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学通论》序言（三）

yzsr273 2022-09-30 发布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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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之谱学

到了唐代，谱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并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它与唐代整个史学一样，其编撰权几乎皆为官府所垄断。它既是伴随门第制度而发展起来的，自然就成为维护门阀豪族利益的工具。唐政权建立不久，当权者很快就发现这个工具对于它提高政治集团的社会地位、调节地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巩固其政权统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不惜花费巨大代价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力量编撰大型的谱牒著作。这就说明唐代的谱学，主要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几部大的谱牒著作亦皆为官修。这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最大的不同之点。正因如此，谱学到了唐代，在谱学家内部便产生了分裂和对立。正如柳芳所云：“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敬淳）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1]这就说明谱学家们在划分“右姓”的标准上，是存在着很大分歧的，当然在所编撰的谱牒著作上就必然出现不同的分类主张。这就是政治斗争在谱学上的反映。

众所周知，隋末农民起义，曾打乱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制度、世家豪族一度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使它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都大为衰落，出现了所谓“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2]的现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氏族地主并未因此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反，在唐朝政权建立以后，虽然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显赫声势，但在社会上仍有很高的地位和一定的势力。就连唐太宗的许多重要大臣，也都争着向山东士族攀婚，当时三品以上之官，“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3]。特别是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世族，更是以士大夫自居，妄自尊大，嫁女时必多方索取聘礼以抬高其身价。这种情况，甚至使得唐太宗已深深感到不安，认为如再发展下去，势必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动摇新政权的巩固。所以他在一次诏令中就曾严厉指出：这些士族，“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竟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惟此敝风，未能尽变，自今已后，明加告示。”[4]已经发展到需要用行政命令予以禁止，问题之严重程度于此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新建立的唐王朝政治集团，其皇室虽自称为陇西李氏，属于关陇士族，但其开国元勋和枢要大臣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庶族地主、农民起义的将领和寒素之家，如李鄖在临死前还称自己为“山东一田夫”，唐太宗曾称魏徵为“田舍翁”，如刘洎、马周、张亮等都是来自寒门。他们虽掌有实权，但其出身和士族还有一定界限，社会地位和影响自然还敌不过山东士族和江左名门。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提高皇室新贵们的地位，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因此从唐太宗开始，一直很注意利用谱学作为其斗争的有力工具。还在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便“诏［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5]。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一则是要对全国谱牒进行一次清理审核工作，考定其真伪，这就说明当时谱牒很混乱，许多门第低下的庶族地主，为了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往往伪造郡望，篡改谱牒。再则就是对现有官职人员加以评定，其标准就是“忠贤”与“悖逆”，这实际上就是唐太宗编修《氏族志》的两条原则。即既承认历史，又肯定现实。这中间自然是包含着调和的意味。可是高士廉等人大多数出身于旧的士族，受旧传统的影响较深，因此，新编《氏族志》原想借以抑压山东士族的地位，而其初稿竟仍把黄门侍郎（正四品）山东士族崔民幹列为第一等（共分九等）。唐太宗看后大为不满，严厉地指出：“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支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祇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抑。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人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6]由于高士廉等人对唐太宗所作编修《氏族志》的精神实质领会不进，以致修出了使唐太宗很不满意的初稿，迫使唐太宗不得不再作出更加明确的指令性的原则。即“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按照这一新的精神，对该书重加刊定。重新修定的《氏族志》，将皇族列为第一，外戚列为第二，崔民幹列为第三。对于这次编修《氏族志》的过程，《资治通鉴》里有一段较为全面的叙述：“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荀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恶之，命士廉等遍责天下谱牒，质诸吏籍，考其真伪，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幹为第一，上曰：'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卬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幹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7]这就将法令制度通过谱牒著作的形式，把全国旧望与新贵的地位固定下来，使那些本不为士族的新贵进入了士族行列，从而也压低了原有旧士族的地位，于是形成一个以皇族为中心，功臣、外戚为辅佐，包括原有旧士族在内的新士族集团。由此可见，谱学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是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武则天当权以后，她依靠庶族官僚孝义府、许敬宗等势力，贬杀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为了进一步打击关陇集团，巩固她的政治势力，她于显庆四年（659）便通过唐高宗下诏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理由是《氏族志》不叙武后家世。对于这一举动，《旧唐书·李义府传》中有段记载乃透露出真实情况：“义府耻其家代无保（不是名门士族），乃奏改此书（指《氏族志》），……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义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犹相矜尚，自为婚姻。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8]这么一来，只要够得上五品官的，皆可进入士族行列，就连兵士得军功升五品者也在此范围之内。这就把士族的范围更加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士、庶的合流。因此，这次改订《姓氏录》，是对旧士族营垒的一次更大冲击。像原来的《氏族志》中无名的后族武氏竟被列为第一等，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神龙元年（705），谱学家柳冲上书，言太宗时修《氏族志》，“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请改修氏族”。“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至先天初，冲始与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陆象先及徐坚、刘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开元二年，又敕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录》，奏上。”[9]这是唐朝建国以来第三次大规模官修谱牒，它的宗旨，仍是在于“叙唐朝之崇，修氏族之谱”[10]。此后，官修之谱牒著作，先后还有唐肃宗乾元元年（758）贾至撰《百家类例》十卷，宪宗元和七年（812）林宝撰《元和姓纂》十卷，文宗开成二年（837），林宝与李衢撰《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代宗永泰二年（776）柳芳撰《皇室永泰谱》二十卷，文宗开成四年（839）柳璟撰《续皇室永泰谱》。从上述可见，自开元二年《姓族系录》修成后，唐皇室官修谱牒，无论在规模上与内容的重要上，都远不如以前了。开国以来所修之谱牒，内容多为刊正全国姓氏之等级，辨门第之高下，后来仅修皇室之谱。关于这点，正如瞿林东同志所说：“这种现象，曲折地反映出唐代建立以来的近百年中，士、庶斗争日益缓和（不是矛盾消失了，而是被新的矛盾所代替），士、庶界限日渐缩小，唐代谱学（主要是官修谱牒）作为士、庶斗争的一个工具，已逐渐失去它的重要作用而不断走向衰落。”[11]事实上经过《氏族志》、《姓氏录》等大型谱牒的修撰，用政治手段重新评定了全国姓氏门第，突出皇室和功臣的社会地位，压制旧的士族门阀势力，削弱门阀观念，通过谱牒著作这个形式，使之合法化。六朝以来的豪门士族，经过多次冲击，确实已经衰落凋零。唐后期参加过政治革新的政治家、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视为这种衰落凋零的真实写照。

