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又用宁成为中尉。宁成专尚严酷，比郅都还要辣手，曾做过济南都尉，人民疾首，并且居心操行，远不及郅都的忠清。偏景帝视为能吏，叫他主持刑政，看他诏令中语，如疑狱加罪，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诏令。治狱务宽，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诏令。也说得仁至义尽，可惜是徒有虚文，言与行违，就是戒修职事，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诏令。诏劝农桑，禁采黄金珠玉，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诏令。亦未必臣民逖听，一道同风。可见景帝所为，远逊乃父，史家以文景并称，未免失实。不过与民休息无甚纷更，还算有些守成规范。到了后元三年孟春，猝然遇病，竟致崩逝，享寿四十有八，在位一十六年。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各二驷，吏二千石，各黄金二斤，民户百钱，出宫人归家，终身不复役使，作为景帝身后隆恩。
太子刘彻嗣皇帝位，年甫十六岁，是为汉武帝，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上先帝庙号为孝景皇帝，奉葬阳陵。武帝未即位时，已娶长公主女陈阿娇为妃，此时尊为天子，当然立陈氏为皇后。金屋貯娇，总算如愿。又尊皇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连臧儿所生儿子田蚡、田胜亦予荣封。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臧儿改嫁田氏，已与王氏相绝，田氏二子怎得无功封侯？即此已见汉武帝不遵祖制。所有丞相御史等人，暂仍旧职，未几，已将改年。向来新皇嗣统，应该就先帝崩后，改年称元，以后便按次递增，就使到了一百年，也没有再三改元等事。自文帝误信新平候日再中，乃有二次改元的创闻。景帝未知干盅，还要踵事增华，索性改元三次，史家因称为前元中元后元，作为区画。汉武帝即位一年，照例改元，本不足怪，惟后来且改元十余次，有司曲意献谀，谓改元宜应天瑞，当用瑞命纪元，选取名号，因此从武帝第一次改元为始，迭用年号相系。元年年号，叫作建元，这是在武帝元鼎三年时新作出来，由后追前，各系年号，后人依书编叙，就称武帝第一年为建元元年。看官须知年号开始，创自武帝，也是一种特别纪念，垂为成例。
武帝性喜读书，雅重文学，一经践祚，便颁下一道诏书，命丞相御史列侯郡守诸侯相等，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于是，广川人董仲舒，菑川人公孙弘，会稽人严助，以及各处有名儒生，并皆被选，同时入都，差不多有百余人。武帝悉数召入，亲加策问，无非询及帝王治要。一班对策士子，统皆凝神细思，属笔成文，约莫有三五时，依次呈缴，陆续退出。武帝逐篇披览，无甚合意，及看到董仲舒一卷，乃是详论天人感应的道理，说得原原本本，计数千言。当即击节称赏，叹为奇文。原来董仲舒少治《春秋》，颇有心得，景帝时已列名博士，下帷讲诵，目不窥园，又阅三年有余，功益精进。远近学子俱奉为经师。至是诣阙对策，正好把生平学识，抒展出来，果然压倒群儒，特蒙知遇。武帝见他言未尽意，复加策问，至再至三。董仲舒更迭详对，统是援据《春秋》，归本道学，世称为天人三策，传诵古今。最后一篇，尤关重要，乃是请武帝崇尚孔子，屏黜异言。大略说是：臣闻天者群物之祖，故遍复包含而无所殊。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无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夫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古之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臣又闻之：聚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晻与暗字通。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之大者，君子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无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者，救敝之术，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不待救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大汉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犹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大治而今远不逮，安所缪盩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与天同意者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被朘削，濅以大穷，死且不避，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之所以不可胜者也。公仪子相鲁，至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之，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红读如工。夫皇皇求财利，尝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祸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且臣闻《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壹，法度可明，民乃知所从矣。
这篇文字，最合武帝心意。武帝年少气盛，好高骛远，要想大做一番事业，振古烁今，可巧仲舒对策，首在兴学，次在求贤，最后进说大一统模范，请武帝崇正黜邪，规定一尊，正是武帝有志未逮，首思举行，所以深相契合，大加称赏。当下命董仲舒为江都相，使佐江都王刘非。汉武帝既赏识董仲舒，何不留为内用？丞相卫绾闻得武帝嘉美董仲舒，忙即迎合意旨，上了一本奏牍，说是各地所举贤良，或治申韩学，或好苏张言，无关盛治，反乱国政，应请一律罢归。汉武帝自然准奏，除公孙弘、严助诸人，素通儒学外，并令归去，不得录用。卫绾还道揣摩中旨，可以希宠固荣，保全禄位，那知武帝并不见重，反因他拾人牙慧，格外鄙夷。不到数月，竟将卫绾罢免，改用窦婴为丞相。窦婴系窦太后侄儿，窦太后尝与景帝说及，欲令窦婴居相位。景帝谓窦婴沾沾自喜，量窄行轻，不合为相，所以终不见用。武帝也未尝一定以窦婴为相，意中却拟重任田蚡，不过，因田蚡资望尚浅恐人不服，并且窦婴是太皇太后的兄子，田蚡乃皇太后的母弟，斟情酌理，亦应先窦婴，后田蚡，所以使窦婴代相，命田蚡为太尉。太尉一官，前时或设或废，惟周勃父子，两任太尉，及迁为丞相后，并将官职停罢。武帝复设此官，明明是位置田蚡起见。田蚡虽曾学习书史，才识很是平常，只有性情乖巧，口才敏捷，乃是他的特长。自从武帝授为武安侯，他亦自知才具不足，广招宾佐，预为计画。入朝时乃滔滔奏对，议论动人，汉武帝也堕入彀中，错疑他才能迈众，欲加大位。为此一误，遂惹出后来许多波澜，连窦婴也要被他排挤，断送性命，这且待后再表。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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