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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朝廷面临“缺钱”的问题，司马光曾与王安石展开过辩论。司马光认为，朝廷缺钱是因为花钱太多，少花钱即可。如果继续保持这么大的开支，就势必通过向老百姓增加赋税的方式获得财富，简言之，必然搜刮民财，给老百姓增加负担。王安石回辩说，这些钱都是非花不可的，节约不下来。而且，增加朝廷收入，也可以不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获得，并不会给民众添负担。司马光反唇相讥：天下财富就那么多，不从老百姓那里取，从何处取？王安石的变法还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增加赋税而增加国家收入，但司马光也没有完全说错，这些钱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仍然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过来的，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一言以蔽之，即以国家兴办垄断的商业、金融业企业等手段，为国家敛财。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需对其主要法令做出具体的分析。 1、均输法：变法前，各州县进贡给京城的货物需长途运输，运输到京城后有些货物因不符合市场需求反而需降价出售，让国家亏损。王安石推出“均输法”，规定主管此项事物的六路发运使可以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能就近采购的货物，就就近采购，以节省运费。而且可以按照各地市场不同的价钱，把在当地价格高的产品就地卖掉，变成钱后，再到价格低的地方买回这种产品。同时，还规定，如果地方进贡的是京城不需要的货物，可以折成钱，以现金的形式交纳。这事实上是把原来的运输机构变成了兼具商贸功能的国营企业，通过经营、销售各地的上贡货物赢利，为国家创收。 2、市易法：当时的京城和各大城市，原本就有大的批发商，经营商业批发业务，获利颇丰。王安石推行“市易法”，设立市易务，实际上就是由朝廷官办的商业企业经营主要的批发业务，据说，范围十分广泛，连干鲜果品都由市易务经营，这样，就等于把原来民间批发商人的利润转移到国家来了。 3、青苗法：原本在民间，就存在有一些借贷机构和个人，在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靠收放贷款（利息高的就被称为高利贷）牟利。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就是由官府来承担此项业务，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实际上是将原来的民间放贷资本的收入，转为官营的放贷机构，变成政府收入。 4、保马法：政府军队所需要的军马，原来是由政府的专门部门养的，但是投入大、浪费多。王安石推出“保马法”，将战马承包给普通百姓喂养，条件是政府可以适当免除养马百姓的赋税，并给予以少量的补贴，这样既减少了政府的支出，又有战马可用。 从上面四项法令来看，就是把原来民间资本经营的能赚钱的商业、贸易以及金融业转为官办的垄断企业，通过这些企业的利润为国家增加收入；同时，把国家经营得不好的养马业转为民办，减少国营企业的亏损，为国家减少支出。这一增一减，国家的收入就增长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当然，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完全做到不增加百姓的赋税，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也称免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增加百姓赋税的办法。原来北宋官府里除了官员之外，还要一些从事杂务的衙役，这些人是由各家各户轮流派人充当的，存在着人员流动性强、业务不稳定、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等问题，王安石推行“募役法”，改由各家各户按一定比例交钱，由官府再拿这笔钱雇佣稳定的衙役，长期从事此项工作（当然也有一定的对特困户的减免措施），这一法令实际上是使官府所需衙役（包括衙前重役、散从、马夫、典吏等）职业化了，变成了领国家官粮的“行政事业单位成员”。而全体老百姓则需为这些人员多交纳一份“行政事业附加费”。如果说，前面四项法令还是通过官办企业的方式间接为国家敛财的话，那么“募役法”则是赤裸裸的以增加税赋的方式直接为国家敛财了。因为这项法令解决的不仅是官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稳定性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国家收入。这笔帐很简单：原来每十户百姓，每年有两人去官府服役，这一年只是有两户人家受影响；变法后，这十户百姓年年都出钱，由官府再分雇两个别的人去服役，这十户人家从每五年轮一次有负担变成了年年有负担。而且，十户人家交上来的钱，也许是够雇佣五个人的，可官府只需要两个人，那多出来三个人的钱就变成国家增加的收入了。据统计，熙宁九年（1076年），收的免役钱为1041万，实际雇佣衙役支出只有648万，节余392万就成为国家多增收的钱了。另外，从熙宁六年发出的青苗钱利息来看，剥削率也够高的了，当年发了1103万青苗钱，收回的利息是292万，利息率约为26%，按现在的标准，利率也不低了。（有资料说当时的高利贷利率为100%到200%，我怀疑这种说法的准确性。）由此看来，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敛财，增加百姓负担，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如下： 1.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通过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收入。