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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现代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古代名言,不仅颇为广泛地出现在各种报端杂文之中,而且也在众多的医学史论著中被广为征引,借以表明医学的重要以及宋元以降儒医的出现与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对于该语,今人几乎均毫无疑义地认为其出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989—1052年)之口,而相对于该语,范氏还有一句更脍炙人口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过与后者在语辞上的确定无疑不同,前者则明显不够统一和确定,在宋元以来的文献中,还存在着相当多不尽相同的表述,比如“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达为良相,穷为良医”“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不为宰相,则为良医”以及“良相即良医”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为后者明确出自范仲淹的文集之中[1],而前者则源于范仲淹死后约一百年后刊出的一部笔记中,而且还只是类似的语句。 关于这些表述,至少从13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人均认为出自范仲淹之口[2],而且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人们也未对该语的来历给予过关注。[3]将这类表述归于范仲淹的认识延续至今,不过相较于以往的述而不论,目前的医史研究者已多有论说,其中较具代表性且较为专门的探究当属马伯英,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一部著作中指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句话的源头出自大约初版于12世纪50年代的笔记《能改斋漫录》中一则有关范仲淹的记载,他完全未对此的真实性产生疑问,不过进而将其放在宋代儒医的兴起的脉络中来考察该语的出现,认为范仲淹的这一箴言促进了宋代儒医传统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医生社会地位的提升。[4]马氏的这一论述,广为医史学界所接受,尽管表述的方式和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的认识则完全一致,即都毫无疑问地认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为范仲淹所言,范氏的这句名言积极促进了儒医的兴起和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5]不过海外的相关研究则早已就此零星地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比如,美国学者韩明士(Robert P.Hymes)早在1987年,就因该语不见于范氏本人的著作中,而怀疑有可能是南宋时人的伪托。不过他并未就此做专门的考证。[6]对于这一怀疑,台湾学者陈元朋则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吴曾这样的士人,又有什么动机要去作伪呢?但他也只是在一个注释中提出想法,并未做更多的引证。不过他也不赞同马伯英有关该语促进了儒医的生成这样的论断,认为马过高地估计了范仲淹这句话的实际影响力,但同样也未予申论。[7]由此可见,目前关于宋元以来一直较为流行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一语的来龙去脉还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探究,多有以讹传讹和令人疑问之处,而零星的对通行说法的质疑也几乎未受到学界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该语缘起做一系统的考证,力图尽可能清晰地呈现这一话语的形成过程、缘由和意义,以及与范仲淹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对这一话语在宋元明清的被不断复述的情况和所表达的意涵做一梳理,借此来考察当时医生的心态和社会地位。“良医良相”说最早的出典,现有的研究均指出,乃为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一则名为《文正公愿为良医》的笔记,其内容如下: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日得相位乎?不许。复祷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谓公曰:“丈夫之志于相,理为当然;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欲救物,故无弃物。’且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相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8]吴曾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12世纪中前期,曾官至吏部郎中,生前对医学颇有兴趣。该书编撰于1154—1157年间,出版不久,即因仇人告发而遭禁毁,直到1190年才重新梓行。[9]这则笔记所载的相关内容,在范氏的著述和由其后代编撰的年谱等资料中均未见任何的蛛丝马迹,而吴曾记录这一逸事时,范氏已经过世百余年了。正因如此,韩明士对其真实性表示了怀疑。这样的怀疑自然有其合理性,但若没有证据,似乎也不能随便断言吴曾造假,这正像陈元朋所说,吴曾这样士人,又有什么动机作伪呢?而且笔记本来就是一种记录见闻和札记等内容的文体,吴曾这一记载当是他对当时所听闻的有关范仲淹逸事的记录,虽然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但社会上流传着有关范仲淹这样的名人在尚未显贵时的一些逸闻,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是,我们若仔细检视这则记载,还是颇有些令人感到疑惑的地方。