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乱世桃源：魏晋南北朝的坞堡与坞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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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许多人称为”中式城堡”的坞堡，是魏晋南北朝的独特产物，是乱世中，地方豪强修筑的用以自卫的防御堡垒，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行政组织，与西欧中世纪的城堡有一定相似性。坞壁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坞”起初是边境地区的一种小型防御工事。许慎《说文解字》：隖（坞），小障也，一曰庳城。“堡”即为城堡，是带有防御性围墙的聚落，通常强调军事防卫，与城市相区别，“坞”和“堡”本来是两种不同的事务，最终在两汉之际合二为一，成为“坞堡”坞堡起源于汉代的一种住宅形制，即平地建坞，围墙环绕，前后开门，坞内建望楼，四隅建角楼，略如城制。在西汉末年，坞壁开始传播至内陆，王莽末期，天下大乱。坞堡开始出现于内陆，如光武帝刘秀的舅父樊宏曾"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东汉将领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东汉蜀郡太守第五伦聚众，"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可见，在王莽时代，坞壁就已在内陆分布。、史家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认为：“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当时中原避难之人民……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认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是一处与世隔绝的坞堡。到了东汉时期，边境地区的“坞”终于与内陆的坞堡融合并成熟发展，东汉政府为防范羌人，命邓训，伏波将军马援等人在凉州地区广泛修筑坞堡，随着羌乱愈演愈烈，东汉政府开始在内陆修筑坞堡，此时，坞堡大多数还只是由政府修建的防御工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坞壁在内陆开始广泛分布，特别是民间开始出现大量坞堡。最典型的如董卓修建的“郿坞”，就是典型的坞堡，史料记载“许多董卓筑坞于郿 ，高厚七丈，与长安城相埒，号曰“万岁坞”，世称“郿坞”。坞中广聚珍宝，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随着董卓的败亡，郿坞也被愤怒的群众摧毁，到了三国时期，地主豪强筑堡自卫，形成地主武装，曹魏阵营的李典。许褚，田畴都是坞堡主出身。《三国志》记载“汉末，（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三国时期，坞壁进入发展阶段。东汉士族政治蓬勃发展，地方士族豪强在地方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占据大量土地，建设庄园，实行自给自足的庄园制经济， 为坞壁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到了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北方陷入大乱，坞壁在中原地区开始蓬勃发展，永嘉乱后，西晋都城洛阳陷落，西晋政权中一些下级官吏便纠合一部分流民建坞自保。例如，《晋书》卷《阎鼎传》：阎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为太傅东海王越参军，转密令，行豫州剌史事，屯许昌。遭母丧，乃于密县间鸠聚流人数千，欲还乡里。……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中书令李啦、太傅参军驺捷刘蔚、镇军长史周顗、司马李述皆来赴畴。佥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劝藩假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蔚等为佐。随着胡人势力的南下，坞壁在北方分布更为广泛，动辄数以百计，如，王弥、刘曜、石勒攻司州魏郡、汲郡、顿丘时，陷五十余壁。（《晋书，王弥传》）刘粲、王弥、刘曜攻豫州梁、陈、汝、颖时，陷垒壁百余。（《晋书刘聪载记》）在冀州，石勒曾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晋书石勒载记》上）曹嶷曾攻青齐地区，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晋书刘聪载记》）可见，北方的坞壁，恐怕数以千计，五胡十六国时期，坞壁进入其鼎盛阶段。坞壁不仅分布于北方中原地区，在辽东，河西走廊也有分布，在南方这类由晋朝政府统治，相对和平安宁的地方则分布不多，南方的坞堡相比北方也较为简陋，一般只有木制的栅和寨，如前所述，坞壁的主要作用是军事防卫，因此，往往分布于易守难攻，有耕作土地的山川险要之地，如《水经注》所记载的一些坞壁，如檀山坞，“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一合坞，“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唯筑西面即为固。一合之名起于是矣。”等等。