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外交·青年智库 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 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 Glory Diplomacy 来源@大外交智库（GDYT） 基辛格《领导力》第二章 “夏尔·戴高乐：意志战略”
作者：亨利·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前美国国务卿，代表作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大外交》（1994）、《论中国》（2011）等。 文源：[美]亨利·基辛格新著《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大研究》第二章“夏尔·戴高乐：意志战略”（2022年） 收录：《大译编参》2022年第98期，总第243期，大外交智库（GDYT）外文编译评议组创办。 编译：石雅风，《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审校：张童沿，《大译编参》编辑部执行主编，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纪宁，《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终审：王盖盖，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院长、《大译编参》编辑部总编、总策划。 编译精选 一、政治生涯的起点 1935年，当时还是中校的戴高乐发表的军事观点吸引了雷诺，并受邀成为了雷诺的顾问。而在五年后的1940年，法军在挪威的战败使雷诺接替被免职的达拉第，成为新的法国总理兼国防部长，而在随后的比利时战役中荣升准将的戴高乐也被雷诺任为国防部副部长。 但在戴高乐正式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一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法国政府就在德军的猛烈进攻下准备与德国议和。此时的雷诺已经递交了辞呈，但戴高乐却选择飞往伦敦，并在BBC上发表了一篇旨在反对法国政府政策的讲话，并宣告了法国抵抗运动的成立：“世界危在旦夕。我，戴高乐将军，目前身处伦敦。我呼吁所有身处、或即将前往英国的法国官员或民众、在军工厂工作的法国工程师与熟练工人，与我联系。无论发生什么，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不能、也不会消亡。” 可以说，绝大多数法国人在当时并不知道这篇非同寻常宣言的发表。一位在两周前入职的副部长（且仍是其中的一员）、一位法国级别最低的将军，正“厚颜无耻”地号召其民众反对法国的合法政府。 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一直在劝阻法国与德国单独媾和。为表诚意，英国政府与戴高乐保持了距离，并取消了BBC后续的广播计划。但6月22日《法德停火协议》改变了这一切，德国自此控制了整个大西洋海岸和一半的法国领土。自此，戴高乐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自由法国人的努力，解放并恢复法国的主权，并在此过程中使法国社会从这次道德和军事崩溃中重生。 丘吉尔坚信需要发声支持法国的抵抗，至少是象征性的。由此，英国政府于6月28日正式承认戴高乐为“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可以说，这是丘吉尔作出的一项勇敢的决定，尽管他并不能预测在之后的几年里盟军将围绕戴高乐爆发多少争吵。在承认后不久，英国政府正式建立了与戴高乐的关系，并接受了这位将军对法国民族尊严的独特观念。比如，戴高乐坚持英国向自由法国提供的资源与资金应以贷款的形式在日后归还，而不是以赠予的形式；自由法国军队（尽管当时还没有正式军队）将由英国（或盟军）指挥，但应作为自由法国军官领导下的自治单位作战。这样的条件对于“一个被流放在异国土地上一无所有的准将”而言确实是一项相当大的成就。 二、戴高乐行为的根源与目的 在1940年以前，戴高乐被认为是一名杰出的士兵、进步的战略分析家，但此时还没有显露出他成为一个伟大领袖的迹象。 在一战中，戴高乐在法德前线英勇战斗，曾多次负伤，最终在1916年被德军俘虏。在监狱中，戴高乐学习了德语，并与狱友就军事战略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甚至召开了一次关于法国历史上军民关系的讲座。 在战争结束返回法国后，戴高乐将战场上的遗憾投向了军事理论领域。1924年《敌人的内部倾轧》（The Enemy’s House Divided）一书对德国一战的失败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成功吸引到了贝当元帅的注意，让他成为贝当的研究助手。但随着二人关系的冷淡，戴高乐又重新开始执笔写作。《建立职业军队》（Toward a Professional Army）是戴高乐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戴高乐挑战了法国自一战后就一直执行的防御政策，并敦促法国军队采取以进攻性装甲部队为核心的战略部署。最终，他的理论被德国的胜利与法国的沦陷所证实。 在二战爆发初期，戴高乐就意识到美国最终会被卷入战争，并对轴心国形成压倒性优势。