首先,一个人去神祠求祷,应该是私密之事,旁人又何以知之?其次,更为重要的,在这则故事中,范仲淹针对他人的问题,洋洋洒洒地说了一长段话,表明他愿为良医的原因以及做良医的重要性。即使是简单一两句话,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变味,而那些长篇大论,又怎么可能在一百多年后,还能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呢?即使是大概,恐怕也早已在流传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了。最后,范氏那些话语,征诸他留存下来的文字,也找不到丝毫的类似之处。故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即使范仲淹有类似的故事,那些长篇大论,肯定是吴曾根据语境和自己的意思附会上去的。其实,稍晚,沈作喆的另一则类似的记录,则相对简朴可信一些:范文正公微时,尝慷慨语其友曰:吾读书学道,要为宰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时不我与,则当读黄帝书,深究医家奥旨,是亦可以活人也。[10]沈作喆是绍兴五年(1135年)的进士,生活年代可能稍晚于吴曾,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考证,该书为沈1174年以后所作。如果对比这两则记载,我们看不出两者在文字上有何渊源关系,应该是各自对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范仲淹逸闻的记录。这说明,当时社会上应确实流传着范仲淹从小就怀有“利济生民”的远大抱负,并且有意将做良医作为不能成为宰相的其次选择这样的逸闻故事。不管这一传闻是否属实,吴曾应该也算不上是有意作伪。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范仲淹将医和相放在一起来进行类比,那么即使“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样明确的说法非范氏所言,将“良医良相”说归之于范氏,亦无不可。当然,如果我们相信这则范氏逸闻的内容基本属实,而且范氏乃是历史上以医比相的首创者,那么,这样的说法亦属允当。不过,实际上,即使我们相信这则逸闻属实,范氏也非第一个以医比相的人,这类类比很早就已经存在。比如,在《尚书》中就有武丁以医生治病来比喻人臣为相的记载。[11]而《国语》中则有“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的说法。[12]汉代的贾谊则曾言:“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13]而韩愈则直接将“医师之良”类比于“宰相之方”。[14]这差不多就是“良医比良相”的滥觞。尽管范不可能是以医比相的第一人,不过,也应该指出,这些类比的立足点主要在为医和为相在道理上具有相通之处上,范仲淹故事中另外具有的医道重要和从医非鄙方面的意涵,显然是这些类比所没有的。若抛开范仲淹的这则记载,在11世纪,我们并没有发现从这些意义上来类比医和相的相关记载。不过,随着宋代朝廷对医药事业和医学教育的日渐重视,特别是庆历四年(1044年)太医局的设立、熙宁九年(1076年)太医局的正式设局以及北宋徽宗年间(1103年)国家“医学”的设立[15],社会和士人对医学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士人中的尚医风气逐渐形成[16],从11世纪中期以降,我们不时可以在诸多文献中看到表达医道重要的言论。比如,好医术,官至工部侍郎的郎简[17](968—1056年)在庆历七年(1047年)为王衮的《博济方》所写的序中言:“救灾恤患,阳秋之大谊也;博施济众,仁者之首善也。”[18]将医术的施济视为仁者之首善,显然表明了对医道的看重。而一则有关庆历中(1041—1048年)太医赵从古的记载,则对此作了更多的阐发。据《历代名医蒙求》引《名医录》的记载称,庆历中,进士沈常因为人廉洁,处性寡合,而未能得到地方的荐举,于是到京师谋生计。他因偶尔看到翰林院医官在大街上很威风,于是就产生了学医的念头,但又心有不甘。后在朋友的劝说下,遂去拜访当时著名的太医赵从古,希望拜师学艺。赵看穿了沈常内心以医为鄙,不太情愿的心思,遂跟他说了一大段医道重要的话:医术比之儒业,固其次也。盖动关性命,非谓等闲……吾道非贱士能矣……吾闻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唯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最害命之至切……至于汤药,小小不达,便致寿夭……岂可轻哉?[19]稍后,林亿也在《新校注针灸甲乙经序》(1066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臣闻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20]这些议论均表明医道关乎性命,不可轻贱,甚至与儒亦不无相通之处。北宋中后期以降,这样的议论渐趋增多,到北宋末,名医许叔微更是直接发出了“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与来世,是非浅识者所能为也”[21]这样的声音。同时,自11世纪后半期开始,士人中将医和相、治国和医疾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也开始渐趋增多。比如,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1145—1105年)、南宋最著名的诗人陆游(1125—1210年)和词人辛弃疾(1140—1207年)都留下了“诚求活国医,何忍弃和缓”,“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书”,“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这样的诗词[22],这样类比在日趋尚医的风气下,自然也就相当容易让人从诸如医道重要、重视从医等更多的角度来类比医和相。