据杨子忠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神宗熙宁六年散发的青苗钱为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单位是“贯匹石两”），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贯匹石两），利息钱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匹石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卷332）；熙宁九年免役法的收支情况为：这年全国共收免役财赋一千零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匹石两），支用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匹石两），宽剩三百九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贯匹石两）；神宗逝世的元丰八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八千二百四十九万六千三百（贯石），比宋真宗天禧五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六千五百一十三万八千（贯石）多收入一千七百三十五万八千三百（贯石）。 2.裁汰了军队冗员，节省了军费，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根本的提升。熙宁五年（1071年）军队改革，将全国禁军缩编为五十七万人，厢军缩编为二十三万人，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裁减到八十万人，相应的，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应该说裁兵幅度与军费节减幅度都很大。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提升。后来，神宗虽然主动出击西夏，但并没有获得胜利。 3.变法剥夺了原来从事商业批发和金融信贷业务的商人的收益，使之转为国家收益。 4.变法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市易法、青苗法等只是把原来由商人集团获得的利润转归国家所有了，百姓的负担没有减轻。而募役法等又给百姓增加了新的摊派，所以说百姓的负担增加了。 至于变法派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变法派代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之类的说法，纯属现代人根据当时政治需要的杜撰，与变法本身毫无关联。 关于变法的争论与评价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公认的有德君子，他们两个人对变法的不同看法，确实出自不同的政治理念，两人的核心分歧在于国家的职能上。司马光认为，国家的职能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地过日子，因此朝廷不生事、少给百姓增加负担就是最好的国家。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不作为、不生事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王安石认为，国家必须积极进取，国民均应为这种进取承担义务，所以，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简言之，有作为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自现代的眼光看来，司马光的观点未免空阔迂腐：你不进取，不强大，人家西夏、辽国、蒙古就不进取、不强大？人家就不打你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人们无法接受的。而要进取，就得让全体国民都承担义务，就得向全民敛财，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去干什么，又干得怎么样。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观点：以效果论对错。在王先生看来，王安石变法向全民敛财，这无对无错，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干了什么。如果王安石变法之后，国家强大了，平辽灭夏，那么，敛财就是该敛的，人民的牺牲和付出也是值得的，可王安石的变法除了敛财之外，并没有使国家强大，人民白付出代价了，所以变法总体上应受到否定。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没有使国家强大 无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都有使国家强大的动机，都希望国家先富后强，而且，富了之后，宋神宗还真发起了对西夏的主动进攻，但是遭到了失败。事实证明，富裕并不意味着强大，富裕与强大是两回事。而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错误的。他曾说到“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之急。”他把国家不能出兵扫平辽夏归结为财用不足，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试问：宋太祖时兴兵平定天下，其财用有仁宗朝、神宗朝多吗？难道西夏、辽、金、蒙古人的崛起与强大是钱多了之后才做到的吗？事实上，历史上的一切强国几乎都是从一无所有中崛起强大的，而不是有了钱才强大的。恰恰相反，那些富裕了的国家往往耽于生活享乐、不思进取，被新兴的贫穷国家所灭亡。王荆公先富后强的理论要么是昧于历史事实的瞎说，要么就是为其眼下敛财编造美好远景的空话。总之，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真理：当一个国家把军队不能打胜仗归结于缺钱这个原因上时，这个国家的军队，就永不会再打胜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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