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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文化自信战略的指引下，从课程标准的制定到统编教材的编写，各个层面都加大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力度。《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版）》在课程性质、理念、目标和内容等方面大大强化了文化自信的内容。在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涉及传统文化的课文篇目也大大增加。文化传承与理解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课程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价值。鲁迅作品中的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民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教学价值。民俗是民间流行的习俗、风尚，是由民众创造而世代传承的民间文化。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钟敬文在《民俗学概论》中把民俗划分为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和语言民俗四类。陶立璠则把民俗划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和精神民俗四类。［2］为了便于梳理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本文融合了钟敬文和陶立璠两位先生的观点，将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分为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四类。同时以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鲁迅先生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社戏》《故乡》和《孔乙己》为例加以说明。物质民俗是指人民在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创造、使用和传承的民俗文化，是那些以物质性存在的居住、服饰、饮食和交通等民俗事项的总称。如《社戏》中的乌篷船以及乘船出行的生活方式就是交通民俗。在《故乡》中，闰土佩戴的银项圈和他带走的香炉和烛台，以及《孔乙己》中的短衣和长衫就属于物质民俗。在《社戏》一文中，作者描述了故乡的大街小巷、桥梁舟楫等诗情画意的水乡环境，就是生活居住民俗的体现。精神民俗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对相关自然物或者祖先神灵等产生的崇拜心理和精神信仰，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民俗。《阿长与〈山海经〉》提到的吃“福橘”习俗，以及阿长教给作者的一系列“礼节”，如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说“恭喜恭喜”，还有各种禁忌，如“说人死了，不应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等等；《社戏》所写的看社戏、煮罗汉豆等民间游艺；在《故乡》中，作者所回忆的大祭祀活动，关于闰土名字的由来等，这些都是精神民俗。社会民俗指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下所形成的，能体现社会成员关系的群体性习俗惯制。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少年鲁迅进学堂时，与拜师行礼有关的内容就属于社会民俗。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出现的除夕和元旦节庆活动，《社戏》提到的社戏、消夏和归省都是能反映各地社会风情的岁时习俗，属于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是指通过口语约定俗成，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的民俗文化，主要包括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所听到的“怪哉”的传说、美女蛇的故事等就属于口承语言民俗。绍兴方言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内容使用了绍兴本地的方言俗语。鲁迅自己也说：“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3］比如，《狂人日记》中的“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兜肚连肠”就是绍兴地区的俗语。鲁迅作品包含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这些民俗文化资源具有很高的教学价值。有的与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相关，有的是构成故事情节和推动情节发展的手段，有的对塑造典型化的人物形象起着重要作用，有的对凸显作者的审美理想、深化文章的内涵意蕴有重要的价值。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独特的标识。民俗文化在文章中可以凸显文章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营造典型的社会环境。《孔乙己》一文的开头：“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这段运用白描手法描写了鲁镇酒店的格局风貌，通过“短衣帮”和“长衫客”的服饰民俗把社会分为了两个互相不能融入的世界，形象地展现了人物的等级尊卑：在穿着习俗上，短衣为平民的常服，袍子（长衫）是上层阶级的常服。纵观全文，鲁迅通过服饰这一文化符号，为孔乙己的悲惨故事营造出了一个身份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 在《社戏》一文中，鲁迅详细地回忆了儿童时期去赵庄看戏的一系列情景。社戏是中国农村举行迎神赛会或岁时节庆时所演的戏，演戏的目的是祭天地、敬鬼社，祈求全社太平富足，不但是鲁镇人重要的精神生活，也是孩子们的快乐来源。［4］鲁迅先生在该文中用童趣盎然的笔调为我们展现了江南水乡文化，烘托出了充满温情友爱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节日民俗的氛围下，鲁迅在这个月夜收获了最天真烂漫的回忆，而在此后充满了羁旅疲惫和困顿的生活中，这些对故乡的记忆是他一生的精神食粮和心灵慰藉。《社戏》以儿童的认知和审美视角观察社会，用温情而又寓意深邃的方式发出了时代的呐喊，以两个互相对照的反差世界，揭露出被传统消极文化浸染了的尘世，鲁迅也在少年记忆中寻觅到了自己钟爱的本真世界，以及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5］人是民俗活动的主体，民俗活动也可以是人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的载体和表征，具有人物形象塑造的价值。在《故乡》中，鲁迅回忆起闰土时写道：“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还有“我”与闰土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按照民间流传的说法，给孩子起名要考虑生辰八字中的五行缺失情况。因八字中五行“缺土”，所以家人给他起名“闰土”。他的名字似乎也成了他命运的“隐喻”，他的命运逃不过一个“土”字——一生在土地上挣扎不已。银，色泽皎洁，象征月亮，佩戴银饰品能受到月亮的保护，闰土佩戴的银项圈看起来是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信仰，实则是一种封建愚昧。