南宋另一位著名诗人杨万里(1127—1206年)约在12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给《陆氏集验方》做跋时,就中唐宰相陆贽贬居忠州后,只集古方而不著书的行为[23]议论道: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也,则医之以奏议;其不用也,则医之以方书。[24]这一议论,与吴曾所记录的范仲淹的表述用词虽然不同,但意涵实为异曲同工。另外,《宋史》中的一则记载,也反映了类似的观念。这则记载称:崔与之,字正子,广州人。父世明,试有司连黜,每曰“不为宰相则为良医”,遂究心岐、黄之书,贫者疗之不受直。[25]崔与之(1158—1239年)是南宋的名人,曾官至宰相。按崔的年龄推算,其父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大致应为12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即南宋初。虽然《宋史》乃元人的作品,我们很难认为“不为宰相,则为良医”就是崔世明的原话,但至少表明,从医非小道、不以从医为鄙的角度来联系医和相的认识已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中。综上所述,则不难认为,医道非鄙,如果无法做到达则利济天下,那么做一个良医以活人,也不失为体现儒道、实现自我之道的观念已经较为普遍地存在于12世纪的南宋社会,即吴曾生活的时代。这也就是说,在12世纪的南宋社会,出现吴曾有关“愿为良医”的记载非常自然。但若把这则故事放到范仲淹“微时”的北宋初年(1010年前后),则相当突兀。当时不仅未见有从医道重要和从医非鄙等角度来将医和相联系起来的说法,而且当时宋代重要医药事业的政策影响尚未显现,士人中对医道重要的论述也未见出现。不仅如此,如果认为范氏的这则故事属实,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则故事要在范仲淹过世一百余年后才见诸记录,而一旦在吴曾的记载中出现后,很快就被广为引述。毕竟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需要隐讳之处,而且名人逸事又是历代文人笔记最喜欢记录的题材。除此之外,以下两个事实,也从另外的侧面进一步表明这一故事并不属实。其一,在前述“赵言沈羞”的记载中,故事发生的庆历中,正是范仲淹声名显赫之时,若范氏真有这一故事,赵从古不加引用以表明医道的重要,也就很难理解了。按说,这一故事对于一个医生来表明医道的重要,是最有说服力的。如果要说这是偶然的例外,那么又怎么可能从11世纪中期以降日渐增多的表达医道重要的论述都忽略这一重要的素材呢?其二,范仲淹留下的文字中较少涉及医药,不过他也曾在“庆历兴学”的过程中,上过重视医学人才培养的奏章。庆历三年(1043年)他针对“今京师生人百万,医者千数,率多道听,不经师授,其误伤人命者,日日有之”的情况,奏请仁宗,请求下旨京师和各地简选名医教授生徒,并定期考选人才。[26]现有的很多医史研究论著往往据此认为这是范对其年轻时“愿为良医”之志的实践。在笔者看来,这不过是既定观念指引下的过度解读。因为从宋朝廷重视医学事业这一历史背景来看,范氏的这一建言实不足为奇,而他有关医学专门的言论仅此一则,在他整体的思想观念和施政方略中,无足轻重。所以他的这一建言实在无法说有什么特别的心机。何况,他的奏章只是针对社会中存在的人才培养问题提出建言,完全未见有何诸如“愿为良医”故事中所表达的为医之重要之类的表述,如果故事属实,他为什么不借机表达自己一贯的认识呢?实际上,这更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故事的缺乏根据。因此,这个有关范仲淹的故事,基本可以说和范氏无关。而很可能是在范仲淹去世后,在当时尚医风气渐趋增强和士人希望以医谋生的社会背景下,坊间出现了类似的故事,并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被附会到了范仲淹的身上。而之所以会附会于范氏,我想首先是因为范仲淹是当朝特别有名而形象非常正面的人物,以其为主人公,自然有利于扩大其影响;其次,范仲淹在任期间,在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上也有所建言[27];最后,以范氏之口来表达愿为良医的意愿明显符合那些科场失利的士人以医为自己的谋生之道的心意。这样,范氏有关良相和良医的故事也就应运而生,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就此,我们可以说,范仲淹愿为良医的故事并不属实,基本上可以说和范氏无关,自然也就更谈不上他曾推动宋代儒医的兴起和医生地位的提高了,事实上,反而很有可能是后者催化了范仲淹故事在“历史”上的诞生。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范仲淹愿为良医的故事,基本上跟他本人没多大关系,而后来颇为流行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或“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类的话语,则更与范氏无关。其实即使我们退一步相信吴曾的记载,范氏也未直接说过这句话中的任何一句。后来流行的这些箴言,其实都是再后来的文人学士根据吴曾的故事加以概括或改编的。自吴曾和沈作喆有关范仲淹有关良医的记载问世后,各种文献中有关这一议题的记载和议论也随之纷纷出现了。就管见所及,最早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范仲淹的典故的,是吴曾的抚州同乡曾丰,他在庆元五年(1199年)为一位医生所做的序文中称:“余惟范文正公得志为相,不得志为医,为皆可活人故尔。”[28]稍后,僧人居简(1164—1246年)则在一篇作于1213年的文章中做了不尽一致的引述,他说:“昔范文正公尝愿达则为贤相,穷则为良医。”[29]在表述上似乎与后来通行的说法更为接近了。差不多同时的章如愚则谓:“前辈尝谓:达则愿为卿相,穷则愿为良医。”[30]而序刊于1250年的俞文豹则在引述时将“卿相”改称“宰相”。[31]应该说,宋人这类的引述,是比较符合吴曾的原意的。比较例外的是方大琮(1183—1247年)在一篇约撰于13世纪30年代的文章中称:“昔文正公谓大丈夫不为宰相必为良医,盖活人之功相等耳。”[32]不仅与当时人一般的表述多有差异,而且也与吴曾的原意也颇有距离,在吴曾的笔记中,范仲淹只是在穷时愿为良医,与必为良医明显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方大琮死后,虽然由其子编辑了文集,但并未见刊刻流传,现在见到的他的文集《铁庵集》最早是由他的后代于明代正德八年(1513年)根据宋代底本增补辑佚而成。