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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也是一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1644年崇祯皇帝煤山上吊，到1662年永历皇帝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南明政权、大顺军（李自成）余部、大西军（张献忠）余部、郑成功部等各股抗清势力，与清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顾城的《南明史》，聚焦于这二十年间的风云变幻，以往我们总习惯于“历史的必然性”，从“根本原因”出发，对这些朝代更迭一带而过，对那些“偶然性”、“局部的”关注甚少，但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很多和历史课本不完全一样的东西。 比如南明政权在军事实力上，并不是显著弱于清军，甚至在局部战场处于一定优势，关键是亡于内斗；比如郑成功、史可法也并非课本上那样的伟光正，郑成功也曾在明清之间摇摆、寻求割据一方，而史可法“志大才疏”，在内部统战工作上出现了一系列失策，没有抓住清朝立足未稳时出师北伐，导致北方逐渐沦陷、自己也沦为弘光朝廷的边缘人物，最终无奈以死报国。 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敢去看这本经典著作，虽然有很多自媒体大V推荐，豆瓣评分高达9.4，但我实在不愿意去正视这段历史，毕竟这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每当回顾这段历史，总有太多“假如、或许”的假想，还是更愿意去看明初那段“天子守国门”的气壮山河。 也是被这无趣的2022年折腾的，没什么心气了，生活总要继续，历史总要正视，问题总要面对，哪怕没有勇气再读鲁迅，至少应该正视历史。于是乎，又翻出了这本书，厚厚上下两册，啃了足足俩月。先说说两点大的感受吧： 一是顾老治史非常严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素材，重要内容就全文附上，以免作者个人的情感或立场影响读者的判断，不会像当今媒体那样断章取义、甚至篡改事实，如果没有充足的史料支撑，作者也会说清楚是他的猜测或推断。当然，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书中会有一些“阶级斗争”的理论，也能看出作者对于农民起义军的亲近之情。 二是历史总是在重复。无论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主义或文化，人性、利益是永恒不变的，南明政权所暴露的问题，在北洋军阀、蒋家王朝的身上依然体现的淋漓尽致，即便在今天也能找到一些影子。可能这也是读历史的意义吧，谈历史总是比谈时政要轻松得多，就像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将剧情设定于泰国。 简单分享三个点吧。  图片来自于网络 大顺的败因 大家都听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出自顾炎武，原文如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百度百科的解释是：“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换个王帝，国号。而仁义道德得不到发扬光大，统治者虐害人民，人民之间也纷争不断，是天下将灭亡。保国这类事只需由王帝及大臣和掌握权力的人去谋划。但是“天下”的兴亡，则是低微的百姓也有责任。 当大顺军攻入北京城时，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大顺替代大明，是一次政权的交替，可谓是亡国，影响的还是“肉食者”的利益，只要处理好新兴政权与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这或许是又一次的政权更迭而已。但是对于关外的满清政权，汉人视之为蛮夷，剃发易服，是亡天下，是文化的灭种，必须要“匹夫有责”。  图片来自于网络 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顺政权比满清政权有着明显的优势，能更快地接收明朝的统治机器，安定天下。但是李自成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就是依然以农民起义军的姿态来对待官绅阶级，对他们采用了消灭而不是招抚的策略，将很多精英力量从可能的盟友逼成了敌人。这一点和教科书上对农民军“贪腐变质、失去民众支持”的归因总结恰恰相反。 反观清摄政王多尔衮发布的诏令，凡是前朝任用的官员，只要来投奔清朝，一律按原来的职级录用，对于有重要贡献的，毫不吝啬的加官进爵。相比之下，一个政权还停留在流寇的阶段，另一个已经是成熟的国家机器了。 输在了内斗 《鹿鼎记》里有非常搞笑的一幕，小说设定的背景是康熙青年时期，此时距离南明灭亡已有二十余年，沐王府与天地会还一直在为“拥唐拥桂”吵的不可开交，沐王府拥立的是桂王，也就是永历皇帝朱由榔，天地会拥立的是唐王，也就是隆武皇帝朱聿键。哪怕此时反清复明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大家还要为以后谁当皇帝先打一仗，真是好笑又可悲。 更可悲的是，这种事情在当年也屡见不鲜，在隆武政权覆灭、清军大军逼近时，南明一时间又涌现了两位皇帝，一位是隆武帝之弟、史称绍武帝的朱聿鐭，另一位是当时的桂王、后来称帝的永历帝朱由榔，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先帝刚刚身死殉国，两位新皇帝为了争夺大统，还刀兵相见，真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极致演绎。最终，绍武帝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又死在了战乱之中。 