从分类来看，坞壁可以分为地方宗族自立与流民建立，前者主要由具有威望的地方士族豪强所建立，守卫本乡本土，也有豪强率领本族迁徙外地，所建立的坞壁，许多魏晋名人都曾筑坞充当坞主，试举数例，如郗鉴，《晋书》载“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鉴）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再如苏峻，《晋书》载“”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掖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另一种坞壁则是流民自发形成的，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动乱，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他们也会选择自发或依附豪强，推举领袖，修筑坞壁，这种坞壁在北方非常普遍， 例如东晋名将李矩，《晋书》载“”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西晋末年的农民军领袖——张昌，也是此类代表，《晋书》载“太安二年，昌于安陆县石岩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从之。昌乃易姓名为李辰。太守弓钦遣军就讨，辄为所破。”
坞壁类似西欧的城堡和庄园和城堡，往往自成一体，俨然就是一个小社会，与西欧所不同的是，坞壁的首领并非朝廷任命或贵族担任，而是往往来自众人推举或自立，他们通常出身下层士族或地主豪强，出身不高，没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是有较多的财产和土地，受过一定文化教育或武艺高超，具有领导才能，因而，在乱世中，成为地方的领袖。如上文所述，李矩，郗鉴，苏峻等人都是因为仗义疏财，颇有才学，“为乡人所爱”，而被推举为领袖，也有自立为坞壁领袖的，如东晋将领郭默。《晋书》载“郭默，河内怀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郭默率领部众以抢劫为生，成为坞壁领袖，堪称乱世的绝好写照。坞壁的首领称为坞主、营主、垒主等，他们占有土地，招募民众耕作，在平时为坞壁的行政长官，组织生产，教化百姓，战时率领坞民作战。坞主甚至自行制度规章，设置部吏和幕僚，坞壁内民众称坞民或堡户，租种土地，缴纳田赋，坞壁内的民众往往是本族族众，乡里乡亲，失去土地或躲避胡人侵扰而流亡过来的流民，坞主也经常自行招募流民，补充实力。这些坞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跟随坞主作战，“且耕且守”因为守卫家乡，故而通常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坞主和坞民形成紧密的联系。通常十分牢固。坞壁内部还制定了各种法规，相约共同遵守，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管理秩序。如禹山坞通过与玛众共同立誓的办法制定了法规。庾衮与乌众誓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由于战争频繁，屯田是坞壁普遍采取的措施，因此坞壁内往往存储大量粮食，自给自足，形成封闭的“庄园式经济”，很少进行商业往来。根据出土文物来看，大型坞壁内设有手工作坊，畜牧场，甚至娱乐场所，但极少有进行商业活动的市场。这也是“坞堡”与“城市”的最大区别，即坞堡是封闭的，没有“市场”的，当粮食不足时，坞主往往会率领坞民进行抢劫，如上文所述郭默即以抢劫为生。这种抢劫行为在坞主里是非常常见的。《晋书刘聪载记》称：（刘）曜还师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仅仅郭默一个坞壁就有粮食八十万斛，数量可谓十分惊人。其他大型坞壁的情况可想而知。
坞主一旦产生往往在本坞壁内有世袭性倾向，一任坞主去世，则传其子或同宗族近属继续担任坞主，其他异姓不得染指，具有很强的宗族色彩。坞主所拥有的武装常称部曲，玛主和其所领部曲的关系是非常牢固的，苏峻死后，峻司马任让等人共立峻弟苏逸为主，领苏峻原来的部众。坞主若死其部众传至其子或弟，其他非本族成员难以统领。鸡主刘遐死后朝廷以其部众授予郭默，刘遐宗族亲戚故旧不乐他属，拥立刘遐子刘肇叛晋。《晋书》卷《刘遐传》以郭默为北中郎将，领遐部曲。遐妹夫防及遐故将史迭、卞咸、李龙等不乐他属，共立肇，袭遐故位以叛。成帝遗郭默等率诸郡讨之。叛军得以平息。坞壁的人口相当于现代的镇或村，通常有数百户，人口千余，后赵时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三十余壁，有众五万以应勋。则平均每个坞壁1500人左右。《晋书》卷《慕容俊传》：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于万户。”则每个坞壁平均三百户，也是千余人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坞壁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社会，小个体，在北方大乱，地方政权崩溃的情况下，坞壁事实上成了实际上的地方政权组织，晋室南迁后，也经常利用这些坞壁和坞主，在沦陷的北方实施间接统治，东晋政府经常给这些坞主“太守”“刺史”“都督”等封号。自我安慰，这些坞主也愿意接受封号加强他们的地位，上文提到的苏峻，就曾接受东晋政府册封，被朝廷赐予所谓“安集将军”“峻少为书生，有才学，仕郡主簿。年十八，举孝廉。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玮宣檄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遂射猎于海边青山中。元帝闻之，假峻安集将军。” 郗鉴以被东晋朝廷封为所谓“兖州刺史，龙骧将军”，上文所述的李矩，郭默等分别被东晋朝廷封为“太守”许多坞堡主也自封太守，刺史，将军等等，用以加强统治，然后让朝廷承认既定事实。
