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长的严酷战争年代，从全国各地——大后方、敌占区及各个敌后战场前线先后投奔聚集到延安的干部、学员、家屋和机关服务人员，密度太大了，陕北的物质生产条件有限，还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晋绥是靠近与直通延安的根据地，我们更有责任从财力、物力上给以可能的支援。为此，我们在来延安之前，就经过八分区从敌占城市陆续买来一些烟、酒、茶叶、药品、丝绸、细布、皮毛等，带到延安后交给了晋绥办事处，统一分发处理。也有少量东西，直接送给了熟识的有困 难、生病、生孩子的同志，聊表心意。 到延安之后的两三天，毛泽东同志就通知要接见我们。 这是我渴望已久，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早在一九三九年，贺龙同志离开冀中时，我就给毛主席写过信，简要汇报了冀中的情况，当时在信里表示了想到延安学习和会见毛主席的愿望。 来到延安以后，又听说毛主席为开好“七大”，要找外地来的代表谈话。我一直等待着这一天，但当我来到毛主席跟前时，好多心里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倒是毛主席先开了口。他微笑着说：“你那封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三个字。干吗要把三个字连成一个字呢！”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尽管毛主席的神态、语气，毫无责备之意，但我却感到很不安。毛主席那么忙，为猜测我的连笔字耽误时间，实在是我太疏忽大意了。从此以后，不管是起草报告，签发文件，我都力求写得工整些，以免再给任何同志添麻烦 这天，毛主席留林枫和我全家在他的窑洞里吃了午饭。 因时间关系，未能详谈，毛主席让我们改日再来。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毛主席又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我和 林枫同志接到枣园，吃晚饭时，边吃边谈，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冀中、晋绥，用“挤”的办法，快把日本人挤出去了。现在恐怕要有人来挤你们来了。我说，再把他们挤出去。毛主席说：对！你们冀中有八百万老百姓，晋绥有三百万老百姓，加起来力量可不小呢。听了毛主席的话，我又想起了一九三九年正当冀中军民抗战进入困难阶段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派一二O师来支援的情景，不觉有一股力量油然而生，真想立即赶回前方，向冀中和晋绥军民传达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当我们告辞出来，毛主席还亲自端着蜡烛照明，送我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在延安，还由林枫带我见过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李富春等同志。周恩来同志，从西安事变时见到他，有八年没有见面了。刘少奇、彭真同志在晋察冀、八路军总部见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同志是第一次见面。此外还和 林枫一起见了林彪、康生、高岗等。 住杨家岭时，和富春同志、蔡大姐离得很近，朝夕相随，谈得很多。他们像老大哥老大姐一样，对人宽厚亲切。解放战争期间，在西满我和富春同志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进城以后过往也多，一直保持着战时的友情。 因为林枫和刘少奇同志熟，我们常去他的屋里，谈论党内斗争，白区党的工作。 和杨尚昆、贺龙、陈云等同志，或因工作接触多，或因居住距离近，过往多，交谈深。 贺龙、林枫和我还专程探望了病中的关向应同志。关向 应同志是辽宁省金县人，他和我们谈起东北人的特点，意味深长地说是“白帽子，红胡子”，意思是有些莽撞，意气用事。 “七大”开会前，在延安我主要是学习六大以来反教条主 义的文件。了解党内的斗争，学习党的历史。酝酿“七大”中委、候补中委，就在这期间我对林彪有了进一步的看法，因为他曾托人到晋绥去当说客，反对贺龙同志，这时我开始觉察他不正派，被我顶了回去，他便怀恨在心。他偏听了关于冀中的某些传闻，这次初见面，他便武断地对我说，听说你们杀了一些老党员。我说，你去调查嘛！ 在延安，我会见了全体中央领导人，地大多数同志都很亲切。许多老同志，都是一见如故。通过学习和交谈，使我对党的历史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为以后处理党内关系打下基础， 可以说是上了关键的一堂党史课。 在延安，见到刘澜波、李延禄、李范五、解方、贾陶等东北同志，并在“七大”东北组召开的东北工作会以上讨论打回老家去的问题。与林枫、孙志远等一起，形成了关于东北工作的中心。刘澜波、解方等同志对我讲；“你留在冀中坚持抗日是留对了。我们丢掉了许多机会……结果只剩下常恩多一个师拉过来了。“我说：“不是我留对了，而是北方局有明确指示。” 大家对东北军力量的保存和成长是非常关切的，看到我们在冀中站住了脚，壮大了力量，感到由衷的喜悦。 在延安还见到了许多冀中来的干部，都是炮火余生的战 友，感情尤深。不少人表示，愿意跟我一起再到前线。 我和林枫住处真是门庭若市，亲人故友，东北工作的熟人干部，毎天都谈得很晚。东北军旧部流亡平津辗转来到延安的子弟纷纷找来，听讲形势，讨论反攻开始后如何行动。大家都非常关心战争的进程，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情绪都很饱满昂扬。摩拳擦掌，同表决心，要求随我们第一批奔赴前线。抢占东北，打回老家去！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年五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了。我第一次出席这样庄严、隆重的大会。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同志宣布开会。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即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两个中国的命运》。第二天又听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联想到毛主席在接见我和林枫时的谈话，使我进一步感到：毛主席真是高瞻远嘱，为我们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今后斗争指出了前进的光明道路。 会议期间，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他不只在大会上作报告，还参加小组会。他讲话声音很洪亮，善于比喻，意趣横生，经常引起哄堂大笑。有时表现出深切的无产阶级感情。一次在会上，讲到有的同志过去犯了错误，后来改了，但有的人还歧视他，像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毛主席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大家深受感动。 在“七大”会议上，还听了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周恩来同志《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叶剑英等同志的发言，深受教益，并感到全党思想统一，认识一致，团结坚强，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任务更明确，胜利的信念更加坚定。 “七大”开了整整五十天。六月十一日下午，选举完中央 委员，毛泽东同志以《愚公移山》为题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这天大会执行主席是彭德怀同志，代表们唱罢雄壮的《国际歌》，他高声宣布中 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尝胜利闭幕。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都非常微动振奋地站在那里，不愿离去。 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会后，各地代表都纷纷奔向自已的岗位。我没有即刻返回晋绥，留在延安继续学习文件。结合”七大”文献，联系党内斗争的历史，我又反复阅读了毛王席的《整顿党的作风》及《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提高了理论水平，更加深了对党史的理解。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 北。八月十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向所在地附近的日军、伪军发出通牒，限时间向我军缴枪投降，听候处置。如遇反抗，坚决予以消灭。并派出部队对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负 责一切行政事宜。 八月十三日，为欢送各路人马，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干部会议，中央的领导同志几乎都出席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 已经取得了胜利，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却十分严重地存在着。我们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准备吃苦，不怕牺性，要搞好内部团结，扎根群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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