[33]虽然我们没有理由和证据怀疑该文是后人的伪托,但由于年代久远,底稿有些部分出现漫漶不清,而出现由编辑者根据文义揣摩补写的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再考虑到方的表述与时人不合,而且除了他的这篇文章外,“必为良医”的说法要到明初才出现(详见后文),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不为宰相必为良医”不是方大琮当初的表述,很有可能是其明朝的后代无意的篡改。另外,南宋后期的一些诗词,也就这一主题做了一些更为简洁的表述,比如谢枋得(1226—1289年)的“莫把眼前穷达论,要知良相即良医”“好看良医作良相”[34],黎廷瑞(1250—1308年)的“古今良相即良医”[35],熊禾(1253—1312年)“古称良医即良相”[36],等等。由此可见,及至宋末,后来最为流行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或“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表述仍没有出现,不过与后者非常接近的表述已经不少。到元初,王义山(1214—1287年)在一篇序言中,则对此类表述做了进一步的简化和改编,他说:“范仲淹不为良相,则愿为良医。”[37]这一表述与以前的表述相比,有两个变化,一是省略了达和穷之类的条件,而是将卿相和宰相变成良相。这显然已相对接近后来通行的箴言而稍稍远离吴曾的本意。随后,王旭在1290年前后撰写的文章中又做了更为简洁的表述:“昔人有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38]干脆将“愿”字也省略了,虽然离本意更远了,但因为其更为简洁和朗朗上口,而且也更显得良医重要,而受到后代越来越多的征引,并最终成为最常用的箴言。由此可见,现代流行的良医良相的所谓范仲淹的箴言,乃主要是在13世纪经众多文人根据吴曾的记载不断概括和改编而逐步形成的。当然这一表述出现后,也并没有完全影响别人采用另外的表述,实际上,自此之后,较为重视吴曾本意的表述仍时有出现并被进一步精简,比如元初的陈栎(1252—1334年)表达为“穷愿为良医,达愿为良相”[39],而稍晚的许有壬(1286—1364年)则名之为:“达为良相,穷为良医。”[40]而且与此同时,还进一步出现了含义上有所不同的新表述,比如,明初的贝琼(1297—1379年)则将其改编为“不为良相,必为良医”[41],医生作为职业的选择,在语义上显然较“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更为加强,离吴曾的原意亦更远。还有的则模糊地称之为“范文正公良医良相之言”[42]。不过总体而言,自元以降,还是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样简洁而选择做医生的语义相对较强的表述最为常见。综上可见,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范仲淹“愿为良医”的逸闻存在真实性,“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一类的表述都与他本人无关,乃是从吴曾开始的文人医士根据时代的需要和自己的意愿逐渐编撰形成的。当然,要说范仲淹因该语而推动了儒医兴起和医生地位的提高,更是言过其实。自范仲淹的故事在12世纪后半叶出现后,其关于“良相良医”的说法就开始不断被引述,在引述的过程中,文人学士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意愿不断地概括和改编有关这一话题的具体表述。由较早的依据原意而言的“达则愿为卿相,穷则愿为良医”,逐渐衍生出“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以及“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等多种流行的说法。这几种说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次形成的,而且其所表达的选择为医的意愿也呈强化之势。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些说法的引述也在日渐增多,而且使用的范围也日趋广泛。就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宋代这基本只是出现在文人的诗文集中;到元代,开始出现在文人为医书所做的序文[43]和《宋史》中;而到明代,除了诗文集外,在医书中出现已经非常频繁,除了在他序和自序[44]中被引用,在医书的正文中也时有出现[45]。同时,还出现在史书[46]、尺牍[47]等文献中,并且为明末清初的著名作家李渔在其描述晚明社会情景的小说《连城璧》中所引用。[48]进入清代后,影响更见扩大,康熙年间,范仲淹的“良医良相”说被编入在清代具有广泛影响的类书《广事类赋》的医部中[49],到嘉庆年间,邹圣脉更将华氏的表述增补进当时风行全国的蒙学教科书《幼学琼林》[50],此说遂成为家喻户晓之言。而到晚清,在一些与医药完全无关的话题中,也不时出现引述“良医良相”说的情况。[51]吴曾最初关于范仲淹愿为良医的故事,其意涵大概不外乎以下几方面:一是范仲淹从小就胸怀利泽生人的大志;二是医虽是被人视为卑下的技艺,但在救人利物方面,与相不无相通之处;三是大丈夫若不能出将入相,做良医亦不失为实现自己救人利物之志的途径。而沈作喆《寓简》中的记录,主要表达的则是,君子应重人命,具仁心,范仲淹正是怀着这样的君子之心,才会立志在不能行道时,愿意习医以活人。当然,作者在做这一表述时,暗含了相和医在活人这一点上共通之意。其后,赵善璙成书于13世纪上半叶的《自警篇》则将吴曾的记载置于“济人”的篇目之下[52],显现了编者在意的乃是范仲淹的济人利物的仁人君子之心。就此概括来说,有关范仲淹“良医良相”故事最初的意涵主要有三:一是君子当有利泽生民之志和救人利物的仁心;二是医和相在活人这一点上具有共通之处;三是做良医可以活人,亦不失为君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救人利物之志的途径。上文已经谈到,范仲淹的这一记载问世后,良医良相说便开始不断被人引述,后人在引述中,其意涵虽然大抵都与以上三点有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情境的变化,其意涵也不断地有所丰富和改变。