但可惜的是，法军高层中只有戴高乐持有这种观点。 也许在正常情况下，凭借戴高乐的战场经验、准将的地位以及卓越的智力才能，他有很大可能成为法军的最高司令，并在一段时间后进入法国内阁。但距离戴高乐成为法国的象征这个现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戴高乐到达伦敦时，他可以算是默默无名。当时的伦敦收留了来自波兰、捷克、丹麦、荷兰等国的国民或政治家，但这些人都将自身在伦敦的努力视作英国战争的一部分。只有戴高乐拥有独立的自主战略，尽管他还没有能够发动军事行动的军队，但他的战争目标已经明确不同于他的盟友了。随着1941年美国正式参战，盟国都在为击败德国和日本而战。戴高乐也在为这些目标奋斗，但这些并非最终目标，而只是实现最终目标的一个途径——复兴法国的灵魂。 三、戴高乐对法国历史的看法 在戴高乐看来，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崇高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文化）。在法国处于历史最低谷之时，戴高乐将自己视为命运的使者，其任务就是恢复法国的伟大——这种正当性源于他对法国及其历史的坚定信仰。 在他眼中，法国从中世纪初就显露出了成为伟大国家的特质。早在公元6世纪，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就统一了现代法国的大致疆域，并建立了一个中央统治的政权。 到17世纪早期，面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法国需要加强中央权力并制定详细的国家战略以维护国家安全。这一任务由红衣主教黎塞留完成，他放弃了建立在忠诚或宗教之上的国家战略，使法国能够根据对周边环境的判断灵活地追求国家利益。对戴高乐来说，这标志着自罗马覆灭以来，欧洲第一次出现整体战略方针。黎塞留与其继任者马扎林一道，在三十年战争中击败了哈布斯堡帝国，使法国成为中欧诸国的仲裁者。随后的18世纪，欧洲在以英法为首的两个联盟之间相互对抗，但不致危及体系存亡。 拿破仑的掌权使法国放弃了联盟和有限战争等维护利益的手段，而是选择了军事征服来推翻欧洲地区秩序，并援引了法国大革命中有关大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的新原则。但最终，拿破仑在远征俄国时遭遇惨败。戴高乐承认拿破仑是千年一遇的军事天才，但也批评他浪费了法国的权力与威望。戴高乐认为，拿破仑的才华与其误判是一体的；法国在拿破仑时代的鼎盛为其覆灭埋下了伏笔。这也就是为什么戴高乐将法国的衰落追溯到拿破仑时代，尽管在这之后法国仍是欧洲历史的中心。 随着法德力量均衡逐渐被德国的崛起所打破，法国开始重新寻找盟友。法俄同盟（1894）与法英同盟（1904）对法国十分重要，但也导致了欧洲外交的僵化，一场不起眼的巴尔干危机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法国在一战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人口大幅减少、北部地区在战争中千疮百孔、重要的盟友俄国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东欧诸国都指望法国制止德国的扩张（而不是为法国提供帮助）。法国虽然在1918年获得了胜利，但只有法国自身清楚，它距离失败仅有一步之遥。马奇诺防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法国国家心态的某种缩影——作为一战后拥有欧洲最大军队的国家，在面对一个正规军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的国家时，想到的仅仅是固守边界（如果不是坐以待毙的话）。这些是戴高乐在其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中都决心要扭转的。 四、二战中的戴高乐 尽管英国政府承认了戴高乐，但这对于他的“光复计划”助益甚少。此外，戴高乐“自由法国”领导人的身份在当时既没有被具有合法性的法国当局所任命，也没有得到人民选举的确认，只有他自身发出的一则公告。但戴高乐对此不以为意，他还以圣女贞德的象征作为运动的旗帜，并坚信自身被“赋予”了一个永恒的、不可战胜的法国的“最高权威”，这不是物质世界中的任何变动所能动摇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戴高乐一直表现得十分自信、拒绝妥协，好像自由法国体现的不是一种愿景，而是一种现实，也正是这种特质使各大国领导人不得不在战争结束后考虑到法国与戴高乐的存在。 戴高乐并不希望在伦敦开展自己的事业，在集聚了大概7000名自由法国战士后，他将目光投向了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但这一努力并不顺利，因为维希法国还控制着那些地区。最终，以乍得为首，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陆续宣布支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并且自由法国在法属刚果的布拉柴维尔成功定都，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如1941年初的库弗拉战役，自由法国军队在利比亚南部城市库弗拉战胜了当地的意大利守军，这是“法国”在二战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但盟国却不太愿意接受戴高乐的这种“法国情结”，尤其是在戴高乐向英国表示坚持法国对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控制，和向美国在“盟军征服法国领土”问题上的异议之时，丘吉尔与罗斯福都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抗拒与恼怒。