唐中叶以后，由于皇室不再重视谱牒的编修，因而使得谱牒著作上出现了混乱不实的情况。《新唐书·高俭传赞》云：“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元考案，冠冕皂隶，混为一区。”[12]又宣宗六年（852），宗正寺修图谱官李宏简奏称：“伏以德明皇帝之后，兴圣皇帝以来，宗祊有序，昭穆无差。近日修撰，率多紊乱，遂使冠履僭仪，元黄失位，数从之内，昭序便乖。今请宗子自常参官并诸州府及县官等，各具始封建诸王，及五代祖，及见在子孙，录一家状，送图谱院，仍每房纳，于官取高，处昭穆取尊，即转送至本寺所司磨勘属籍，稍获精详。”[13]以上两条材料充分说明唐朝中后期，谱牒荒废与混乱情况，从而也说明了唐代谱学已进入了低潮。

唐代的谱学发展与魏晋南北朝一样，既有政治上的因素，它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得力工具，又有社会上的需要，直接反映唐朝前期的社会风气。特别是魏晋以来那种门阀观念，在唐初社会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上自开国君主李渊，下至达官显贵，无不以出身右族而自豪。李渊曾一度炫耀自己出身高贵，非常得意。武德元年（618），“高祖尝谓内史令窦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无乃不可乎？’威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今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但忝凤池，自唯叨滥，晓夕兢惧！’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14]君臣二人，相互吹捧，一唱一和，实已达到得意忘形的地步。武德三年，他又对尚书右仆射裴寂说：“我李氏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弥，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惟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15]这里不仅自我吹嘘，而且认为自己出身高贵，比历史上其他皇帝要来得非凡，他竟把萧、曹起自刀笔吏都看作不足挂齿，门第观念在他头脑里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上行下效，君主尚且如此，大臣们自然也都纷纷“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16]。至于出身于庶族寒门的官吏，也都想方设法与“山东旧族”攀亲，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的还冒充士族，篡改郡望。如李义府本是瀛州饶阳的庶族，因拥戴武则天而当上宰相。为了说明自己出身高贵，竟声称是赵郡人（赵郡李氏是山东士族），厚着脸皮和赵郡李氏叙家谱排辈分。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门第观念，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是何等之深！而谱学在其中更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