在宋代,意涵变动尚小,关注点主要在医和相的关系上,比如最早(1199年)引述该说的曾丰认为,范仲淹之所以说不得志愿为良医,是因为相和医“皆可以活人”,儒主道,医主技,但若心怀救人之心,技亦可以“进乎道”。[53]释居简则借该语为行医之行为辩护,认为其并不可鄙。[54]俞文豹和方大琮等人则强调良医和相济人、活人之功相同。[55]而陈文蔚则引用该说表达儒者应具有爱人利物之仁心,若欲行仁心却无其位,则为良医的思想。[56]由此不难看出,宋人在引述时,所表达的意涵基本没有超出最初的原意,只不过对医技非鄙做了一定的强调。到了元代,文人学士对该说的引述不仅日渐增多,而且内涵上也有所丰富和引申。首先在医和相的关系上,元初的姚燧(1236—1312年)在一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医之为业,有相道焉。”因为两者同为易危为安者。[57]生活于1300年前后的王旭则进一步论述说,医和相,不仅道相通,而且良医治病和良相治国的“术”,即方法也相似。[58]而许有壬(1286—1364年)更言:良医和良相不仅“活人一也”,而且良医的“活人之功,又岂下于相哉”![59]那么两者如何才能相通呢?元末的王礼认为,两者的结合点在于读书,无论是良相还是良医,“有不由读书乎”?凸显了儒道的重要性,表达了对“以儒术济医道”的赞赏。[60]同时,还出现了有些士人因为科举入仕之途上的受困,引该语而学医的记载,比如吴兴的庄子正,就因在考试中连连失利,而喟然曰:“君子存心于爱人,不得为良相,愿为良医。”遂开始习岐黄之业。[61]虽然这些文人不再鄙视医术,但内心念兹在兹的还是儒业,为良医不过是他们暂时或不得已情况的一种济世之策,在那些文人的笔下,为医者真正期待的还是业儒为官,即使自己没有可能,也冀望后代能由良医而良相。比如,陈栎(1252—1334年)在送其朋友汪存耕出任建宁医学教授的送别序文中称:良相医国,时来则为,纵或不在君之身,必将在君子孙。[6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元代国家对医学的相对重视,医生不仅有可能像汪存耕那样担任在国家官僚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医官,而且还有可能更进一步,实现由医而“相”的期待。比如,河南的谷杲,幼年习儒,学成未能如愿入仕,便引“良相良医”说而习医,后因医术精良而入太医院,并最终官至广平路总管。[63]虽还不是宰相,但能成为地方大员,也算显赫了。元代继承了宋代重视医学的传统,而且有所创新,医官的品级是历代中最高的,医生向上晋身的管道也相对较为通畅。[64]而且与其他朝代相比,元朝也是最为贬抑儒士的朝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元代士人对“良医良相”说的引述及对其内涵的引申和发挥,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是现实中医生地位提升的认可甚至倡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通过密切医与儒之间的关联[65],以及为医最终还是期待由医而相这样的愿望的表达,来表明儒的正统性,医唯有附着于儒,才为正道。当时文人这一引述和阐发,多少包含着他们为维护儒学的独尊地位的一种努力,且在无意中贬抑了医作为一种技艺的地位和价值。正因有这样的考虑,陈栎才会说:盖以仁心行仁术,活人之功亚于医国相天下,惟儒者深知之,族庖未必知也。[66]到了明代,儒学的正统而独尊的地位无疑又得到恢复,而国家对医学和医疗事业却几乎完全丧失宋以来的热情,明清时期,国家在医疗领域势力开始全面退缩。[67]不过在明初,从元代延续下来的地方世医制度尚在,地方医学人士还有可能因此获得低阶的官职。但即便是这一制度,到明代中后期也开始崩坏,变得有名无实。[68]而到清代,地方医学机构已基本形同虚设。[69]也就是说,医学人士依靠自己的技艺入仕的正规渠道基本丧失了。[70]进入明代后,虽然国家的医疗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但时人对“良医良相”的关注度则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持续提高,“不为良医,则为良相”之类的说法差不多越来越普遍而广泛地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各种文献之中,而且人们在引述时,对其内涵做了更进一步的引申和发挥。在此,我们将分明中前期、明后期(16世纪中期以后)和清前期(1840年以前)[71]三个时期加以论述。检视明代中前期文献中有关对“良医良相”说的引述,可以看到时人在元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和发挥该说的意涵。首先在医和相的关系上,继续强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明初的陈谟以“良医良相”说称誉医士谢礼卿,认为他“独以方技取重于时,不失为士类”[72]。而顾清(1460—1528年)则在引述范仲淹的故事时说,“良医良相之喻,自古有之,然未有视之为一也”,进而认为“医之良者,果无慕于相也”。[73]在具体的论述上,除了继续论述两者在活人之功、治理之术、济人利物之道等方面相通外,还特别关注良医之心志,认为良医之心也是“岌岌于王道”,与良相是相通的。[74]同时还认为医作为仁术,通于相是有条件的,即必须良。比如明初的贝琼(1297—1379年)认为良医和良相虽然其心一也,然必须术精之良医才可谓“全仁”,与良相同。[75]对此,明中期的鲁铎进一步说,医必须心和术都良,才可谓大道,才能与良相相比,若“其心与术不至于良,则小矣”[76]。也就是说,医必须拥有精湛的技艺,而且还需要像儒者那样拥有仁人君子之心,如同周是脩(1354—1402年)笔下的名医刘友谦那样,“不玄能,不矜名,不计利”[77],才可比之于相,不负良医良相之喻,否则仍不过是小道而已。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文人的观念中甚为常见,比如明初的赵谦,本不认同范氏“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语,但后来看到眼科医生汤道人能“处己济人”,淡于名利,遂感叹道:“医岂小道小艺哉!”[78]这表明,当时的文人,已经不再一味阐述医和相为什么相通、可比,显然无论你如何强调,医和相的差距都是巨大而显然的,所以开始审视医如何才可能与相相通,并进而有人提出:“相不可幸而致,医又安可幸而为耶!”