更有甚者，在美国与维希法国就两个纽芬兰岛屿中立化达成共识之后，戴高乐公然拒绝盟军的指挥，擅自命手下带领部队登上了两座岛屿，宣布法国将继续对其保有主权（并组织了一次公民投票赋予其合法性）。这一行为激怒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双方在外交上进行了毫不相让的交锋。 但正是这种近乎“荒谬”的举动，让戴高乐成为了法国政治复兴的象征。事实上，他捍卫法国历史特质的英勇举措在随后都成为了法国恢复大国地位的先决条件。当然，戴高乐对于自身以及盟友对他的看法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也许认为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共事的人。”他沉思道，“但如果不是这样，我这时应该在贝当的总参谋部。” 尽管丘吉尔偶尔会被戴高乐所激怒，但丘吉尔还是尽可能为他提供经济支持，并保护他免受罗斯福的敌意。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戴高乐曾认真地与苏联大使交流过是否能在苏联领土上受到接待。尽管这一沟通并没有结果，但戴高乐也希望借此展现出自身对于苏联的重视。 盟军在北非的登陆给戴高乐带来了一大挑战：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当时并未被法国视为殖民地，而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而盟军的登陆与占领就提出了法国的合法代表人这一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战后法国合法政府的建立。在经过一场微妙的较量之后，戴高乐及其主导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获得了胜利。 紧随其后的问题是盟军在进入法国后可能会组建过渡政府，这种前景驱使戴高乐尽快以一种超越分裂的第三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出现在法国，或者说，巴黎。英国在政治与军事上对戴高乐提供了（不太情愿的）支持，并借盟军的胜利为其造势。 在贝叶的演讲是戴高乐首次在法国大城市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戴高乐一直用“你”称呼台下的听众，好像他们在整场战争中都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并表现得好像自身已经具有了向他们下达命令的合法性。整场演讲都未提及解放了贝叶的英国军队、在诺曼底遭受伤亡的英美盟军，戴高乐希望以此在其听众心中，将本质上是英美军队的远征化为法国人的独特胜利。这次对贝叶的访问与其说是要夺回法国的领土，不如说是要重塑国家的精神——戴高乐努力说服他的听众接受一个与现实相差甚远的叙述，并且这绝不是最后一次。无论如何，从蒙哥马利的视角来看，戴高乐已经成功建立了自身的权威。 两个月后，戴高乐终于回到了巴黎。回望这失去的四年，戴高乐仅将其视为法国历史上的一个省略号，“除了国家之外，什么都没有失去。恢复国家是我的责任。”而当许多人都希望他宣布结束在战争中失败的第三共和国、建立第四共和国之时，他却否决了这一构想，“共和国从未停止存在……因此没有必要宣布”。 戴高乐在巴黎的著名演讲其内容不再赘述，但就其实质来说，戴高乐通过自身的形而上提升，表达了他对于法国国家特殊性的信仰。盟军在此处的作用仍被有意忽视，解放巴黎纯粹是法国人的成就——通过宣称现实如此，戴高乐希望说服他的听众认为事实就是如此：完全通过意志的力量创造政治现实。这种做法似乎对解放者缺乏感激，并且对法国的作用夸大其词。但实际上，戴高乐非常清楚，法国人已经适应了德国的占领，而在战胜时对此过于强调则会暴露出太多的矛盾；强调盟军的作用则会阻碍他恢复法国自信心的最终目的。 沿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游行基本宣告了法国结束了二战的历史，也巩固了戴高乐自身的合法性。法国其他地区的抵抗运动也陆续并入了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在这个临时政府中包含了抵抗运动成员、自由法国成员、第三共和国政治家、共产主义者、基督教民主党、前抵抗运动领袖与技术官僚——戴高乐确信法国的分裂导致了衰落，于是他决定让法国在战后实现史无前例的团结。 五、戴高乐与临时政府 战争的胜利以及在访苏时取得的外交成就使戴高乐毫无疑问地被推选为政府首脑。但戴高乐本人却不以为意，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这更多地是对过去服务的认可，而不是对未来构想的采纳。 戴高乐曾设想在共和制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以及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但在诸多党派之间，曾认为可以调和党派分歧的戴高乐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力不从心，并发现他正在失去对新宪法制定的掌控。