至于那些旧的士族，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便以婚姻嫁娶作手段对当权的皇室功臣进行斗争。他们利用婚姻上的门当户对来维护其高贵的传统地位。而掌权的新贵们，也都很想与名门士族联婚，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就连开国功臣魏徵、李鄖等人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李义府为其子向旧族多次求婚不得，一怒之下，“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高宗时宰相李敬玄三娶皆山东旧族，史载：“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17]无怪乎唐文宗有“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18]之感慨。既然婚姻要讲门当户对，那么就必须研究、熟悉谱学。这就是谱学在唐代得以发展的社会原因。这股社会风气影响很大，许多著名的史家、学者，尚且从风而靡。如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幾，就曾热中于家谱的编修，先后撰成《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并以自己出身于彭城刘氏这个名门望族，又是帝王之后，累世通显而感到自豪。他还提出，以后“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19]。这一建议，本身就反映了谱学在社会中影响与作用。史书的编撰，是要反映社会现实，魏晋以来，谱学既然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史书加以反映自属理所当然。后来郑樵在《通志》中作《氏族略》实受到刘氏之启示。

至于唐代著名的谱学家，唐肃宗时的学者柳芳曾有过论列，说：“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20]

唐代与魏晋南北朝一样，社会上对谱学看得很重，私人不得随意篡改谱系，否则就要遭到舆论的谴责。赵翼曾引《新唐书·孔至传》云：“至与冲（柳冲）、述（韦述）等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去之。说之子垍，方有宠，闻之甚怒，至惧，欲增损。述曰：'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为人动摇！’”[21]可见当时高门与新贵之间在编修谱牒上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由此，唐代的谱学家无形中也就分成了两派。赵翼还说：“其时有以私意为高下者，人辄非之。……又可见谱学之严，虽有当朝势力，不得遽为升降也。”[22]

综上所述，可见唐代的谱学是魏晋南北朝谱学的继续与发展，但它的作用却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如上所述，魏晋南北朝的谱学，是伴随门第制度发展起来的，是为维护门阀豪族利益服务的。正如上文所引柳芳和郑樵所讲，“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谱籍”、“簿状”是当时用来选官的根据；而划分门第又是根据历代做官的情况，凡是能够列入门阀者，皆为累世冠冕之家。故谱牒服务对象十分明确。而唐代实行的是进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的选举法早已废除，因而它的选官已无需查考“谱籍”、“簿状”了。唐代历次官修的谱牒著作，都旨在突出皇室和功臣的地位，使那些出身于庶族的新贵获得士族的合法身份，削弱门阀观念，对于旧的士族用政治手段加以压制，再通过修谱使之合法化。因此，每次编修，都起到冲击、摧毁旧士族的势力与地位，以达到混士、庶为一的目的。当然，它仍然作为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只不过服务对象和方法都变了。至于反映社会风尚，维系婚姻旧的传统，谱学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到了唐代后期，由于士、庶界限逐渐淡漠，矛盾斗争逐渐缓和，官修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下去。这就是历来学者认为五代以后谱学衰落的症结之所在。因为唐代后期旧的士族已经衰落，再加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给予残存的门第制度以致命打击。所以五代以后，谱学便随门第制度的衰落而衰落了。