[79]同时通过这样的比较,让医在与其他方技的比较中取得了优势,比如明初的金寔认为良医乃不得为相而有爱物之心者的必然选择,且负精艺者往往声名显赫,故认为其与“他方技不同”[80]。明中期的李濂(1488—1566年)则以名医比名臣,认为比之其他方技,医更切实用且有道,故“古之君子修己治经之余,鲜有不致力于医者”[81]。除此之外,我们在文献中看到比元代更多的人受该语的激发而弃儒从医,以及那些名医或儒医期待自己或子孙仍能获得一官半职,或像宋代崔氏父子那样,由良医而良相。[82]到晚明,与此前相比,该说更多地出现在医生的著述中。时人引述该语时,在以下几个方面又有了更进一步的阐发:首先,关于医与相的关系,晚明的名医孙一奎(1522—1619年)提出,古人之所以说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乃是因为“惠溥当时,泽流后世,是惟相与医乃克践之矣”[83]。即因为医者可以以医书泽流后世。故当时名医儒士往往引该语来称颂医者的著书之举[84],或冀望刻医书者成为良相[85]。而范凤翼(?—1665年)则进一步批评世医私密其器,以取利为能,认为只有技艺精良、品德高尚的医生,其行道才与相道合。[86]这样,医通过与相和儒的比附,使医这一职业更具开放性。其次,在强调医的重要性上,时人进一步凸显了医在众方技中的地位。比如,晚明著名的学者、大臣董裕(1537或1546—1606年)称,医者技艺至精者不仅近乎儒,而且可以传于世,故非其他方技“所敢望也”。于是,他在《方术传》中独取医者而传之。[87]在强调医非小道的同时,还出现了认为医不易为,必须重视医者的素质的论述。比如张采(1596—1848年)引用魏晋时期的杨泉之语:“医非仁爱不可托,非聪明理达不可任,非廉洁淳良不可信。”认为这样的人才足以治理天下,所以说“不为良相,愿为良医”。[88]张凤翼(1527—1613年)亦认为,医者唯有具备这三种素质,才可比之于相。[89]而名医肖京则呼吁:“达则为良相。不达则为良医。其可以贱简为哉!”[90]这显然在明中期有关良医亦不易为的认识上更进一步了。再次,引用该语而开始习医的记载明显增多,而且不只是因为医道通于相,还表达了读书求用,借此行志的志趣。比如晚明名医王肯堂(1549—1613年)自叙其学医经过称:他很小就听闻范仲淹之故事,后因母病,遂锐意学医,“虽万万不敢望文正公,然其志不敢不立,而其具不敢不勉,以庶几无负父师之教”[91]。又次,儒者亦以该语来称誉亦医亦儒之人[92],提出“贵医如贵儒”,认为“其良者率有儒徙业”。[93]最后,时人还常常以该语引发对时事的评论,希望以良医之术来救国家之难。[94]到清代,“良医良相”说的影响更见扩大,乃至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时人的引述也更为常见,不过人们在引述该说时所表达的意涵,比之明代,倒也未见有特别新奇之处,或许在社会政治体制未出现大的变革的情况下,经过数百年的阐释,人们已经较少有兴趣和机缘去做新的发明了。尽管如此,清人还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在明人论述的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的引申。首先,沿着明人良医不易为,应关注医生的素质的思路,清人更明确提出,当时医生队伍的人才素质不足以堪医之重责,进而认为应改变国家选拔人才之法。比如清初的顾靖元就对当时行儒道者多,而医虽任重责大,从事者却轻微等医道的积弊详加铺陈。[95]稍晚,医家王三尊在撰于1721年的一部医书中进一步论述道:古之创为医者,非立极大圣不能,其次则鸿儒宿学,念天下苍生,惟有拯救夭折为急务,故医道得以洞明造化之理,缘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说,为其在德不在利也。今之号为医者,其上智之士,志在读书干禄,致身华月无不屑屑于兹,中智之士,每改业学医,其才智可想见矣,甚有仅识之乎而文理全然不晓,亦滥竿于其间者……盖医之理,即经纶之理……又何以治天下以上智,习医以中智以下之人哉?设使圣天子加以赏罚,以衡文之法衡之,吾恐岐黄之徒,无孑遗矣。[96]虽然其医之所以能比之于相,在于医生应有行德利人之心这样的思想并不新鲜,但他以良相比良医,重点不在于论述良医的重要,而是在对人才的要求上进一步比较现实中医和相之间的不匹配,而要求改革现状,这无疑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思考,与晚清呼吁“医学考试”思潮的兴起不无关联。其次,在医和相关系的论述上,进一步突出医和相同样具有救世的功能,甚至在救世上,医还比相更为便捷并深入民间。比如清初的文人钱澄之(1612—1693年)在引范语表明医和相皆能救世后,进一步论述道:因人往往不得行其道于世,故“世不可以相救时,而犹可以医救”[97]。而孙奇逢(1584—1675年)则以医能“惠及于愚夫愚妇”,而认为医有将相不及者。[98]而丁希文则“谓相之良者,能造一世之命,医之良者,能造万世人之命。盖一方有良医,天下师其术者,既利赖之矣,转转相承,历之数十世,世而无不利赖之,此其功不小于相,而且永于相”[99]。故此,袁枚(1716—1797年)在为医生黄蓉江立传时,并未谈及他弃儒从医,而是认为他虽然凭借其才华和财力,博取一官半职不难,但却甘心做一个良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100]显然这样的解说,更加便利了大量在科场或官场失利的寒士借以获得安身立命的途径,以摆脱“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窘境。到了明代,随着儒者相对受压抑历史的结束,文人学士自然无需再通过突出名医、良医的仁心儒道来彰显儒学的正统性,但是,“良医良相”的说法仍一以贯之并更加广泛被引述,出于对儒的尊崇,以及现实生活中科举考试越来越成为世人几乎唯一的跻身上流社会途径,医学必然需要通过这样的比附来凸显自身与儒道的亲密,并进而提升自己的影响和声誉,而仆仆于科举之途的士人也显然需要借此为自己在科场或官场的失意留下后路。在明清时期,人们在日渐频繁地引述该说时,也不断地对良医、良相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越来越细腻而深入的阐发,不仅医和相在道、术、功、心等方面的共通之处日渐加增,而且,在活人救世上,相还有不如医的地方。只要能读书明理,医虽为术,也可以“进乎道”。这样的比附无疑为医制作了一身儒的外衣,便利了医儒之间的流通。