一个传统的政治领袖可能会以放弃自身信念为代价掌握权力，但戴高乐并不准备这样做——如果不能实现社会的道德复兴，他宁愿放弃他所获得的所有政治成就。 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召开了一次内阁特别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表达了他对于“排他性政党体制”的蔑视，并在没有任何未来计划的情况下宣布了他“不可撤销”的辞职决定。 历史学家在戴高乐辞职的做法以及选择辞职的时机上观点各异，但从随后的一些史料与事实来推断，这位“善于捕捉机会的大师”百密一疏的一点可能在于，他没有想到法国领导层认识到戴高乐对法国的不可或缺，并调整这一路线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从他辞职回到乡下“自我流放”，到他在危机中重新掌权，已经过去了整整12个年头。 六、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用三件历史事件足以概括第四共和国的崩溃始末：印支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阿尔及利亚危机。 印支是战后第四共和国地缘影响力的第一个挑战。自1862年起，法国逐渐征服这片殖民地。在法国沦陷以后，这片殖民地就一直处于日本与维希法国的双重占领与统治之下。1945年3月，由于担心盟军由此入侵，以及怀疑法国殖民者准备发动起义，日本便推翻了扶植的伪政权，并对这一地区建立了直接统治。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时，胡志明带领的越南当地力量与盟军（包括法国远征军）都准备填充日军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 1946年初，法国表面上基本恢复了对印支殖民地的控制。但随着地区与国际局势的变化，1946年末的河内事件引发了长达8年的第一次印支战争。 到了1954年，第四共和国已无力维系对印支的殖民统治：老挝和柬埔寨已经在前一年从法国独立；刚刚结束朝鲜战争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不愿在越南为法国提供军事援助；纳瓦拉将军的一次失利最终酿成了奠边府的惨败；北越的军队还得到了中国的援助。 在奠边府战役后，时任法国总理门德斯（戴高乐唯一尊敬的第四共和国领导人）迅速在日内瓦达成了和平协定。尽管戴高乐在这期间并未执政，但却深深地记下了这场战争留下的惨痛教训。在1961年会见肯尼迪时，戴高乐还警告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不要介入印支事务。 战后法国遭遇的第二次冲击是1956年，法英联合以色列入侵苏伊士运河地区。法英希望借此恢复西方在中东的地位，而以色列则是为了追求独立的国家目标。 纳赛尔于1954年推翻了纳吉布的军政府，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政权。在其任内，纳赛尔愈发转向苏联并接受其经济与军事援助。1956年7月，纳赛尔宣布将原本由法英所有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纳赛尔的这一决定基本意味着英国在中东地区优越地位的终结，法国也担心埃及的行为将刺激北非殖民地，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分离团体。因此，在1956年10月，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法英军队随即占领了运河。 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冷战视为一场争得发展中国家忠心的意识形态对抗，三国的这种激进行为引发了美国对苏联介入的担心。美国先后动用外交手段、联合国决议以及经济与政治手段，对三国进行了施压。三国最终被迫宣布停战，并撤出占领地区。 美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对法英的强势反对暴露了北约作为一个政府间军事联盟组织的局限性，也削弱了美国对其盟友承诺的可信度。英国和法国从这一危机中吸取到了不同的教训：英国震惊于自身的衰弱，并努力修复与美国的关系；法国则将对美国的不信任扩展到了大西洋联盟本身，这在戴高乐回归以后将得到充分地表达。 法国在中东的失利确实如最初料想的那样，激化了其北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浪潮，最终引发了致使第四共和国最终崩溃的阿尔及利亚危机。 七、阿尔及利亚危机与戴高乐的复出 自阿尔及利亚于1830年被法国征服后，其在法国的海外领土中就占有特殊的地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批批法国和南欧殖民者沿着阿尔及利亚的海岸线定居了下来。到20世纪50年代，定居在这里的欧洲移民已有100万之众，其中大部分来自法国。 与突尼斯、摩洛哥等法国殖民地不同，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被视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与科西嘉岛类似）。但在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与当地的法国统治机构展开了游击战，并呼吁“在伊斯兰原则的框架内建立一个拥有主权、民主和社会的国家”。