［6］再如对闰土变化的描写，少年时的闰土与“我”是以哥弟相称的，但是二十年后，他见到“我”的反应却是“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并且喊了“我”一声“老爷”，还让儿子水生给“我”磕头，“我”也从这些自然而然的人物反应当中明白，“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此时的闰土已经懂得了许多规矩，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奴仆，更是精神上的奴仆，成了一个木偶人。闰土在挑选东西的时候，除了长桌和椅子，还拣了一副香炉和烛台，香炉和烛台正是闰土精神世界的投影。这些民俗色彩浓郁的语言，具有很强的隐喻性，增强了鲁迅语言的张力。从“闰土”“银项圈”到“磕头”“老爷”“香炉”“烛台”的变化，实际上展现了闰土一生悲剧命运的变化，同时也将造成闰土悲剧命运的原因隐藏其中。鲁迅运用这些语言民俗、礼仪民俗，把闰土深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形象传神地塑造了出来，从侧面凸显出当时国人精神上的愚昧和麻木，表现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鲁迅文章中的民俗文化，除了具有渲染环境气氛、塑造典型人物的作用，还可以丰富文章的思想意蕴。《故乡》是一部关于回忆的小说，表面上看是鲁迅对故乡的美好眷念，实则“故乡”在鲁迅笔下，蕴含着多重别样的意义。在《故乡》中，“故乡”是回忆性存在，也是真实性存在，它是理想、现实相互交融的结果。在文中，少年闰土“头戴一顶小毡帽”，描写中年闰土则是“头上是一顶破毡帽”。毡帽是江浙一带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典型服饰，用在闰土的身上，其实就是闰土形象的象征：生活困苦、精神萎靡、毫无生气的农民形象。再有“豆腐西施”杨二嫂，说她张着两只脚的形象就像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这体现的是一种特殊民俗——缠足。缠足是一种妆饰陋习，中国妇女在孩童时期就因为封建观念而遭受肉体的摧残，双脚逐渐长成畸形，这种病态的审美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扭曲？这种封建陋习是亟须破除的，并且要从国民的精神上根本改变，打破他们精神世界与外部的隔阂。正如鲁迅在文中说的，“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他希望的是新的一代能够探索出一条新的人生道路，不再做生活的奴仆，也不再做思想的奴隶，一个人的精神，应从根深蒂固的奴性中解放出来。这就使得文章在“乡愁”情怀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层的情感意蕴。这不但是对故乡的美好希冀，更是对当时国人精神家园重构的审思和憧憬，体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追求。对教材中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坚持文化性与语文性相统一的原则：把民俗文化与深度学习紧密融合，既要彰显语文教学的文化性，又要坚守语文教学的语文性。我们可以结合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文本解读的视角和路径，实现个性化阅读和深度阅读。比如在讲授《孔乙己》一文时，让学生查阅年关、端午和中秋的相关民俗文化，了解“长衫”的文化意蕴，设计引导性问题，帮助学生在相关民俗文化背景资料与课文文本内容的解读之间建立连接，更好地理解长衫和三种节日文化在人物形象刻画和丰富文章思想意蕴方面的作用。在《孔乙己》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该句子中的“长衫”是一个极富文化意味的词语，在封建社会它是“读书人”的象征；“站着喝酒”也是极具文化意味的词语，在当时站着还是坐着喝酒是身份地位的体现。咸亨酒店里有两类客人，一类是在外面站着喝酒的短衣帮，一类是在里面坐着喝酒的长衫客。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却又穿长衫的唯一一人。我们结合当时的民俗文化来解读，就能感受到孔乙己内心是近乎偏执地维护着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孔乙己与上层和底层社会都格格不入，是一个在社会夹层中挣扎的悲剧形象。“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由此可以看出，孔乙己的生活已经穷困潦倒，却仍然不愿意脱下身上的长衫，此举也就破坏了这一服饰民俗文化隐含着的阶级模式，他在当时社会上的身份和经济地位是错位的，是不被社会容纳的，必将遭到时人的嘲笑和歧视，他的悲惨命运也就不言而喻了。［7］语文课程中的综合性学习，是落实语文课程人文性特点和实现文化传承与理解这一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统编语文教材的15个综合性学习专题，其中有7个是直接以文化作为主题的。毫无疑问，这些综合性学习专题直接指向“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但是要充分落实语文课程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学科核心素养培养,不能只限于这几个以文化作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专题。我们还可以将传统文化与阅读教学、写作教学深度融合，创造性地设计综合性学习活动。比如《社戏》的预习板块就对社戏这种民俗活动做了简单的介绍，让学生主动了解家乡的民俗活动并分享给同学。我们可以利用教材的这个预习提示，设计“地方戏剧民俗调研与推介”的综合性学习活动，激发学生对地方戏剧的兴趣，加深他们对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了解，拉近学生与作者以及学生与《社戏》的距离。对于生活在现代，尤其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生活经验与《社戏》中展现的传统乡村社会截然不同。课前对家乡地方戏剧民俗风情的调研，是学生在无法获得直接经验的情况下，以间接的方式获得课文学习必须具备的文化生活体验的好途径。如此，以民俗文化为纽带，还能实现阅读教学与综合性学习活动的有机融合。［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2］陶立璠.民俗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6-7.［3］刘云.“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清代侠义小说、“口谈”与鲁迅之“平民文学”观［J］.鲁迅研究月刊,2020(9):39-49.［4］刘玲玲.初中语文有关民俗文化的教学思考：以统编八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为例［J］.语文教学与研究,2020(7):4-6.［5］张鹏飞.论鲁迅小说中“民俗情结”的文化韵味［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3):92-97.［6］文平.论鲁迅作品中的服饰描写［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7］袁凤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挥民俗文化功用的策略［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基金项目】本文系岭南师范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小学语文教学”（项目编号：000302000129）暨广东省教育学会“十四五”教育科研课题“整本书阅读策略的研究”（项目编号：GDES14077）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来源：《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下旬》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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