这一比附还使得医在“百工”(众多的技艺)中脱颖而出,成为最被儒亲近和看重的技艺,而且像李濂这样的儒医还希望以名医比名臣,通过对医学道统的梳理来进一步拉近和儒的关系。[101]当然,这样的表述并不表示时人会天真地认为良医真的可以和卿相相提并论了,实际上,他们做这样的引述和阐发,不过是特定语境下,比如文人为医者撰写序文或传记,以表达自己对医者治愈自己或家人的疾病的感激之情,或应付他人的托付,以及医者为了表明自己为医仍不坠儒者之志,等等,就特定问题的有感而发,尽管这多少可以显现儒和医在情理上关系的日趋接近,但显然绝不表示人们已经模糊良医和卿相之间相去天渊般的鸿沟。他们其实很清楚,这样说,不过是要表明医可以向儒和相看齐,医应该怀有儒和相的仁心和志向,如果医能够“不玄能,不矜名,不计利”,以济人利物为目的,那么也就在道和心志等方面和相接近或相通了。无论是文人还是医生,念兹在兹的无疑还是儒和仕,行医不过是暂时或退而求其次的行为,内心真正冀望的仍然是自己或子孙由医而相、由“工”而儒和仕。不过另一方面,这样的比附自然也有利于人们去不断地阐述和说明医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认为不仅仅是相,医其实也不易为;并进而有利于引导人们去观察和思考现实生活中医学人才的素质,从起初的专注于医生的道德修养,到开始强调为医亦需“聪明理达”,再到开始批评现实中的医学人才的才智不足以当大任,并到最后提出应该将医学纳入国家的科举考试。大概从一开始,“良医良相”说的产生和最初的引述起,就包含了其适应“医固寒士之退步”[102]的需要的因素。[103]而到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以后,一方面,医生通过医学而晋身的途径几乎完全丧失,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而科举录取名额和官缺却未相应增加,使得社会上科举和官场失意者的队伍也日渐庞大[104],与此同时,当时社会也出现医学知识普及化和作为一种职业渐趋开放的趋向[105],而医又最与儒亲近,这必然使得有越来越多的科场失意的寒士选择以医生作为自己的谋生之道。当越来越多的失意寒士于无奈之中意欲以医为业时,自然也越来越多地需要这样的比附作为自己的指导或为自己提供心理的安慰。故而,“良医良相”说的愈益频繁而深广地被引述和阐发也就不足为奇了。三、“良医良相”说的意义: 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晚明官员张惟任在宋代名医朱肱(1050—1125年)的《南阳活人书》的重版序言的开头便写道:自朱紫阳(熹)训医为小道,儒者皆卑琐置之而不谈,不谈则不习。习医而获名称者,皆业儒不成者也。[106]尽管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对当时托业于此者却多为卑琐之人的担忧,不过其开头的判断,就像陈元朋所言,恐非事实,不仅对朱熹的判断有断章取义之嫌,而且自宋代以降,儒者谈医习医者更是比比皆是。[107]在宋元时期,在国家对医学和医疗事业的相对重视,印刷术的发明而带来的知识传播条件的改善,民间医疗卫生资源的缺乏以及士人的增多等诸多影响下,士人的尚医风气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儒医阶层日渐兴起,医生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地有所提升。[108]进入明代以后,虽然国家对待医学和医疗事业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医和儒日趋亲近的趋势并未随之发生转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有意彰显医非小道与儒和医关系密切的名言在明清时期,不仅日渐广泛地被引述,而且其意涵也被不断地充实、引申和发挥。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通过诸多文人和医者的不断阐发,良医与良相之间共通的内涵愈益丰富,良医的重要价值也被越来越多挖掘出来,儒在情理上与医的关系日显密切[109],而且也使医借此在与其他技艺的比较中获得更为凸显的地位。不管这些作者在引述时的动机和语境为何,这样的引述和阐释至少会让他们在意识上加深对医的印象和认识,并促使其在情理上更多地接受医。应该可以说,“良医良相”说的存在及其被广泛引述,对当时士人的尚医风气、儒与医关系的密切不无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该说的存在和被引述,不管是激励,还是提供心理安慰,都无疑对社会上大量寒士进入医生队伍具有正面的效应,而大量读书人的加入,对医生群体的整体文化素养的提升,自然也会有所促进。另外,寒士的大量进入,一方面固然促进了通俗性的入门医书的大量出现[110],另一方面也会促进了医学图书市场的繁荣(包括医书的撰著、出版和销售)和民间医疗资源的丰富,并进而促进学术医学传统的不断发展。[111]毫无疑问,历史上的众多现象,肯定不是单独地由概念所能决定的,不过一些概念不断被重复又确实可以在很多方面持久而细密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尽管“良医良相”说的存在和被反复引述,不可能单独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无疑也已在诸多方面对明清时期的医生群体、医学和民间医疗资源等产生了不少积极的影响。显然,明清时期,医和儒之间形成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医的重要性也不时为文人学士所强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先回头看看本节开头张惟任的说法,张对历史的解说虽然有误,但对现实的观察则值得我们注意,他本人“素不愿薄医为方技”,但现实中习医成名者皆为业儒不成者,却不能不让他对这些人医疗的效果感到担忧。[112]这一认识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时人在阐发“良医良相”说时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是一致的。即他们从一味强调良医的重要性中跳脱出来,反过来思考医学从事者的才智是否与医学的重要性相匹配,并最终提出应该将医学也纳入国家的科举考试的主张。