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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苏东剧变,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的文章多如潮涌。１９９０年哈贝马斯在《新左派评论》第８３期上发表文章,名为《社会主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他在文中对这些解释进行了归类分析,并引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段话,来表明自己对这些事件性质的看法,进而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下面是对哈贝马斯文章的一段摘译，篇名是编译者所加〕 对这些革命性变革所作的解释五花八门,互相排斥,这是不足为怪的。下面我想对讨论中存在的六种不同解释模式进行分析,前三种是赞同社会主义的观念的,后三种则对这一观念进行了批判,这两类阵营可以按下列次序安排: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和改革的共产主义的解释;另一方面是后现代的、反共产主义的和自由派的解释。 修正性的解释 要求维持现状的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现在人数不多。他们否认这些变革是革命性的,相反却把它们看成是反革命的。他们坚持一种对这一异常的逆转和修复过程已经无能为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越来越明显地是,用一种众所周知的套话来说,在中欧和东德,下层不再愿意以旧的方式生活下去,而上层也不再有能力以旧的方式运作下去了。群众的怒火（不仅仅是少数几位煽动者）,指向了国家安全工具,就像它曾经指向巴士底狱一样;与路易十六的被处决同出一辙,党丧失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事实是不容辩驳的,即使是最顽强的列宁主义者也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因此,保守的历史学家荣根·库钦斯基作出让步而使用“保守的革命”这一术语以便给这些变革以这样一种地位,即它们是长期的革命过程中的一种自我纯化的革命。当然,这一解释仍然是以似乎前定了目的的正统的阶级斗争历史学为基础的。从一种纯粹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种历史哲学是不足为信的。然而,即使就此不论,它也不能解释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府和社会制度的结构性条件中出现的或者由此条件引发的这种社会运动和冲突,更何况,中欧和东德的政治发展同时超出了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自我修正的观念所能充分描述的范围。 这种发展也是对第三种姿态的一种否证,杜布切克从流放地返回瓦茨拉夫广场这一事件是这一姿态的显著代表。在东德,启动和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大部分反对行动也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指导下进行的。列宁主义者认为他们应该改正发生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错误,而改革的共产主义者则要求更进一步地进行追问,他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思潮相一致,以这一前提为出发点:即列宁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解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与民主的社会化相对应———并由此而逐渐形成自主的、极权的和官僚的权力机构,从而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中间道路”还存在着其他的说法,这要看对十月革命作出的解释如何了。根据乐观主义的说法,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彻底的民主化,以便建立一种在实际上优越于西方的大众福利国家的民主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是人们力所能及的,这种观点由布拉格之春的领导者们所坚持;而根据其他的说法,两种“实际存在”的制度之间的中间道路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随着控制机制分散和不断多样化的经济的产生,这种成就至少能与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达到的福利国家的和谐状态平起平坐。对平起平坐的探索在非极权主义国家那里达到了顶峰,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以立宪民主为模式的国家,然而,就这种制度的优点（相对的社会安全和集约性增长）和缺陷（在生产力的发展和革新等领域）来说,它的目的并不是去模仿西方的社会形式而是去对它进行补充。即使是这种较为低调的解释也信奉“社会主义市场”的潜在能力,“社会主义市场”这一名称是最近提出来的。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不可能预先形成,另一些人则认为人们应该在实验和错误中进行求索。即使是像马林·格里芬·丹霍夫这样强硬的自由派人士也相信“发挥一点想象力,进行一点实际观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很可能梦想成真———它们相互纠正。”这一与列宁主义的解释相反的允许互相矛盾的东西共存的共产主义改革类型不再宣称能够预见历史的进程。 我们现在可以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潜在能力和民主发展去进行推断了。我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巨大后遗症（和苏联解体的威胁）会使这一推断在苏联也成为空中楼阁。如果我的解释的前提是正确的话,东德是否可以走中间道路的问题也不会得到回答,因为可以找到答案的唯一途径是取得大众的赞同,进行“实用主义的充满想象力的”实验,然而,大多数的人同时会毫不含糊地决定反对这样的实验。在四十年的灾难岁月之后,这其中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这一决定是值得尊重的,特别是值得那些从来没有遭受过这种实验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人们的尊重。因此,我们现在回到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三种解释模式。 批判性的解释这一方的最极端的立场还不曾作出过令人信服的阐述。根据一种理性的后现代批判,这种从根本上来说是非暴力的大变动是一种终结了革命时代的革命,是一种可与毫不犹豫地根除了理性固有的恐怖的法国大革命相媲美的革命。最近两百年来产生恶魔的不安宁的理性之梦结束了,但是苏醒过来的并不是理性———理性自身也是一场恶梦,我们苏醒后它便随即消失。但是事实与这一从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吸取了唯心主义灵感的历史模式并不十分吻合。根据这一阐释,当今时代被一种自封的主体性遮蔽了。但是修正性革命所采用的仍然是从当今时代众所熟知的剧目中完完整整地拿出来的方法和标准。大量的群众聚集在广场,行走在大街小巷,出人意料地要去推翻一种武装到牙齿的政权。换种方式说,这无疑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它曾经把一种模式给予如此众多的革命理论家,但这种模式最近被认定是没有出路的。当然,这一切首先都发生在由电子媒介的不断介入所创造的非正统空间,发生在一个由带有偏见的观察者所参与的国际竞技场。