尽管时任法国总督认为经济发展将遏制处于萌芽阶段的叛乱，但在短短几个月内，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就席卷了阿尔及利亚全境。 美国中央情报局改变了“双方将在一年内达成和解”的预测，认为法国在印支的惨败与“不愿面对现实”（中情局未对此进行解释）激化了双边冲突。 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认为法国政府无法为他们提供保护，便自发成立了反抗民选政府的治安维持组织；法国军队也对文官集团愈发不满，认为是政府的优柔寡断导致了僵局。随着政府的不断崩溃，法国的民众舆论也开始变得激进。这场由阿拉伯民族主义引发的反殖民运动有演变为法国内战的风险。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戴高乐巧妙地避免了表态，在军队、政府、民众三方之间周旋，使自身掌握了局面的主动。在得到了军队的保证后，戴高乐在1958年6月1日重新出现在国民议会上，他宣布将解散议会，并被授权在6个月内重新起草宪法，然后提交全民公投。议会以329:224通过了戴高乐的提案，并任命他为法国总理。最终，戴高乐在12年前的政治构想终于被实现，以总统为体制中心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最终成立。 在成功实现集权后，戴高乐开始着手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在经历了三年的拉扯与冲突后，戴高乐最终也没能为法国留住阿尔及利亚——1962年的《埃维昂协议》实质上是戴高乐设想的最坏结果，即他所称的“分裂协议”。在戴高乐眼中，阿尔及利亚已经成为法国的一道伤口，将法国孤立于盟友之外，并为苏联提供了干预的契机。“断臂求生”是对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最好诠释。 八、戴高乐与大西洋联盟 在戴高乐前半段政治生涯中，反对并限制德国是他对德政策的核心基调。但在他重新成为法国总统后，戴高乐对于德国的态度却发生了逆转，可以说扭转了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对德政策。戴高乐与德国总理阿登纳保持了极为紧密的私人关系，二人为建立一个可能的“欧洲集团”进行了多次探讨与合作。戴高乐并不强调“逆转关系，忘却历史”，但他依然支持德国的复兴以及对恢复欧洲身份认同的追求（只不过代价是法国要求德国接受战后的欧洲边境划分）。 随着美国的崛起以及大西洋联盟的建立，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秩序都受到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以6%的人口生产了全球50%的工业能力，并（在一段时间内）垄断了核武器。 但戴高乐对于美国却抱有疑虑。戴高乐认为法国要想恢复大国地位，其行动必须出于自身选择，而非被迫。因此，戴高乐拒绝了北约将法国军队纳入指挥的提议，在超国家机构中要求保持法国的身份，并公开反对“一种盛行的超民族主义”——这些与法国的民族性格和目的不相一致。 但矛盾之处在于，戴高乐认为保留法国的特质与欧洲的统一并不冲突。戴高乐肯定美国在联盟中的重要作用，但他质疑美国是否愿意无限期地保持对欧洲的承诺，特别是在核武器领域。在艾森豪威尔于1959年访问巴黎之时，曾对戴高乐提出过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认为美国不将自身与欧洲视为命运共同体？”鉴于美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的表态，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不言自明。戴高乐避免了这一令人尴尬的提问，但还是表示“一战中，美国在法国三年苦战、临近崩溃之时才正式参战；二战中美国参战之时法国早已沦陷一年有余——在核时代，这种反应对法国来说太迟了。”但需要指出，戴高乐同时也认为，当法国和美国存在共同利益时，法国将对美国提供一切支持。 传统意义上，联盟是通过五种方式以建立国家间能力与意图的一致性：集结足以击败/阻止潜在侵略者的力量；展示出这种力量；宣布国家间具有超越权力关系的义务；定义具体的战争缘由；作为危机中的外交手段，消除意图的模糊性。 核武器的出现则改变了所有这些传统的目标。对于依赖美国核保障的国家来说，除了相信美国保证的可信度以外，没有任何切实手段能够保证美国将为了本国的利益承担核战争的风险。戴高乐对这个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得出了自己的答案——附属角色不适合法国。法国是否要保留独立的军事力量，这对戴高乐而言是一个关乎法国特质的道德问题，而非一个技术性问题。 1968年8月24日，在美英两国的持续反对之下，法国进行了第一次热核（氢弹）试验，宣告了法国进入成熟核国家行列。在尼克松改变了美国的核政策之后，美法之间关于核武器的争议也随之缓和，双方的核政策逐渐从兼容走向协调：法国继续走戴高乐设定的道路，保留了核战略的自决权，并与美国进行了密切的协调。 九、戴高乐政治家才能的本质 在经历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戴高乐选择了退休，这也标志着戴高乐传奇政治生涯的落幕。 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戴高乐，或者他所代表的形象，并不陌生。