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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过一个冬天之后，农民们把粮食吃得差不多了，然而新的粮食还没有成熟，日子就特别难熬。这就是所谓青黄不接。贫民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向地主富绅借粮过日子。有人很不爽，决定改变这一不公平的做法，推出了流传千古的“青苗法”。此公便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 
简单来说，青苗法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春天，以较低的利率将官仓的粮食借给老百姓，等到秋收以后，连本带利一起收回来。这样做，既可以让老百姓免除民间高利贷之苦，又能增加朝廷收入，真是一举两得。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朝廷利息比民间借贷还要高。这是因为，层层官府会层层加息，尽管王安石代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各级地方层层加码，但是各级滑吏为了头顶的乌纱帽也好，为了鱼肉百姓也好，总是控制不住层层加码的冲动，一个名叫晁说之的进士就说了，老百姓除了需要支付朝廷规定的利息外，通常还要支付“头子息”“联甲息”“钞旁息”……这些名目繁多的利息，都是各级官府发明创造的。最终结果就是，朝廷利率比民间借贷还要高。在刚开始实行青苗法的时候，王安石规定，是否向官仓借粮，实行自愿原则，老百姓可以主动申请。后来老百姓发现上当了，就没人主动申请了，于是，王安石又提出：实行“计息推赏，否则废黜”的考课制度，也就是说，以收取青苗钱利息的多少，来评判地方官员的政绩。在这条指挥棒的舞动下，各地官员为了保住官位，追求政绩，便采取强制性手段发放青苗钱，老百姓不贷也得贷，强行向不需要贷款的富户、一般农户放贷，强迫还不起利息的贫农贷款，甚至向居住在城市的居民放贷。王安石撕下了最后的伪装，他在《周官新义》中明确说道：“无问其欲否，概与之也，故谓之平。”就是说，不管你要不要，我就是要借钱给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向各地派遣“提举官”监督各级官员是否办事不利，是否将推行青苗法当成中心任务来抓。有的地方觉得青苗法不科学，拒不推行。不怕，官员立刻免职，由提举官代替。那时候没有官方微博，所以被免职的官员连向全国人民道歉的机会都没有。还有的地方推行不力，没有兴师动众，没有大张旗鼓，官员只是想对付一下不识民间疾苦的王安石，而尽量与当地百姓休养生息。结果，提举官来了，官员被罢免，青苗法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比如，杭州知州郑獬，他只是将青苗法在十几个地方张榜公告，让百姓自愿申请贷款，一个月也没一人来借钱。后来，提举官来了，他被赶走了，老百姓立刻纷纷去贷款。这不就是强行摊派嘛！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怎么办？这就需要有抵押物。老百姓穷得没有抵押物怎么办？王安石也有办法，推出了“捆绑借贷”，必须10户人家一起来借钱，而其中必须要有3户人家是有抵押物的富人。只要有人不还钱，那3户富人就得跟着倒霉帮他还钱。最后的结果是，被强行摊派的贫户还不上贷款只能举家逃亡，而逃亡的贫户又连累富户破产，最终走上了“共同贫穷”的道路，富了的只是赵家朝廷。难道王安石听不到老百姓的呼声吗？也许真的听不到。王安石这人吧，学问是有的，初心也是好的，但就是心胸太狭隘，一旦执政就听不进别的声音，身边围绕的尽是一些虚与委蛇的小人，只喜欢听好话，对批评的声音一概排斥。秀州军事判官孙觉自地方赴京师任职，对王安石说：“青苗法甚好，人民称便，皆大欢喜。”王安石立即引荐他去见皇帝，不久就得到高升。大文豪苏轼屡屡指出变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弊端，上书皇帝说，现在的形势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危池”。王安石看后大怒，不久苏轼被外放。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也就是对自己权力无所不能的过分迷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
听不到任何批评的声音，没有任何改善、补救的措施，穴居人王安石的青苗法改革，只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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