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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麟何许人也，可能有些济南的朋友并不知晓，张英麟是地地道道的济南人，晚清进士，他的名字虽然不如辛弃疾、李清照、张养浩那么响亮，但其贡献很大，特别是在地方志书编纂方面，值得后人尊崇和纪念。 张英麟（1837-1925），字振卿，历城县西乡东红庙庄人，今属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咸丰八年（1858）21岁中山东乡试举人，同治四年（1865）28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他从翰林院庶吉士做起，累官至都御史（俗称总宪），与六部尚书相当，是济南进士中少有的一品官员。张英麟一生为官至勉，恪尽职守，为臣至忠，每饭不忘，为人至善，视友如亲，为子至孝,“躬侍汤药，衣不解带”。他人生中的奇特之处，一是以编修之职命值弘德殿行走，二是以汉员身份出任蒙古旗副都统。 在清朝，“弘德殿行走”是专属称谓，其实际含义是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正如后来的“毓庆宫行走”是光绪皇帝的师傅一样，其地位远高于上书房行走和南书房行走，《同治朝上谕档》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十二日，“上谕翰林院编修张英麟在弘德殿行走”。这其实就是张英麟担任帝师的任命状。 我们知道，晚清重臣翁同龢先后出任过弘德殿行走和毓庆宫行走，是同治和光绪二帝师，但在任帝师前，他们都担任过各省学政以上的官职，至少为三四品。如翁同龢曾任陕西、江西学政，李鸿藻曾任河南学政，夏同善曾任兵部右侍郎、孙家鼐（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曾任湖北学政，上书房行走。与这些官员比起来，张英麟出任帝师的资格低很多，尽管入选翰林院编修是晋升的最佳通道，但编修充其量只是个七品芝麻官，以如此低级别的职务出任弘德殿行走，实属“异数”。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张英麟的学问、人品、书法都出类拔萃，无可挑剔，得到了破格使用，二是掌握大权的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对张英麟高度信赖，委以重任。尽管后来没有做几天帝师的工作，但《清史稿》评价他说：“英麟早励风节，并无愧师儒”。 张英璘手书对联（山东大学教授、书法家俞黎华收藏） 清朝在官员任用制度上与历朝均不同，是满汉复职，满人在前。虽然大量起用汉人为官，但实际排列顺序为：满人、蒙古人、汉军、汉人。满蒙贵族享有优先权，许多职位是满蒙专属的，汉人不能担任，小到笔贴式（满语，文书之意），大到咸安宫协理大臣，銮舆卫掌卫大臣，内务府大臣，均为满蒙人专任。有的国家机构，如理藩院的大小官员，几乎没有一个汉人。八旗官员也全部是满人、蒙古人和汉军，其组织构成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分京营和驻防两大类，京营八旗的任务是守卫京师。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会改官制”，张英麟以汉侍郎（从二品）身份升任京营中的蒙古旗副都统（正二品），是清朝历史第一人，具有特殊的破例意义，体现了晚清政府改革的一点意图。 清朝的档案系统十分发达，关于其中的科举档案，可以参阅1992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由顾廷龙先生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共420册，收录了清代从康熙到光绪年间的乡试、会试、五贡等硃卷8235份，涉及进士近12000人。在第28册59-79页，有进士张英麟的档案记载，从中可以窥见张英麟的籍贯、出身、家族成员、老师、科举试卷等内容，大体为四类。 一、生辰八字。档案记载：张英麟，字振卿，号枕青，又号菊坪，在家排行老三，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十四日吉时，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学附生，“世居西乡东红庙庄”，当时已“移居城内布政司大街”，“民籍”出身，中进士之前，为“镶黄旗觉罗官学汉教习”。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科举档案内容，是仕子应考时自己填写的，为了增加取中进士的机率，也是为了高中后有一个好的分派，清代考科举的仕子，往往都会少报年龄，张英麟少报了四五岁，是为“官年现象”，“官年”与“实年”一般有1到6岁的出入。1984年8月19日，济南西郊红庙乡红庙大队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时，发现了张英麟的墓志铭，上面有一段话：“公年而二十有一，举咸丰戊午本省乡试”，也就是说他在1858年考中了举人，以此推算，其生年为1837年，如果去掉虚岁，应为1838年生，而不是他填写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 二、祖宗八代。档案记载了张英麟的始祖一直到他下一代人员的构成和姓名，张英麟的始祖叫张葱，原籍直隶枣强县，档案列举了从其12世祖、祖母到其父亲、母亲的名字和姓氏，还有堂伯曾祖、胞叔祖、堂叔祖、胞叔、堂叔、从堂叔、胞兄、堂弟、胞侄的名字、及妻孙氏、孙氏父亲、兄弟、两位女儿的情况。档案记载张英麟曾祖张奇洁、祖张嘉谟、父张经、母郭氏等信息，与其墓志铭记载均相符。