此外,正是从人民主权和人权的合法性中,这些革命需求汲取了力量。这样,历史的加速发展使后历史的停滞形象名誉扫地,它同时也破坏了由后现代主义所绘制的画卷,在这种画卷中,官僚政治像晶体般僵硬,并凌驾于所有的合法化形式之上。相反的情况是,官僚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溃崩似乎表明现代性正在开拓边界———西方精神,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文明,而且作为一种民主传统正在夺取东方。 从反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东方的革命性变革表明,由１９１７年布尔什维克所引发的全球内战终于取得胜利。“全球内战”这一短语来源于社会理论中“国际阶级斗争”这一术语,这样的转换使它具有了霍布斯权力理论的意味。卡尔·斯密特给这一理论上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50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的隐喻提供了历史和哲学背景。在他看来,随同法国大革命而登基并肩负了其普遍主义伦理学的乌托邦责任的历史哲学是内战的背后动力,而这一内战首先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所策划,然后再把它投射到国际舞台之上。这一假定在东西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得到扩充而成为一套有关全球内战的完整理论。它旨在剖析列宁主义,却反而依赖于它,就像镜像依赖于它所反映的原物一样。然而,历史材料却抵制即使是像恩斯特·洛特一样博学的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拐杖,他最近提出了全球内战已经结束的论题。在参战各方那里,全球内战类型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讨论诸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丘吉尔和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这样一些彼此具有巨大差别的人物的政策时,竟理所当然地不加区分,就像他们都出自反共产主义的同一模式一样。全球内战的隐喻采用了在冷战的一个白热化的特殊时期所出现的一种说法,从此不断得到争论,成为与整个时代相应的结构性描述。 现在只剩下自由主义的解释还未加分析了。这种解释最初仅限于这一看法,即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标志着极权主义政府在欧洲的寿终正寝。从法西斯主义开始的一个时代正在走向终点,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观以宪制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主义的形式初见成效,有关“意识形态终结”的匆匆预断似乎最终成为真实。人们没有必要去认同一种不分派别的极权主义理论,并因此忽视独裁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政权之间的重大差别,以便能在西方大众民主的镜子前看清这些政权之间的相似之点。在欧洲社会主义官僚政治中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存在的种种综合病症消失了,市场经济独立于政治制度而相应地发展起来,这表明现代化过程正掀起巨浪,向着中欧和东欧挺进。自由主义的解释是不错的,它只是没有看到更为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论“文明”逻辑 关于这种解释存在着凯旋主义的其他略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几乎可以直接援引《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赞美资产阶级革命作用的原话:“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这是对于那些急于寻找投资机会的资本主义者在给德国工商会发的最后问卷的答案中所表现出来的基调的最贴切的描绘。只有修饰“文明”这一术语表明马克思是有所保留的。当然,在马克思那里,这种保留并不意味着德国人对一种在想象中优越于这种文明的文化的偏好,而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怀疑,他怀疑一种文明是否值得向自己的子系统所产生的动力漩涡———也就是,一种原始的拉力,或者,就像我们当今所说的,一种循环封闭的、仅仅只有通过把所有相关的信息转换加工成具有经济价值的语言才能起作用和保持稳定的经济制度所产生的拉力———屈服。马克思认为，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文明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它忽略了任何不能用价格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无论这些东西是多么重要。 当然,马克思曾经那样直接了当地在地图上标识出来的扩张代理人在今天已不再是１８４８年的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在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统治的阶级,而是一种无名的在全世界运作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在表面上已经断绝了与合同约束性阶级结构曾经具有的任何联系。同样,已经达到了这一制度的“经济顶峰”的当今社会与恩格斯曾经那样有力地描述过其悲惨程度的曼彻斯特也不再相似,因为当今社会与此同时已经对《共产党宣言》的刚健语言和欧洲工人运动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出了回答:这就是福利国家的和谐状态。然而,马克思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上面的引文,它最为贴切地描述了资本为了寻找投资机会而争夺国家社会主义侵蚀过的市场的情形。这种具有反讽意味的景象是发人深醒的;同样令人深思的是,马克思的怀疑已经具体地表现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之中。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像“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一样已是穷途末路吗？从反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没有区别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传统除了制造麻烦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社会主义具有价值的每一种东西都已经在社会民主时代得到实践。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意味着西欧左派汲取理论灵感和指导价值的源泉已经枯竭吗？灰心丧气的毕尔曼在把他的乌托邦天才见解化为满腔愁思之后,暗示了一个辩证的答案:“给我们铲子吧;让我们最终埋葬那个庞大而弱小的僵尸,即使是基督也需要在地下呆三天才能使怜悯复活的把戏取得成功！”②让我们试着去寻找一个少一些“辩证性”的答案吧。 ■ 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２７６页。②见１９９０年３月２日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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