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颍淮】第26期
作者：张华东
（本栏目每周五下午4点推出）
【编者按：沈茹松先生大部分生活的一个社会变革时期，三十岁之前生活在民国一个军阀割据的动荡年代，六十岁之前的三次蒙冤，对其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这些并没有扼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特别在他最后的十年，他坚守着中国传统思想，并以一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追求，在维护着传统经典的艺术，并且在美术史论和美术教育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沈茹松（1919---1989），字侗廔、忍冰、江东余子、长水传人等，浙江嘉兴人，美术史论家、画家、诗人。与吴藕汀、庄一拂被称为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嘉兴三老”，和吴藕汀、程阆秋、郭蔗庭合称嘉兴近代书画领域的“殿基四家”。
沈茹松先生幼年师从清末嘉兴画家施桢，上世纪40年代入无锡国立艺专上海分校读书，曾与于廉、冯其庸、曹道衡等同窗。先生系国学大师、著名书法家王蘧常先生的入室弟子，并受业于唐文治、梁漱溟、郭绍虞、童书业诸先生，民国三十五年（1946）毕业，当年就被受聘于上海私立中华中学当教员。先生半生坎坷，命运多舛，但始终坚持对诗、书、画及中国美术史的创作与研究，是位真正的诗、书、画、印、美术史和美术教育皆精的全才艺术家，其尤以诗文和考据造诣最深。著有《中国美术评估》、《侗廔美术文集》、《侗廔诗集》等。
我所知道沈先生之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授教于阜阳师范学院，只见过他的很多书画作品，也常听人谈起，但对他没有太多的了解。当时我还年轻，二十多岁，还没有完全涉世，只是跟随阜城老书法家学习，也时常听老师们谈起，或与一些书友们聊起先生的学识。后来逐渐了解到先生的一些经历，他曾两次入狱，一次刑拘。
1953年在杭州革大时被错误的判刑三年。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又被诬陷，以“书画琴棋反党”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又被判刑4年。1975年又因他的诗“和鸳鸯湖棹歌”二百首之累赘，被刑拘八天。他的这种磨难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然而他坚强的挺了过来。出狱后的他并没有垮下，生活没有来源，当苦工维持生计，虽然沦落市井，几经劫难，“生命危浅，朝不虑夕”，但他心中依然怀着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热爱。1979年他的三次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并被安排到当时的亳县博物馆工作，第二年就被应聘到阜阳师范学院艺术系任教。
沈先生是一位高校的副教授，他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的是文化学养的培养和美术史论的传授。可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个时代，美术教育还没有完全形成体系，而他就倡导美术院校的学生要提高文化水平、史论水平。他说：“不懂或没有理论的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固然有，我看亦不能称之为’家'的，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画、书匠或刻字匠而已”。他明确的指出：“单有感性和单有理性是不够完整的。盲目的实践或空洞的理论都是阻碍进步的”。作为沈先生本人，他一生的时间除在教育之外，都是在搞文学的创作和美术理论的研究，特别是他在阜阳师范学院执教的十年间，这是他一生学术最辉煌的时代。
也许因为他前半生的命运坎坷，生命受到很多的磨难，到八十年代开始，他的青春第二次勃发，教书育人，生命又一次找到了归宿，勤奋拼搏，著书立说、书画和诗歌创作达到了高峰。万余首诗词抒发了他的情感和心得。特别对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很高学术质量的学术论文，其中有多篇教研方面的文章，阐述了他对继续和创新传统文化，以及美术教育教学的改革，在当时高校美术教育方面还是比较领先的，提出了新的理念和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美术教育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很大，有一统天下之局势，导致了中国画的学习慢慢丢弃了本民族的精髓，这就限制了中国画的发展。为了维护中国传统艺术在本民族的发展，沈先生在五十年代末就两次撰文，针对当时美术界“全盘西化”的思潮和以“西洋画的观点指责中国画”的谬论。他以敏锐的眼光和犀利的语言予以有力的驳斥，并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关于当时有人提出在美术教育体系上“素描是一切绘画造型基础”的观点，他在《美术》杂志发表了《对中国画几个问题之我见----与江丰同志商榷》一文，他提出中国画的学习与西方素描写生不同，并非一定要“依物写形”，而是“目识心记”。
对山水花木的表现，各人在笔底上是“或许极不相同”的，“这同诗人一样，同样咏一物或写一景，其意境可以全不相同。中国画最好的传统，就是以变化无穷却又简单的线条来创造不同的形象，并且以此来表现物象的立体感和明暗面”。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思潮的侵入，对中国传统艺术形成了强大的干扰，所谓的“前卫派”、“现代派”，使年轻人对中国画产生了怀疑和悲观情绪，喊出了“中国画穷途末路”的口号。
我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江苏画刊》上发表了一篇当时还在南京艺术学院读中国画研究生的李小山一篇《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一文，此文一出，像一颗重弹，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此文给出了强烈的反传统信号，李小山将历史上的大师们如吴昌硕、齐白石等都给予了否定，甚至说不懂绘画，不懂笔墨，他的思想全盘西化。于是沈先生率先站立起来在《江苏画刊》发表了《从当代中国画之我见说开去》，有力的回击了李小山的观点，并大声疾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强调了中国画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支撑，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中国画之“魂”。
作为一位美术教育家，特别在他最后的十年执教于阜阳师范学院期间，也许是他经历过三次蒙冤平凡之后重沐浴露的心情。这十年是他创作研究的高峰期，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著书立说，并笔耕不辍地进行书画和诗歌的创作。十年间他写下了万余首诗歌，创作了大量的书画作品，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教研论文。
这些论文主要是对如何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以及美术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观点和个人主张。如《论苏轼的绘画美学思想》、《试释八大山人题画诗》、《论董其昌“南北分宗”说的美术价值》、《黄公望题画诗简析》、《从当代中国画之我见说开去》等。特别在高等美术教育方面，他撰写发表了《改革高等师范院校美术教育刍议》，深刻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所以说沈先生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解前人未所有，开辟新思想，“深耕细耘，以历史为经，以文化为脉，以画论为纬，以美术作品为体，以技法风格为用，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教学体系”。（张瀛《深切缅怀沈茹松先生》）
在他的《中国美术史略》中就体现出了他的思想和观点，并对高等美术教育课程的设置方面进行了细化和分类，：“一、书画篆刻史类；二、理论类；三、图谱印谱类；四、鉴赏类；五、丛籍类”。这是他多年的研究和对高校书画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总结。
沈茹松先生大部分生活的一个社会变革时期，三十岁之前生活在民国一个军阀割据的动荡年代，六十岁之前的三次蒙冤，对其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这些并没有扼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特别在他最后的十年，他坚守着中国传统思想，并以一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追求，在维护着传统经典的艺术，并且在美术史论和美术教育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