对此,清中期的名医徐大椿(1692—1771年)也有类似的思考,他说: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任重,则托之者必得伟人;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所以势出于相违,而道因之易坠也。[113]这一矛盾颇为充分地表明,尽管包括官僚儒者在内的时人往往都能从道理上和情感上认可医道的重要,但由于习医人士向上流动的国家正规渠道几乎堵塞以及医生基本上被排斥于国家的正式的官僚体系之外,这种认可甚至情感上的亲近,显然都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医生群体的才智水平,既然职业医生多为中下才智的卑微之人,医生的地位也就不难想见了。实际上,关于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身份分类,那就是正史和地方志中人物传的分类,直至清末民初,医生仍无一例外被置于“方技”“技艺”或“艺术”等名目之下,与卜师、书画艺人和棋手等并而立之。在国家的制度性规定和社会的指标性身份认定的框架下,医生身份的提升也就很难有什么空间了。其实,“良医良相”说的不断被引述和阐释,表面上看,似乎是突出了医的意义和价值,但实际上背后真正的意涵还是尊儒崇相,只要稍作考虑便很容易发现,这样的比附其实说明,世人真正认同和尊崇的仍是相和儒,医只有尽量地与其比附,才可能获得地位和声誉。医之所以能跟相相提并论,医之所以“非小道”,并不是医自身具有独特的价值,而是它与相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而良医又都是怀有儒者的心态和道德品行之人。如果仅仅将医当作取利的谋生之道,即当作职业,那就非但仍是被轻视的“小技”,而且也不可能真正成为良医。对此,无论是官僚士人,还是医生,都不仅心知肚明,而且也颇为认同,比如,清代名医叶桂的弟子华岫云(?—1753年)在为其师的著作所作的序言中称:如范文正公虽不业,而其所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者,斯纯以利济为心者也。俗谚有云:秀才行医,如菜作齑者,此浅视医道仅为衣食之计者也。夫以利济之心,则其学业必能日造乎高明,若仅为衣食计,则其知识自必终囿于庸俗。[114]而19世纪的官僚兼著名的通俗医书作家陈念祖(1753—1823年)则就此表达得更为明确:不为宰相便为医,贵之之说也;秀士学医,如菜作齑,贱之之说也。[115]也就是说,医只有行儒道,才贵如相,若只是为了谋生,那就贱如“齑”了。故而可以说,“良医良相”说的不断被引述和阐发,非但无助于作为职业的医的地位的独立和提升,反而强化了人们将其视为儒的附庸的意识。“良医良相”说被反复引述,其实反映出了明清时期医生的身份和地位难以真正“向上提升”的窘境。[116]可见,“良医良相”说既不曾在11、12世纪推动了儒医的兴起和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未能在后世不断地被引述和阐发中对改善和提升医生的职业地位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其非但没有在事实上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在内在机理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功能。由此可见,目前医史著述中关于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说促进宋以后医生地位提高的通行说法,于实不合,于理无据,可谓是未加深思的想当然之说。第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一或类似的名言,是以吴曾在12世纪中期根据社会传言和己意记录的一则范氏逸事为蓝本,经后人不断地概括和改编而于13世纪逐步形成的。这一几无争议地被视为范仲淹所说的名言,并非范氏所言,甚至与他本人无关。第二,范仲淹“愿为良医”的故事,即便不完全为空穴来风,至少也在12世纪中期以前全然未对社会造成什么实际的影响,更何况其并不属实,故而所谓范仲淹愿为良医之说推动宋代儒医的兴起和医生地位的提高的说法,不过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论,实际上,应该是后者催化了范仲淹故事在“历史”上的诞生。第三,从12世纪末开始,范仲淹有关卿相与良医的说法开始被人所引述,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其的引述日渐频繁,而且引述者的身份、引述的文献范围也不断扩展,到清代还进入蒙学教科书,遂成了几乎家喻户晓的名言。第四,后人在引述时,除了以自己的方式和意愿做文字上的修整外,也不断地对其意涵做出引申和发挥。后代,特别是明清时期,人们日益细腻而深入地对良医和良相之间的关系做了阐发,不仅密切了儒和医之间的亲近关系,也让医在“百工”中的地位得到了凸显。这样的比附,不仅便利了医成为社会上大量“寒士之退步”,为寒士习医提供引导或心理的安慰,而且也促发士人开始反观医生的素质,并觉察到医的从业者的才智与其重要性不相匹配。第五,“良医良相”说的出现与反复被引述和阐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医生群体文化素养的改善,并促进了医学图书市场的繁荣和民间医疗资源的丰富,进而推动学术医学传统的不断发展。但在国家相关的制度性规定和社会指标性身份认定的束缚下,明清时期医生的社会地位其实缺乏可能提升的空间。而且,“良医良相”说本身,也无助于作为职业的医生的地位的独立和提升,反而强化了人们将其视为儒的附庸的意识。所以那种认为“良医良相”说促进了宋以后医生地位提高的通行说法并不成立。最后,无论是宋元时期医生社会地位的有所提高,还是明清时期医生身份和地位的难以提升,虽不无社会文化的诸多因素的配合,但根本的还是主要由国家对医学和医疗事业的态度和制度规定所决定的。“良医良相”说这类被不断重复的概念,虽然也会在社会上产生细致和持久的影响,但显然无力突破国家的制度框架和社会主流身份认定所形成的束缚和局限。国家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本文选自《追寻生命史》（余新忠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原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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