著述大多将重点放在登州城以西的莱州等区域，而对登州城以东的福山等地的情形提及较少。实际上，登州以西固然是主战场（以莱州保卫战为代表），但东线对于总体局势的走向亦有较大影响。本文就尝试简述之。
1、战事之初的总体局势
“登莱之乱”，肇始于明崇祯四年底的“吴桥兵变”。当时，后金方面围攻辽西大凌河，明廷令登莱巡抚孙元化出兵增援，而孙元化便派遣孔有德等皮岛旧将率部出征。但后者行至吴桥县（河北）时，却聚众哗变，掉转矛头，一路劫掠，攻向登州。
由于孙元化的战意不坚（主张招抚），加之城中有耿仲明等人作内应，孔有德叛军遂于崇祯五年正月初三轻易攻陷登州。
如果说此前的“吴桥兵变”还可视为一场普通哗变的话（明代中后期，哗变之事并不鲜见），那么，至此登州失陷、巡抚被俘，这显然就已经是公开叛乱了。
攻陷登州之后，孔有德叛军攫取了大量粮饷器械。清初掖县文士毛霦在《平叛记》中记载道：
“（城中）马三千匹，饷银十万，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其余火器甲杖不可胜数，皆为贼有。”
在实力大为增强之后，叛军也蠢蠢欲动，筹划起下一步的打算。
关于孔有德发动叛乱的目的，史料中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多，但也能看出些许端倪。如《明史·徐从治传》中记载：
“有德既破登州，推九成为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抚印檄州县饷，趣元化移书求抚于（余）大成曰：'畀以登州一郡，则解。’”
通过“畀以登州一郡”之语不难看出，孔有德等人的真实想法近似于“割据登州”。这种浓厚的军阀地盘意识，多半是在皮岛时受到了毛文龙的影响。
而为了在与明廷的谈判中占据主动，叛军决定以攻代守，开始攻掠周边州县，东西两线的战事就此爆发。
2、东线战事的大体经过
在战事之初，叛军气焰嚣张，总体处于进攻态势。但其在东西两线的进展速度却有明显区别。
光绪版《增修登州府志》（下同）载：
“贼攻黄县……十三日，城陷；……十四日，招远以城降。又扑福山，知县朱国梓力御之。二月初三日，进攻莱州。”
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起初叛军曾试图东西线并举（黄县、招远在西，福山在东），但在东线进攻福山受挫之后，便将重点转向西线。
而福山能够成功抵御住叛军的进攻，时任知县朱国梓可谓功劳卓著。
朱国梓为辽东贡生出身，系明末边将朱梅（曾跟随袁崇焕效力）之子，因此颇知兵事。在登州失陷之后，朱国梓当即修缮城池、稳定人心、着手备战，为防御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事后当地还专门为之建祠，以纪念其功德。
关于朱国梓采取的具体举措，清乾隆版《福山县志》（下同）载：
“崇祯五年正月，郡城陷，风鹤甚紧，知县朱国梓为辽宿将梅子，亦晓兵科，纠绅士誓守，劝谕富豪输粟，收兵择子弟有材干者假千把总……括置将军砲、佛郎机、三眼枪、万人敌甚备……俨然巨镇矣。”
由于朱国梓等人的部署得当，叛军无机可趁，加之其进攻重点在西线的莱州。因此，自崇祯五年二月之后，便停止在东线的攻势。《福山县志》载：“自二月后，（敌）无一骑敢过邑东。”
（▲图为现烟台市福山区的县府街，老福山县衙就在此处）
莱州，控扼胶莱河口，在当时系半岛与内陆交通之咽喉。叛军若占据莱州，进可直逼青齐，退可画河自守。因此，在“登莱之乱”中，双方对莱州的争夺尤为激烈。
叛军在人数方面占据优势，且装备有红夷大炮等火器，莱州城中的防守压力可谓巨大，多次派人突围求援。在此背景下，明廷决定于东线转守为攻，向登州城进军，以从叛军背后进行牵制。
《增修登州府志》载：
“四月，……登镇新任副总兵吴安邦奉令屯宁海，率文登兵间道规取登州，福山百户刘师吉率乡勇以从。”
此举颇合兵法上“围魏救赵”之意，如若成功，“登莱之乱”的进程或许可以改写。但可惜由于吴安邦统御无方，东线明军虽一度攻至登州城郊的迎仙桥，但却功亏一篑，被城中留守的叛军击败，福山百户刘师吉战死沙场。
《福山县志》载：
“（师吉率部）半夜抵郡之迎仙桥，已有先登者。城中始觉，出敌。安邦怯不知兵，先遁。师吉据桥力战，所领殆尽，遂死之。事闻，升副千户世袭，入忠孝祠。”
此战过后，吴安邦率众退回宁海，城中叛军亦无力追击。东线战局又重新进入相持阶段。
见东线无法破局，明廷只能从西线入手。当年八月，以关宁铁骑为主力的援军渡过胶莱河，在莱州西南之沙河击败叛军，并追至莱州城下。孔有德见势不妙，率部东逃，莱州至此解围。
随后，明军继续东进，相继收复招远和黄县，九月兵临登州，反将叛军围困在城中。至次年初，孔有德等人乘船渡海北逃，明军收复登州。持续一年多的“登莱之乱”，终告结束。
3、东线战场的意义评价
与西线相比，东线战场的战斗频次和规模虽然较低，但其对于全局的意义却不可忽略。
大体而言，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福山的成功防御，阻止了叛军的铁蹄东踏，使得更东面的宁海、文登两地免去了战火的涂炭。这既保存了明廷在半岛东部的有生力量，也避免了叛军实力的进一步扩展。毕竟，明代在文登设有“文登营”，亦有大量兵员军储。如若东线不守，上述资源落入叛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关于这一点，《福山县志》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郡久未复，（朱国梓）乃缮疏间道遣人赍上，备陈形情，朝廷始知东州县尚为国守。时承平久，乱兵百战之余，其锋不可当，招、黄既破，莱、栖赖有道将屯驻，惟邑孤悬无援，国梓用众力，屹然中立，文、宁全资捍蔽。”
其二，东线战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也牵制了登州城中的叛军，使得对方始终有后顾之忧，不敢倾巢而出，这显然从侧面减轻了西线主战场上的压力。
《增修登州府志》载：
“时贼众围莱州，惟耿仲明居守（登州）。”
从之前的记载来看，耿仲明作为叛军中的三号人物（后来降清与孔有德同封为王），并没有跟随进攻莱州，而是始终留守在登州城内。这显然与东线战场的存在不无关系。
综合以上两点来看，东线战场在整个战局中的辅助、牵制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事后明廷论功行赏，朱国梓等人得到升迁奖励，而刘师吉等殉难将领也得到追恤，这也算是官方对于东线战场功绩的一种肯定了。
（注：本文首发于《芝罘历史文化丛刊》2022年上卷，总第25期。《芝罘历史文化丛刊》由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主编。该研究会成立于2012年，至今已过十载，其成果丰硕，会员众多，笔者曾有幸参与几次活动，受益匪浅。感兴趣的朋友，亦可关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