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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毁灭》是关于鲁迅先生的一本香江版传记。该书谈不上客观公正，我也不大认同该书对鲁迅先生的整体评价，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觉得这本书还是相当有价值的。 这本传记主攻鲁迅先生的思想局限和性格缺陷(甚至可以说是人格缺陷)，视角比较狭隘，但是因为大量引用了包括鲁迅先生自己已经发表和不曾发表的日记，书信和文章，以及周作人和同时代其他人的各类文字等原始资料作为扎实的佐证依据，所以与那些捕风捉影来攻击鲁迅的著作不同，该书至少确实具有史料价值，同时很多分析也是建立在鲁迅先生的自我评价之上的，因此只要我们把鲁迅先生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当作一尊神来膜拜，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与内陆许多传统形式的鲁迅传记相比，该书的确填补了一些对鲁迅先生的认知空白。 比如，在谈到鲁迅先生“酷忍”的性格特征时(“酷忍”这个词是鲁迅本人给友人信件中的自我评价)，传记作者举了一个具体例子: 鲁迅少年时和两个弟弟一起坐船随大姑去她家玩。在行船过程中，鲁迅故意带着弟弟们搞得船左右摇晃，让船夫无法正常摇浆，吓得大姑的女儿珠姑一直在哭，结果同行的一位“德姑太太”(也可能这就是指鲁迅的大姑)发急地说:“你们两个娘舅，两个表哥，打算把阿朱捉弄到怎样呢？”，但是周氏三兄弟们并不买账，继续恶作剧了一路，直到停船。 到了大姑家之后，大姑一家殷勤接待周氏三兄弟，但是三兄弟在大姑家里继续搞一些闹剧，比如把大小便都倾于便桶中，却不让大人们及时去倒掉，必须等到便桶的盖子浮起，看着老妈子用粪勺一勺一勺掏平，他们才算开心。面对这种恶俗的把戏，大姑没有与孩子们计较，按照周氏兄弟自己的回忆，就是: “她也恨恨的说，'你们这班恶客，我该不邀你们来！’，话虽这样说，但是她性情和蔼，并不以为忤。到了第四天我们要走了，她又很诚恳的苦苦挽留。我们敢于和她作对，也是知道她的性情。”。 虽然鲁迅比周作人大四岁，比周建人大八岁，比他的小表妹珠姑大十岁，在少年人的恶作剧当中他理应负责任更多一些，但是那时珠姑四、五岁左右，鲁迅也就十五岁上下，毕竟还未成年，传记作者如果仅仅是因为这点小事而责备鲁迅“酷忍”，显然就是小题大做了，但是，作者讲这些还仅仅是一个铺垫，是说明周氏兄弟的大姑对他们三个有多好。 到了1906年，鲁迅先生的大姑不幸落水而亡，1911年大姑的女儿珠姑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托一位老太太带了礼物到周家求助，希望能够让她到周家来走动。此时，鲁迅先生和周作人刚刚从日本留学归家，周建人也在家，但是从鲁迅的母亲鲁瑞到周氏三兄弟，全都拒绝了珠姑的请求。书中写道: “按照习俗，女人从夫，夫死从子。鲁迅作为长子，他的态度对于是否接纳小表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鲁迅一家对于小表妹的拒绝，令人想起十多年前鲁迅兄弟在船上恶作剧吓得这位四、五岁的小表妹大哭亦不肯罢休等往事，亦与大姑姑当年竭诚款待鲁迅兄弟，构成人间冷暖，亲情浇薄的强烈对照”。 珠姑后来走投无路落入淫窟，命运悲惨。对于周家拒绝接纳这位落难小表妹一事，周作人曾经表达过沉痛的忏悔，但是在鲁迅先生的文字中，对此则似乎没有只言片语。 当然，作为一部专门研究鲁迅先生缺点的著作，书中还举出了别的很多鲜为人知的例子，比如先生留日期间发表革命言论，临到革命党打算派他仿效徐锡麟秋瑾行革命之事时，却又托辞家有老母而逃避责任。又比如，在“四一二”事件发生之后，明明知道反对国民党已经有生命危险，却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跟他有个人恩怨的顾颉刚教授“反对民党”。再比如，先生在此后领取由“清党”牵头人蔡元培主持的中华民国大学研究院的津贴却又不愿空开承认等等。 此外，对于鲁迅是否真是算“被赶出”八道湾，《两地书》中为何要删除一封他与许广平的通信，而此封信中先生自陈了自己在饭局中对众位女生的失态，以及先生与高长虹和林语堂等人的矛盾等等，本书也都有依据历史文献的分析。还有，像先生在袁世凯的政府中任小说股主任时，主持起草的那些针对小说的审查标准，如果不是这部传记去钩沉，可能也就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不会有人知道了。 对于本书，我不大认同的是书的整体结论。我并不认为一位作家如果有人格缺陷或双重人格，就一定不能是好作家了。我只是觉得本书揭示出鲁迅作为一个“人”的某些侧面，没有把他当作神来美化，而且在分析时也尽量用保存在中日等不同地域间的原始资料来论证，这是值得肯定的。从这个视角来讲，该书也还是很值得翻翻的。 但是，也正因为鲁迅始终是人不是神，所以他的缺陷也并不妨碍他写出一些深刻的文字，尽管这些文字也并非完满无缺，却也依然值得今天的人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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