仔细观察，发现一个小问题，在列举胞兄时，只有一个名字：张文麟，上面没有记载胞弟，张英麟在家应该最小，而他排行第三，似乎少记了一位兄长，不知何故。 三、十八房老师。 十八房老师的概念是借用，代指档案中记载的所有张英麟的受业师和受知师。所谓受业师是指从小到大亲自教授过该仕子的老师，而受知师应该是指在各层级的科举考试中担任考官、阅卷、录取和为其提供过帮助的老师，其中就包括十八房老师中的一位。清朝为规范会试阅卷的环节，将会试中的五经房数与同考官数分别确定为十八房和十八人，数目固定不变，一位同考官负责批阅一定数量的科卷，他要慧眼识珠，择优荐取最优秀者，被荐取者在成为进士的同时，也成为这位同考官的门生。张英麟科举档案记载了他全部老师的名字，加起来有28人之多，其中的吴心田、刘泮香、张约泉、内兄孙紫峰（官云，官至刑部员外郎）夫子等人应该是他的受业师；而“前山东学政”徐寿蘅、吕秋胜，进士出身的大臣沈桂芬、谭钟麟、高延祐、傅秋屏、匡源等人中应该就有录取其为“贡生”或举人时的考官；录取他为进士的考官应该是十八房老师之一的“同考试官，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协修、国史馆协修，加三级，杨”，之后还有四位大总裁，分别是“桑、谭、宝、贾”。而据《翁同龢日记》1865年4月1日记载，四位主考官应是“总裁：贾中堂、宝鋆、谭廷襄、桑春荣”。翁同龢在日记中列举的十八位同考官中，只有一人姓杨，叫杨先棻，他应该就是张英麟的阅卷官，并将张的科卷推荐给了主考。四位总裁作为会试的把关者，分别批了“荐、取、中”。 应该指出，这些阅卷、考官从来没有教授过张英麟一天的课，但在他科举功名仕途上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都有知遇之恩，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吧，这些老师被称为“受知师”。这些受知师不能怠慢，进士高中后，要与同门弟子一起登门拜访，终生尊为师长，有清一代，这已是惯例。张英麟后来自己也出任过云南、福建乡试的大臣，主持过清末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副总裁。同样，被他阅卷批取的门生也要对他毕恭毕敬，尊为师长。张英麟墓志铭的题写，就是他的几个进士门生章祲、刘春霖等所为。 四、取仕八股文。档案记录了张英麟三篇应试文章，其中有一首五言诗：《赋得芦笱（gou）生时柳絮飞》（诗题），另外两篇文章是：《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头题）和《必得其寿》（二题），应该还缺失一篇《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三题），这些都是他考进士的文章。清代的进士科考十分严格，要过好几道关，先是会试，把各省的举人集中起来，到京城再比试一下。会试高中后称为贡士，张英麟中会试第178名。但这还不能说是进士，还要进行一次复试，是为了进一步发现、剔除营私舞弊者。复试之后，还要到皇上那里殿试，张英麟殿试中第二甲第23名。殿试过后，才会金榜题名为进士。 档案记载了几位主考总裁对张英麟应试文章的批语，也算是总体评价吧，“神恬气静、响切光坚、局紧机圆、义精词卓”。张英麟的文章很好，文章较长，我们把他的五言诗抄录下来，供大家欣赏： 赋得芦笱生时柳絮飞 芳信芦洲早，时看紫笱生， 絮飞双岸过，柳嚲（duǒ，下垂貌）半湖晴， 笔蘸烟痕活，簾侵雪影明， 波平刚睡鸭，树煖遍啼莺。 节候逢挑菜，光阴近熟樱， 箨（tuo，竹笋皮）抽新碧嫩，花逐落红轻， 竹版苏春梦，萍踨话客程， 洋州开画本，丽景接蓬瀛。 张英麟的主要贡献也许是在史志方面。清宣统《山东通志》自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起动，由杨士镶、张曜、孙葆田等人修、纂，中间多次中辍，一直没有完工。清帝退位后不久，民国三年（1914），张英麟以77岁高龄，集资开局，亲任《山东通志》总校，聘于宗潼为主笔，将原书加以校补、定稿，民国四年（1915）交付山东通志刊印局排印。1919年夏，“告成”。 宣统《山东通志》计200卷，约620万字，128册，卷帙浩繁，体例完备，被学者认为是山东通志的集大成者，对研究山东地方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接下来，82岁的张英麟又任历城县志监定，与毛承霖等人合力完成了《续修历城县志》的修撰、出版工作，并为该书作序（1925年2月）。李福銮在《续修历城县志》跋中写到：“稚云观察乃商之张振卿（张英麟）总宪，复就通志局接续《县志》未竟之绪，筹集款项，延定纂修”，“此次开局修志，赖振卿总宪总其成”。1926年，《续修历城县志》印刷成书。该志54卷，60余万字，上接乾隆《历城县志》，记述了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宣统三年(1911)济南地域的山水、建置、古迹、人物、职官、艺文、轶事等，是研究济南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很可惜，近九十高龄的张英麟没有看到《续修历城县志》的付梓，于1925年11月29日去世，享年88岁。 张英麟对修志事业、对家乡济南充满感情，在宣统《山东通志》序言中，他写到：“吾乡一百八十馀年掌故赖以不坠，耄年观此欣幸何如”。在《续修历城县志》序言中，他对家乡济南赞叹：“地势沃衍，山川逦迤，土物可爱，人才间生”，“夫佛慧峰青，及龙洞而天开异境，明湖水碧，对鹊华而山抱名城”。虽然还不知道张英麟更多的情况，但从他以耄耋之年在这两部志书倾注的心血上，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张英麟对家乡济南的无比热爱和对朝廷的无限忠诚。 张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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