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下面的文武大臣了。文官延续了党争“至死方休”的历史传统，武将将崇祯末年拥兵割据的迹象发扬光大，对内斗争毫不手软、对外投敌争先恐后。都说唐朝亡于藩镇割据，明朝亡于党争，这么看南明是兼而有之了。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南明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弱，在局部战场上往往处于优势地位，但由于无穷无尽的内讧，削弱、抵消了自身实力，大批的将领倒戈、成为了清廷的马前卒；即便坚持抗清的力量，也都往往各自为战、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权威的、能调度所有资源的指挥中心，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内讧的典型代表就是孙可望，他原是张献忠的义子，后带领大西军联明抗清。他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大西军将领一起，以云南、贵州为根据地，建立了一个抗清势力的大后方，并在永历帝兵败时，主动迎立永历朝廷，之后又主动率军进攻清军，与东南的郑成功势力形成了很好的互动，迎来了南明中兴最后的一个窗口期。 随着抗清形势一片大好，抗清领袖孙可望的个人野心也极度膨胀，此前他和李定国、刘文秀等原大西军将领之前的关系，更像是盟友，他是带头大哥、而不是上下级，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权。但此时的孙可望已经不满足于此，尤其是在被封为“秦王”之后，他欲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秦国“国主”自居，无视永历帝的朝廷，自建六部官僚系统，同时对李定国、刘文秀等的军事行动处处掣肘，唯恐他们功高震主，在李定国东征湖南取得大胜时，甚至谋划要诱杀李定国，之后孙可望甚至一度想废帝自立。 经过孙可望的一系列操作，南明政权内部陷入互相提防甚至敌对的状态，最终演变成内战。由于孙可望不得人心，虽然兵力数倍于李定国、刘文秀，但部队前线倒戈，并败之后，孙可望投降了清廷，被封为“义王”，何义之有？真是莫大的讽刺！ 更可惜的是，当李定国取代孙可望成为主要领导人之后，他也犯了孙可望的错误，对于刘文秀处处猜忌，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和原孙可望、刘文秀的部队区别对待，寒了将士们的心，客观上推动了部分部队投降清军，双方实力此消彼长。  图片来自于网络 郑成功的另一面 历史课本上的郑成功，是正义感十足的民族英雄，但在顾老的书中，可能不完全如此。顺治十年、十一年，李定国邀请郑成功东西夹击、收复广东，以实现打通从云贵到广西广东、再到福建沿海的战略目的，但当李定国率军在广东苦战时，郑成功却一直迟迟不肯发兵、最后象征性派了一点部队、到达前线后发现李定国兵败、又立马毫发无损的退出战场了，为什么？ 原来当时郑成功正在和清廷和谈，他希望清廷能将当年勾引郑芝龙时许诺的条件兑现，即将闽、浙、粤三省交其管辖，经过反复谈判后，清廷同意的条件是：封郑成功为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给泉、漳、惠、湖四府驻军，并未达到郑成功的心理预期，最后双方因“不接招、不剃发”的导火索而终止谈判。 书中写到，郑成功从来都是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谁能让他割据一方、拥有“比于高丽”的独立性，他就支持谁。在他写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原文写到“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能信儿，则为明臣而已”。 当李定国邀请他合攻广东时，他不可能看不到，如果收复广东，对于抗清局面会是一个怎样的改变，从西南到东南连成一片，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民心，都将有很大的改观，但是合兵一处之后，他将如何面对永历朝廷？他在朝中的地位将不如孙可望、李定国等深耕西南十余年的势力，自己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又将被削弱，所以他并不热衷于收复广东。 郑成功的选择是将永历朝廷和李定国作为牵制清军的力量，与此同时，以我为主，沿水路攻击长三角，扩大势力范围。顺治十五年，当清军集中力量进攻西南、意图一举消灭永历朝廷军事力量时，郑成功亲率主力北上，准备攻取南京，可惜最终功亏一篑，折戟而归。随着西南战场的战事结束，南明政权的抵抗运动基本宣告结束，再后面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了。 我写的这些只是这段历史中的一点片段，如果有耐心可以找原书来细细品读，可能读的时候会比较压抑，但历史并不会给我们“如果”的机会，即便是有机会让我们能亲历这段历史，也未必能有更好的结局，《回到大明当崇祯》这样的爽文，图个乐子也就罢了。 不管是治国、治军还是治企，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得解决好利益分配的问题，以及有匹配的组织形式，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或者说“生产关系”，不宜简单的用时代不同、或者存在某些特殊性为由，来掩饰矛盾、回避问题。 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人都在读，但是相似的故事依然在一遍又一遍地上演着。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以上。 注：以上内容为我个人的读后感，如有用词不准、或措辞不当，还请海涵，有兴趣者，建议去翻一翻原著，或许能有更多的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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