如果用一幅漫画来描绘的话，那就应该是“狂妄自大的法国领导人，永远对想象与现实的差距而愤愤不平”。在其同时代的其他领导人眼里，戴高乐常常是一个眼中钉。 这些批评并非没有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戴高乐确实表现得有些傲慢、冷漠、粗暴、小气；作为一个领导者，戴高乐散发出的更多是一种神秘感，而不是和蔼或温暖；作为一个人，他得到了其他人的爱戴，甚至敬畏，但很少有其他情感。 但在政治家才能方面，戴高乐是一个绝对的例外：没有其他20世纪的领导人表现出了可与其比肩的政治直觉。在法国或欧洲面临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上，戴高乐都不顾外界压倒性的共识，坚持自身的正确判断。戴高乐非凡的先见之明与他敢于根据直觉行事的勇气相匹配，即便在当时看来无异于自取灭亡：从二战法军战略到美苏的参战，到第四共和国的命运，再到随后的阿尔及利亚问题。 戴高乐具有独特的政治家才能。他对法国国家利益有着超乎寻常的责任感；在政治决策方面，他几乎从未有过相关的经验，也没有得到他人详尽的指导。戴高乐通过榜样，而不是“处方”来领导、激励他的追随者。在其去世半个世纪以后，法国的外交政策仍可以被“戴高乐主义”一词准确地概括。戴高乐的一生就是研究伟大领导者如何通过掌握环境来创造历史的一个经典案例。 译者评述 戴高乐无疑是近现代法国史中无法绕过的一名政治人物。他在二战中为法国保留了最后一份尊严，并在战后带领法国重新获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 二战与欧洲以往的战争有所区别的一点在于，战胜国的领导人几乎都在战争结束的1945年进行了更迭：罗斯福因病逝世、丘吉尔的保守党在选举中大败于工党、本章主角戴高乐则主动辞去了临时政府最高领导人一职。 这种断代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战后的风云突变，而这反过来又终结了法国短命的第四共和国。 如果说在二战中，戴高乐是法国精神的象征，那么在他于1958年重新掌权后，他的领导人特质才更多地显现出来。第四共和国对于法国的荣耀理解得过于浅薄，固执地希望通过恢复对殖民地的控制来彰显法国权力的复苏。 然而，戴高乐并不这样认为。 在基辛格的叙述中可以发现，戴高乐并不认为拿破仑以后的法国历史对于法国有何意义，尽管他确实在放弃阿尔及利亚这一问题上体现出了某种踌躇。戴高乐对于法国的愿景一直是复兴法国的国家地位，同时他也敏感地觉察到了法国难以独自与美苏两个洲级大国平起平坐。 为此，戴高乐（与阿登纳一起）主导了法德轴心的建立，为欧洲的团结统一打下了基础。“五月风暴”中的应对失利，或许确实是戴高乐政治生涯中的一次失败，但不至抹除他对法国作出的贡献。 同时，戴高乐富有远见的去殖民化政策也为法国在非洲地区保有影响力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基辛格对戴高乐的评价名副其实。 译文拾贝 1、offensive armored warfare ：进攻性装甲战 2、Maginot Line ：马奇诺防线 3、brigadier (general) ：准将 大外交智库  大外交青年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外交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大外交智库（GDYT）一直坚信“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便开始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双月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并于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大外交智库（GDYT）成立外交安全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部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创办《与名人对话》栏目，同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大外交智库（GDYT）从2021年以来至今，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关青辩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活动、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等。自创办以来，大外交智库（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评论员、特约研究员、编译评议员、助理研究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余人）的青年智库样本标杆，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实现价值增值与最优，效果非常明显，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咨询等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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