坞壁并非都是团结的，他们往往也会互相攻杀，进行火并，但是，面对胡人这一共同的威胁，坞壁在大多数时候仍然会选择团结起来，组成联盟，称为“盟主”，如上文提到的郭默与李矩就“结为联盟”，并肩作战，共同抵抗胡人的攻击，在西燕慕容冲围攻困在长安的苻坚时，长安附近忠于前秦的坞堡”三十馀，推平远将军赵敖为主，相与结盟，冒难遣兵粮助坚“也是坞壁组成联盟的体现，坞壁的领袖多为北方汉人，也有北方少数民族组建坞壁的，这些坞主宰晋室北伐时，往往成为晋军争取和利用的对象，祖逖北伐时，大坞主张平，樊雅等接受祖逖招降，率部众归顺朝廷，桓温北伐时，也招降坞壁领袖，“徙民而还”，刘裕远征后秦的战争中，得到了一全坞，龙骧坞等的帮助。如上种种，不一而足。面对这些坞壁们，北方胡人政权虽然厌恶，忌惮其存在，但由于频繁的战争不可能将坞壁作为作战目标。因此，也往往采取怀柔政策，最经典的策略莫过于索要人质。以此取得坞主的效忠，许多坞主面对胡人的军事压力，也会虚与委蛇，派遣人质。被迫“请降从胡”，对于这些服从的坞主，胡人政权就地将其“拜为守宰”默认其为地方领袖的事实，甚至选拔其中的人才予以重用。对于拒不服从统治甚至联诺东晋政权及其他汉人武装的坞壁集团，胡人政权会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攻灭，借机补充粮食与兵源。如《晋书刘聪载记》称：（刘）曜还师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 王弥、刘曜、石勒攻司州魏郡、汲郡、顿丘时，陷五十余壁。（《晋书，王弥传》）刘粲、王弥、刘曜攻豫州梁、陈、汝、颖时，陷垒壁百余。（《晋书刘聪载记》）在冀州，石勒曾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被攻破的坞壁处境十分悲惨，稍好一些的会被充作兵员，战时充当冲锋在前的炮灰，如《晋书》卷《王弥传》：永嘉初，……元海进弥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与刘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佘壁，皆充为军士”后赵石勒在河北攻破坞壁百余，扩充兵员十余万，实力飞速发展。至于命运悲惨的则会是男丁被全部杀光，妇女分发军士，其下场可想而知。甚至充作食物。处境十分悲惨。
坞堡可以分为城堡式、楼院式、楼橹式3种。城堡式坞堡四周都构筑了高厚的城墙，大门上望楼，四个角设有角楼，坞堡内有大小不一的房屋建筑。
楼院式坞堡除了具备城堡式坞堡的城墙、望楼、角楼等一般特征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庭院中建有三至五层不等的高塔。
此外，还有公孙瓒的易京这种塔楼林立的坞堡，这种建筑内可能有多个家族，或者多个部将，有利于对入侵者形成交叉式火力。
在战争中，坞堡居民一般是紧闭城门，借助自己长期储存的粮食顽强对抗来犯之敌；在极端情况下，堡主的家庭和指挥中心位于楼橹最高层，可以居高临下的指挥部众杀敌，他们的饮食，书信或者文书需要以绳索上下传递；有条件的堡主可以在城楼上安装大型弩杀敌。除了堡主之外，有的坞堡具有多楼台体系，一旦敌人攻入城内之后，还会受到堡垒的交叉火力射击。而在进攻方式上，坞堡除了用梯子翻过外墙强攻之外，另外的方法主要是挖掘地道，然后动摇坞堡的地下结构。火攻是典型的破城方式，火箭或者持续的投掷易燃物，对土木结构的楼台破坏力极大。对于缺乏骑兵势力的武装力量，这些坞堡有利于本土武力进行长期抵抗。当然在一些水土条件过关的地方，某些坞堡具备马厩，还可以训练小队的骑兵。坞堡这样的小城堡，自然无法抵挡千军万马，但面对小股敌军和土匪强盗流民，还是很有用处的，大军一般也不会以坞堡为攻击目标，费力不讨好。坞堡也会交出粮食，人质，向大政权臣服，因此，坞堡堪称乱世避难的绝佳场所。
进入5世纪，随着北魏的崛起与统一北方，坞壁开始走向衰落，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不能容忍坞壁这种“国中之国”存在，但刚刚统一北方的北魏无力将坞壁全部消灭，于是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怀柔政策。北魏初期，在地方实施“宗主督护制”，任命这些坞主为“宗主”，承认既定事实，命其“督护百姓”，“统治乡里”显然是对地方豪强的妥协。当北魏政权的统治趋于稳固之时，“宗主督护”制度也走向了解体，以崔浩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及坞壁集团遭到“北人”）（鲜卑人）的猜忌，最终遭到清算，惨遭灭族。到北魏孝文帝元宏改革时，为加强中央政府对人民的实际控制，采纳给事中李冲建议，于太和十年(486年)建立三长制和均田制，取代了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其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享有一定的优待，得免除一人到三人的官役。这样，宗主或称坞主麾下的坞民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就必须缴纳赋税，服徭役与兵役，而不再为宗主马首是瞻，虽然为与地方豪强妥协，不致激起大规模反抗，三长基本还是由世家大族和宗主担任，但此举无疑大大地削弱了宗主的权力。均田制即将无主土地或荒地分发农民，耕种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三长制和均田制的实施，使得坞壁再也无法维持，其基础陷入动摇，逐渐走向衰落。许多坞壁退化为村庄和村落，到了隋唐，特别是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对世家大族进行清算，使得坞壁几乎绝迹，坞壁便以这样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神探狄仁杰》中，导演兼编剧钱雁秋杜撰出了由坞壁发展而来的铁手团，是臭名昭著的杀手组织，由坞壁集团的后人组成。，虽然纯属虚构，但确实有一定历史根据。铁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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