（三）宋元明清之谱学

我们说五代以后，随着门第制度之衰落谱学也随之衰落，这是指“专门之学”而言，并不是说五代以后，就无修谱之事。邵晋涵说得非常明确：“自奠系牒之官废，而后有专门之学，专门之学衰，而后有私家之谱。”[23]他把“专门之学衰”的断限划在五代是很有道理的，是符合封建社会谱学的发展规律的。当时钱大昕也说：“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24]这说得就更加明确了。宋代开始，大多以一家一族修“私家之谱”为主，从事统谱编修，或官府主持修谱之事已不多见，宋代私家之谱，以欧、苏两家最为出名，后世奉为法式，修家谱者，“动引欧、苏谱例”。对此章学诚很不以为然，他在《家谱杂议》中对两家书法都分别作了批评。当然，这里我们无需评论章氏的批评是否正确，但由此可以说明欧、苏两家修谱理论对后世影响无疑是很大的。苏洵《嘉祐集》尚载有《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大宗谱法》、《苏氏族谱亭记》等篇，既论述了谱学的起源、发展与衰落，又从理论上提出了族谱的编修方法。由于他以文章著称于世，故其影响更大。这种私家之谱，大体“或推始迁之祖，或述五世之宗，守近而不能溯远”[25]，编修起来易于成功，故历代各地世家大族，一般都修有家谱、族谱。

到了宋代，在谱学发展史上又产生了一种新的体裁——年谱。至于宋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体裁，章学诚曾有过论述，他说：“宋人崇尚家学，程朱弟子，次序师说，每用生平年月，以为经纬，而前代文人，若韩柳李杜诸家，一时皆为之谱，于是即人为谱。而儒杂二家之言，往往见之谱牒矣。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以谱证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谱。盖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好古之士，谱次前代文人岁月，将以考镜文章得失、用功先后而已；儒家弟子，谱其师说，所以验其进德始终、学问变化。”[26]这种年谱，是按年月专门记载某一个人生平事迹的一种著作，它是由传记体发展而来的。被写谱的人物，一般都称为谱主。而这种年谱大多是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学者而作。作者本人又大多为著名的学者。流传至今的最早著作，有宋吕大防的《杜甫年谱》和《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宋人编写的年谱中，谱主有的是历史名人，亦有的是当代学者。如宋人楼钥编了《范文正公年谱》，胡柯编了《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詹大和编了《王荆公年谱》，朱熹编了《伊川先生年谱》，王宗稷编了《东坡先生年谱》，等等。有的人还编写了好多种，如范坰、林禹二人就曾合编了《武肃王年谱》等五种之多。著名史学家李焘则编有范仲淹、韩琦、文彦博、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三苏等人年谱。总之，年谱的出现，为谱学发展，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临将衰落的谱学，又因之而得到了新生和发展。它在史学上的地位和价值也从而得到了大大提高。这种体裁一经提出，后来继作日渐增多，特别到了清代，大为盛行。乾嘉时期风气尤盛，遂出现了历史上谱学发展的第三次高潮。年谱之风特盛，也成为乾嘉时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曾据杭州大学图书馆编《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所收年谱统计，除近人年谱以外，《集目》所收近1800部年谱中，清人编撰者达800多部，几乎占了半数。近又据新出版的杨殿珣编《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作了统计，全书共收年谱3015部，其中成于清人之手者竟达1160余部，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若除去书中所收近人年谱，则比例显然是很大的。在这些年谱中，又可分为几类：一是自著年谱，即谱主生前将自己一生经历谱写下来，或者自己口授由别人代写。清人自著之年谱，比较著名的有《黄梨洲自撰年谱》、《竹汀居士（钱大昕）年谱》（此谱记至六十五岁而止，其曾孙庆曾又为续编一卷，并为年谱作注）、《渔洋山人（王士祯）自撰年谱》（谱主七十二岁时自撰，后六年乃病中口授其子笔录）、《退庵（梁章钜）自订年谱》、《葵园（王先谦）自定年谱》，而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和《梦痕余录》，亦是作者本人自撰之年谱。可以看出，这类自著年谱，谱主大多为著名学者。二是为谱主的朋友、门人或子孙所撰。这类年谱，谱主亦以著名学者居多。特别是挚友和门人弟子所作之年谱，对其友人或老师，不仅生平事迹记载详细，往往学术活动或学术宗旨多有叙述。这样的年谱，其学术价值自然就高了。如《孙渊如（星衍）先生年谱》为友人张绍南著，《吴山夫（玉缙）年谱》为友人丁晏著。至于门人所作者那就多了，像李塨、王源合著的《颜习斋（元）先生年谱》、董秉纯所撰的《金谢山（祖望）先生年谱》、段玉裁所编的《戴东原（震）先生年谱》都属于这一类。他们都直接承受于谱主，闻见最为真切，况且有的还是谱主的得意门生，更能深知其师的学术渊源与宗旨。还有一类，则是补作或改作前人之年谱。这类年谱之作，困难较大，因时代相隔，资料散失，传闻亦少。非得下极大的苦功，深入研究，勤加考证，对所作的谱主著作有彻底的了解，并且还要遍读有关人物著作，否则是不能编出有价值的年谱的。因此，编著这样一部年谱，往往需翻书至百十种之多。当然，有了丰富的资料，也还要有决断去取的组织编纂能力与技巧，否则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乾嘉学者正长于史事之考证，因而补作、改作前人之年谱也就特多。如顾栋高作《司马温公（光）年谱》，顾栋高、蔡上翔分别作《王荆公（安石）年谱》，赵翼、钱大昕分别作《陆放翁（游）年谱》，钱大昕作《深宁（王应麟）先生年谱》和《弇州山人（王世贞）年谱》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学术价值。至于清代学者为什么重视年谱的编修，这与当时整个学术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朝开国以来，多次大兴文字狱，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造成了整个社会学术空气的大变。广大知识分子，钳口不言当代，对于明代历史，更是谈虎色变。于是大搞训诂名物，整理校雠古籍，乃成为整个学术界的风气。而编撰年谱，仅对一人一事之研究，不会涉及当朝之政治，尤其编写学者年谱和补作、改作前人之年谱更是如此，这本身又是属于历史的研究和编写。许多学者既不能私自编写史书，于是就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于编著个人年谱上面，这正是当时年谱之风盛行的社会根源。况且通过年谱的编写，对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就有可能做到具体而系统的了解，这也是促使当时年谱得到发展的学术方面的因素。

在清代，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谱牒组成部分的“表”，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清初以来，史家们对于史表的作用已经非常重视。到了乾嘉时代，他们便将十四史中凡是无表者一律予以补齐。对于前人所作之表，亦进行校正考释。开胆书店汇编的《二十五史补编》，搜集历代考史之作，而其中大部分则为清代学者所补之史表。可见当时补作史表的风气特盛。除为前史补作之外，独自成篇的著作数量亦很多，著名的有陈芳绩《历代舆地沿革表》、沈炳震《廿一史四谱》、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齐召南《历代帝王表》、钱大昕《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万斯同的《历代史表》等。这也说明，当时史表的作用，范围非常广泛，既可表人、表事，亦可表时、表地。许多历史学家不仅创作了各种各样的史表，而且从理论上强调史表在编纂史书中的作用和地位。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还特地写了一篇《作史不立表志》，详细论述了表志在史书中的重要作用：“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并且指出，表是“昉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瞭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27]所以他说：“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28]这就说明，纪传体史书，只有充分发挥表的作用，才能做到文简而事丰，表的功能之大于此可见。朱彝尊在为万斯同《历代史表》一书所作序中亦非常形象地指出，说这部《史表》可“搅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29]。章学诚则说：“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30]特别是纪传体史书，人表更是不可缺少，在他看来，“使欲文省事明，非复人表不可；而人表实为治经业史之要册”[31]。因为“人表者，《春秋》谱历之遗，而类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于史篇，则人分类例，而列传不必曲折求备，列传繁文既省，则事之端委易究，而马、班婉约成章之家学可牵而复也”[32]。总之，经过清代史学家们的刻意经营，史表的作用在各种史书得到了充分施展。可以说谱牒之学到了此时又恢复了它原来的特有功能，即以表的形式表示世系繁衍，只不过它运用的范围更为广泛罢了。现在有些人把谱学单纯地看作是研究家谱而已，有人写文章时直接称作家谱学，这显然说明他们对谱学的含义、概念并不清楚，不了解谱学的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其结果不仅缩小了谱学的研究范围，而且贬低了谱学的价值。（待续）

（本文节选自仓修良著《谱牒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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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九九《柳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78页。

[2]［北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八三《嫁娶》，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28页。

[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44页。

[4]［北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八三《嫁娶》，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28页。

[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43页。

[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43—2444页。

[7]［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35—6136页。

[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69页。

[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下《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72页。